“公正的旁观者”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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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交往与道德情操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换言之，人要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须进行社会交往。和谐交往的实现有赖于社会成员遵循交往规则，道德情操就是这样一种规则，它是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通过外在的舆论压力和内在的自我要求来实现行为评价和约束的社会规范。

亚当・斯密认为，道德情操是本性自私的人所拥有的一种能够克制私利、控制自己的情感与行为的能力。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观中有三个关键同，即“自爱”、“同情”和“合宜性”。“自爱”是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它是人类的一种美德，与“同情”相生相伴，失去了“同情”的制约，“自爱”便演化成具有消极意义的利己主义，即自私；“同情”是指个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努力体会他人的各种情感；“合宜性”即和谐一致，是个人把对自己的“自爱”与对他人的“同情”相结合，保持双方感情和行为的和谐一致，具体表现为：当个人作为当事人时，保持与旁观者的感受和谐一致；当个人作为旁观者时，保持与当事人的感受和谐一致。

那么，和谐一致如何达成？斯密用“公正的旁观者”来回答上述问题。社会中的个人会在心中建立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形象，从第三者的角度来评判自己的感情和行为。这个“公正的旁观者”是基于我们平时作为当事人和旁观者两方面的经验所形成的，既包含了我们对社会的看法又体现了社会对我们的要求，是两者在博弈中取得的平衡。在它的监督下，个人在“自爱”的基础上实现对他人“同情”的最大化，成为具有合宜性的个体。

微信朋友圈的特征

1.虚拟性

微信朋友圈创造的是一个平行时空的虚拟场域，将人际交往从“以物质和能量为基础的活动平台转移到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平台”，交往双方不再受制于物质实体，而是通过数字化终端将信息进行符号化的处理和传输。朋友圈使交往双方的即时互动得以实现，只要携带移动终端，就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朋友的动态并与其进行交流。逼真的虚拟环境还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即使身处另一地，也能够通过对符号的解读来感受朋友此刻的体验。

但是，虚拟的人际交往也带来过度沉溺的问题。在虚拟场域中，个体超越现实世界的限制，在幻象的国度徜徉，获得了新奇体验。这些体验带来的愉悦感常使人“流连忘返”。然而，对现实世界的抽离和逃避终归是暂时的，当个体重新回归现实时，就容易产生极大的不适感。

2.私密性

朋友圈的“圈”字凸显了其私密性的特点。私密性是指个体“决定有关他自身的什么信息应当为他人获知的权利要求”，个体通过控制交往的时间、方式和程度来决定私人信息的暴露程度。

移动互联网赋予了个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动权和自由度，伴随而米的是隐私泄露问题。微信生逢其时，既能满足个人展示自我的欲望，义能提供私密性和安全感。朋友圈的内容只针对微信通讯录好友开放，任何未经允许的个人都无法查看。此外，朋友圈的白定义分组功能还使得用户能够自主决定信息的公开对象。

私密性还衍生出未知性和刺激感。由于个人无法得知他人的好友列表，难以确定双方是否存在共同好友，因而在进行朋友圈互动时，表现出既胆大又克制的双重人格。而分组功能则使得交往双方相互猜测自己是否曾被选择性屏蔽，进而对双方的亲密度进行定位。

私密性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同时，也导致了用户双面人甚至多面人的倾向。用户在不同的分组中采用不同的言说方式、扮演不同的角色，从而获得在现实世界中不曾有过的满足感。但这种满足感是虚假的、脆弱的，一旦这层“窗户纸”被捅破，某种程度的用户心理伤害便接踵而至。

微信朋友圈中的人际交往

1.“公正的旁观者”的倾斜

微信朋友圈是不同于现实社会的虚拟交往场域。现实交往中，人们通过“公正的旁观者”指导自己的情感和行为。“社会映照着个人；对于什么行为可取，什么行为不可取，社会提供了反馈意见。看看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人，他们的‘表情行为’表示着他们对我们的行为的看法。”而在虚拟场域，人际交往似“腾云驾雾”，“腾”的是移动互联网，“驾”的是移动终端，交往对象的“表情行为”则全凭想象建构。

另一方面，在公开交往中，来自舆论的压力和内心的愧疚迫使个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检讨自己的合宜度。而私密交往场域则提供了一个最小化“同情”和最大化“自爱”的机会，毕竟相较于“自爱”，“同情”看似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与论坛、微博等其他社交工具相比，朋友圈私密性更强，自我意识更为浓厚。带着“不会被他人发现”的侥幸心理，朋友圈中的“自爱”迅速膨胀，越过“公正的旁观者”设立的警戒线，对“同情”进行驱赶和蚕食。

朋友圈的虚拟化、私密化意味着社会反馈和他人监督的缺席，每个人都急切地想要被热爱，利己之心暴露无遗。这种利己之心主要表现为“角色扮演”、“晒文化”、“点赞党”和“谄媚者”。

2.表现形式

“角色扮演”是朋友圈中的常态。戈夫曼认为，人的日常生活和交往行为可视作戏剧表演，每个人都是演员，在社会舞台上进行角色扮演。舞台又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个人尽力呈现角色的地方；后台则是真实面目所在。现实生活中，个人由于受到多重社会因素的制约而无法随意选择和改变自己的角色。于是，当手机屏幕将现实与虚拟区隔开来，人们便欣喜若狂地卸下真实生活中的面具，戴上网络世界中的假面。朋友圈成为前台，个人选择性地表现自己，游走于若干个自定义分组中，利用晒图推文、点赞留言‘塑造各种角色。

如果说朋友圈中也存在某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话，非“晒文化”莫属。“晒文化”基于炫耀心态，构成了朋友圈信息流中的一项重要主题：有炫耀外形的，如晒自拍；有炫耀内心的，如装文艺；有炫耀幸福的，如秀恩爱；有炫富的，如拍豪车等；甚至“顾影自怜”、“怨天尤人”也是炫耀心理作祟，炫耀自己与芸芸众生相比显得如此与众不同。符号消费的火行其道强化了人的炫耀心理，朋友圈则给其提供了释放空间。个人期望通过炫耀帖塑造完美或独特的角色，达到引人注目、获得关心、博得赞赏等目的。而“对这种没有根据的称赞感到高兴，是一种最为浅薄轻率和虚弱的证明。这正是宜于称作虚荣心的东西”。

“晒文化”的流行与“点赞党”的仔在密不可分。“点赞”最初来源于各大网络社区的“赞”功能，用于网民对某个内容表达赞赏之情，却在微信朋友圈中生发出独特的意义。面对源源不绝的故事流，个人的信息处理能力显得极为有限，省力且友好的“点赞”便成为交往双方传递意义、维系情感的最佳途径。适度的“赞”确实能带米交往的乐趣，但它“已经日益转化为相互关注的交流痕迹与主体存在印迹的显现”，变成了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机械式的“点赞”是点赞者逢迎讨好他人与强调自我存在感双重要求下的产物。

“谄媚者”是“点赞党”的比较级。现实生活中，人们为避免“虚伪”、“做作”等负面评价，在“表演”时会有一定程度的收敛。而在朋友圈中，有关用户的一切信息都是由用户自己提供的。为了赢得他人好感，谄媚行为表现得更为直接，尤其凸显在与“弱关系”交往的过程中。弱关系即为一股相识的关系，比如朋友的朋友。相较于亲朋好友等强关系，弱关系由于信息重叠度较低，能提供的帮助也就更大。朋友圈通过强关系带动弱关系的发展，弱关系的增加则使其成为获取社会资本的理想场所。在开发弱关系的过程中，有求于人的心态常导致阿谀奉承式留言内容的生成。

结语

作为拥有广泛用户群的杀手级社交应用，微信的正负效应都应获得重视。“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朋友圈引进了人际交往的新尺度，是超越时空限制的交往模式；但它也弱化了现实人际交往规则的权威性，挣脱了道德情操对本我欲望的必要限制，这种对道德尺度的僭越是不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

哈贝马斯说：“我所说的交往行为是由符号协调的互动，它服从的是必须实行的规范，这些规范决定交往双方之行为，而且至少被两个行为主体所理解、承认。”也就是说，交往行为要求个人遵循公认的社会规范并通过诚实的对话交流达成理解和一致。这与斯密提出的“公正的旁观者”、“合宜性”概念有着相同的意蕴。

然而，朋友圈中的人际互动愈发偏离诚实的轨道，作为道德准绳的“公止的旁观者”在虚拟性和私密性的共同作用下发生倾斜，消极意义的利己主义占了上风，个人的感情与行为愈发不合宜。人际交往的迷人之处本在于达到感情卜的一致，而朋友圈中看似和谐的“你来我往”却隐藏着对“工具理性”的崇拜。道德情操的式微意味着人际交往的异化，朋友圈是圈住了朋友还是困住了自己？在虚拟世界不断侵蚀现实世界的今天，这是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