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回到自我”的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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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就在美术馆附近，每次在这个地方，就在想，如果晚上从这里的窗户看出去，看到月亮慢慢升起来，会是什么感觉。”F在我组织的故事会活动里面分享她对于夏天的感觉。她有一张质朴单纯的脸，从穿衣打扮到气质，形象和一般意义上的文艺青年有着本质区别，可能因为这样，这句话从她口中说出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真实感。她描述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光芒，我感觉自己也好像沉浸在那个诗意的意象里。

就在这次聚会不久前，我约F在一个餐厅见面，请她谈谈对自己身份的理解。和上次走访的杨箕村村民一样，F也有着一个稍显特殊的“地主”身份，她所在的村子在白云区，虽然不大，但也因着城市新移民的涌入而共享着“城中村”发展的红利。家里一栋房子在出租，她其实不太为柴米油盐忧心，因而也有了更多时间可以发展自己。和所有人一样，她经历着城市变革带来的得到与失去。如果说舞狮队、龙舟队的参与者，那些阳光下黝黑的肌肉、汗水，似乎是男性气质和宗族仪式在城市里更新的象征，那么F所投入很多的活动则似乎更有女性的特质，她对艺术、教育有超出一般的理解。 将人打回原形

F个子娇小，打扮既不时尚也不文艺，更接近家庭主妇，头发常常用发卡梳到脑后，眼神清澈，说话语速挺快。你很难想象她比那些留长发、穿长裙、手里拿着烟，三五成群讨论艺术的艺术家、准艺术家，或是文艺青年们更加铁杆，至少在我眼中是这样。

我们最早结识是在民众戏剧圈子，具体在哪一次相遇已经忘记。也曾一起演出过，当时我给一位朋友的短剧做音效，而她独自做了另一个演出，结束后，一桌人笑说她剧中的几个BUG，但她不以为忤，纯真的笑容依旧。几年来，就是这样偶尔在活动或工作坊中碰到，交谈不多。

一次我们一起看香港导演邓树荣的戏，在正佳广场，舞台在某一层，她已经第二次看了，提早在再上一层的咖啡店占好位置，招呼我们过去：“这里是最好的位子！”演出后拉着导演探讨艺术问题，那份单纯执着让我们都佩服。

我问，你眼中的艺术是什么。她托腮想了一会，“艺术是将人打回原形，修炼成妖。”我被这句话惊到了，她接着解释，我们日常的生活，“常常是把垃圾当食物”，而艺术就起到了“吸尘器”的作用。聊天中我几次被这样深度的话所触动，看得出来，这是从F心里发出的声音，是直觉而不是思考或分析，也不是知识学习的结果。

是的，这番谈话常常将我带回头脑或确切说是心灵中一个很少被触及的地方。那时在北京，十多年前，校园外面就是最负盛名的书店雕刻时光，在最初的认识里面，不单艺术是风格化的，连艺术爱好者也是―咖啡馆装修得很有文艺情调，墙上书架堆着一些令人敬仰的作者的书和各种小众音乐唱片，灯光昏暗，角落有猫，里面坐的人连面相都是那么艺术。他们抽烟、喝酒，这里仿佛是另一个法国左岸。是的，艺术一直给我这种感觉，它必须是小众的，必须是美的，必须是与众不同的。它甚至是一种不被察觉的暗含着中产元素的时尚，影响到一群人的谈吐、衣着、举止、修辞。而假如一个人的标识不够艺术，那么他/她似乎也不被认为和艺术有所关联。

回到广州很多年，我自己也很少参与艺术圈子的活动，这当然和性格，但其实也和广州的氛围息息相关。这是一个关心食物的烹制多于关心餐馆装修风格的城市，一个人们谈论柴米油盐多于谈论文化活动的城市，简而言之，这似乎是一个关心物质多于精神的城市。

一个也爱好艺术、同样在北京上过大学的中学同学和我说过这样的话：“在北京，你感觉就算一无所有也可以很快乐，但是回到广州就不可能。”这种观察有它的道理。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广州就是一个那么物质的城市吗？ 务实在艺术中

F的思维很发散，一会会专注回答问题，一会又和我探讨起马克思的“冲突”论。“冲突到底是怎样产生的，不同的哲学家怎样论述这个问题？”这是她现在修读的社工本科课程要做的作业，看得出这个问题激起了她特别大的兴趣。我想起了很多年前读大学的时候，在我们这些傲娇而不知所谓的大学生中间，有时候会夹杂了那么两三个旁听课程的社会人士，他们职业各异、神色各异，但同样拥有我们都比不上的对艺术、知识和真理的超乎想象的渴慕。

这可能是F的情况，几年前，她是一名专业会计，一边上班，一边拿上班赚的钱来上心理课和戏剧课。曾经是工作狂，后来因为机缘巧合，参与公益圈的许多艺术和教育培训课程，一度成为某个著名公益组织的兼职财务人员。现在她已经彻底自由身，变成我们羡慕的悠闲人士，同时修读社工课程。她特别强调，自己很幸运，当年一开始认识到的都是广州公益圈子最优秀的人。

我问以前和现在，这两种生活状态有什么区别，她说，“以前感觉有点分裂，现在更加像一个整体，可以沉下心，解剖自己，面对冲突。”我意识到冲突是一个在F的生活和思绪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关键词，在后来的聊天里，我了解到F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她有小孩子，非常关注教育问题。尽管F自己没有提到，但我发现，无论是学习和关注艺术、社会工作，她其实都有一个核心的关注。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回到广州生活多年，开始参加当年在北京只会旁观而没有参与的剧场，是因为它的角色（或是我自己的角色？）已然转变。

在当年我所观察的大学生群体里面，和诗歌、音乐、电影一样，剧场有着自己的语言―艺术更多是一种需要由展览-观赏-评论这个过程来完成的小圈子游戏。在林少华、孟京辉积极探索先锋剧场的1990年代，大学生趋之若鹜，剧场是知识分子表达的工具，它在趣味上是精英的，内容上是充满人文关怀的，而形式上却是先锋的。年轻人迅速而积极地沿袭了这些语言，就如同1980年代全国年轻人都在修习现代诗一样。但到后面，当形式超越了内容，展览的意义胜过了表达时，我开始不再走进学校内外的小剧场。

但工作多年以后，剧场又突然成为我释放工作压力，从更多角度理解社群、文化、人性―这是新闻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的渠道。我虽然没有特别关注的议题，却确确实实是从自己的需要、自己成长出发去再次接近艺术，这和F有着本质的相似之处。 去风格化的广州

这个也是我们所认识的广州―它可能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一个非常风格化和符号化的艺术氛围，直到现在，从事文化事业的朋友聚在一起，偶尔还是会说到，工作机会在北京、上海、甚至深圳都要更多、更好，文化活动也要更多一些。但大家还是选择留下来，广州确实有它的吸引力―如同F所说，艺术可以“将人打回原形”，广州也有这样一个氛围，它可以将人打回原形，将最本质的一些东西留下，因为它有一种务实的风格。这种务实不单体现在商业中，也渗入在艺术中。所以在广州，真正喜欢文艺的人，可以很多年隐忍地仅仅因为艺术的回报而做，而不是为了一些附加的价值，我身边的不少朋友就是这样的典型。他们是律师、教师、医生、银行职员、工程师，他们表面上一点都不文艺青年，有时候穿着也很土，他们也很少去咖啡馆对艺术和人生侃侃而谈，但他们默默地学习、演出，然后继续上班、下班。

回到“将人打回原形”的艺术观念，我理解F所说的，是她在艺术中发现一种对身心灵的净化功能，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观念和美学观念。在这种观念里，美，或者艺术，是有功能性的，而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如同F一样，她参加很多戏剧工作坊，看戏，听大导演的讲座，最本质地，她其实在探求人的成长。

“最想做的，其实是教育，但是现在觉得自己还没有这个能力。我不想自己也像其他老师一样，把小朋友培养成机器人。在中国，见到一个是人的老师，已经很难得。”她话一出，我又一惊。F有自己的许多观察，说出来常常让人惊讶，但细思之下又有她的道理。

我们还谈论了其他话题，我发现，F非常关注社会问题，她对社会的关注，甚至不比我这个媒体从业人员要低。究其原因，可能还真的不能和她的自由身脱去干系―但是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她的关心是从一个切身的角度出发，而非传统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的宏观角度。

无论如何，我在这次对话里发现了一些以前从来没有留意的东西，是F身上，和我自己身上的，也是许许多多这个城市生活着的普通人身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