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吴敬琏“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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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年末的“2004中国信息化推进大会暨应用案例展览会”上，聆听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做的题为“信息化与可持续发展”的主题演讲，总感觉有许多问题要向老先生讨教。

面对进入第11个5年计划以后，各地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导致整体经济过热，我们资源支撑能力不足的严重现象，吴敬琏先生明确提出了“到底新型的工业化道路怎么走”的问题。

应该说这个问题已经是一个老问题了，答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给出来，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这次问题是在十五届五中全会2000年提出要走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来支持信息化之后。吴先生从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进化的角度指出，中国目前这种主要依靠资本投入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必须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生产和交易效率，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效率的提高依赖于以下三个因素：第一、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技术进步就不是依靠经验积累了，研发从原来生产过程的附属物变成一个独立的部门，研发和加工的分离使得技术进步大大加快，提高了生产效率；第二、服务业的发展，其对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交易成本在成本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了。吴敬琏先生引用诺斯的估计说明，国民收益中用于交易的成分占47%，甚至更高；第三、信息化，信息化的作用也是降低交易成本，因为交易成本的主要内容就是处理信息的成本。

那么是什么导致2000年中央提出的改革路线“进入21世纪以后没有像原来预想那样发展”呢？吴敬琏先生认为没有明确谁来调整，是市场调整还是官员调整，怎么调整？是用市场的方式来调整优化还是用行政手段来调整？从世纪之交的经营城市、形象工程到21世纪初的发展重化工业是旧的发展道路死灰复燃的根本原因。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求加快改革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力求发挥价格的调节作用，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才能主要依靠效率来实现增长”。这是吴敬琏先生的新答案。

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人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中国的GDP在飞速增长。然而不幸的是，在中国市场经济总是偏离理论的轨道，它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总是脱离中国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期。让我们举例说明这一点：

首先，按照市场经济理论，相对于高速的经济增长会出现通货膨胀和就业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GDP）年均增长达9.3%，但过去6年伴随它的却是通货紧缩和中国失业率的攀升。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长达6年的通货紧缩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行。在此期间，中国GDP的增长率维持在7%～9%之间，货币供给（M2）的增长率维持在12%～20%之间，可价格指数却在100或100以下。据推算，GDP每增1%，净增80万至100万就业岗位。可中国的失业率却没有因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而下降，相反，它一直在稳步上升。城镇登记失业率可以看作是一种最为保守的估计，它长期以前就是一条上升的曲线――城镇登记失业率1985年为1.8%，1992年上升为2.3%，1999年为3.1%，2001年为3.6%，2003年则为4.3%。

其次，按照市场经济理论对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作出的分析，一个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国家科研力量和服务业都会飞速发展，二者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率。但在中国我们却看到了相反的现象，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科研能力基础在跨国公司的步步紧逼之下越来越脆弱，目前已在我国形成了对技术的控制和垄断。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呈逐年递增之势，平均增幅为20%，但在迄今为止的18万余件发明专利申请中，来自国外的申请占了87.8%；对我国“十五”期间重点发展的移动通信、集成电路、数字电视、光通信等技术领域的分析，国外专利申请的比例更是占了85%以上；目前高速发展走向工业化的中国，服务业占GDP产出比重只占34%，明显低于发达国家（60%～75%）和一般发展中国家（多为40%左右，印度为50%），而且进入第10个5年计划以来我们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

最后，按照市场经济理论，经济的增长会加强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但在中国我们看到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却看到一个又一个国家战略产业被大跨国公司殖民分割，从IT业到汽车飞机制造业都是这样。那么国民的生活呢，尽管我国政府一直想方设法地扩大内需，但内需占GDP的百分比却在以每年0.6%的速度下降，2003年中国最终消费率约为57%，比最近10年世界消费率平均水平78%少20多个百分点。

面对这些冰冷的现实，面对吴敬琏先生对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又一次给出的答案，我们要问：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没有像历史上所有那些后发国家一样强大的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能自动将中国引向新型工业化道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