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字改革背景下的人名用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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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战后的日本在民主化以及反思历史的背景下,政府对汉字采取了限制使用政策,先后制定了《当用汉字表》和《常用汉字表》,对常用汉字数量、字体、读法作了规定。与常用汉字维持比较稳定的状态不同,日本人名用汉字在战后几十年中经历了多次调整,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

【关键词】日本 汉字改革 人名用汉字 历史演变

国内对日本汉字的研究,多以汉字的整体为出发点,从字源、字形、字义、读音等各个层面进行,比如成春有、何华珍等,但对日本人名用汉字进行专项研究国内并不多见。另一方面,日本自二战结束以后,由于原来以家族为单位的大家庭结构逐渐向“父母加孩子”的小家庭结构转变,加上经济的高速发展,国民意识的抬头,人们对人名用字的关心日益高涨,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特别是近些年来以姓名学理论为指导,阐述给孩子起名要点的研究成为热门。在人名用汉字方面,满字二郎、阿哲次等都对日本人名用汉字的相关历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日本人名用汉字的定义

在日语中,日本人名用汉字(以下称人名用汉字),既不同于日本人名汉字(以下称人名汉字),也不同于日本人名用字(以下称人名用字),这三个概念的所指既有不同也有交叉。

人名用汉字。它是指不包含在日本常用汉字中可以用来给孩子起名的汉字,是日本官方推行“汉字限制”政策的产物。

人名汉字。它指的是能够用来给孩子起名字的汉字。它是由日本政府规定的常用汉字和不包含在常用汉字中的人名用汉字构成的,即人名汉字=常用汉字+人名用汉字。

人名用字。它所指范围最为广泛,包含了常用汉字、人名用汉字、片假名和平假名(变体假名除外),即人名用字=常用汉字+人名用汉字+假名(变体假名除外)。

由此可见,这三个词的外延大小是不同的,人名用字大于人名汉字,人名汉字又大于人名用汉字。此外,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当用汉字表》,还是20世纪80年代制定的《常用汉字表》,都没有把人名用汉字列在表内,而是采取在表外另行考虑的方针,换言之,都是把人名汉字和人名用汉字区别对待的。三者之中,人名用汉字的情况最为复杂多变,更具有日本特色。

现代日本人名用汉字的演变历史

战后初期至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相对平稳期

第一,《当用汉字表》的诞生及其反响。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国语平易化的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使所有国民都享有读书识字的权利,而不是让知识只掌握在少数知识分子的手中”。①汉字被认为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大障碍,因此,当时的有识之士们都认为汉字的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对于汉字究竟该如何改革却众说纷纭,争议颇多,其中最大的争议在于是否废除汉字而代之以表音文字。②由于各种意见僵持不下,日本政府最终选择了一种比较折衷的方式――对汉字实施限制政策,在1946年制定了《当用汉字表》,规定了1850个汉字作为当用汉字,对一般社会生活中使用的汉字进行了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表的前言中有如下表述:“关于固有名词,由于在法规上和其他方方面面有着重大的关系,所以将另行考虑。”③然而,在以后的几年中,所谓的“另行考虑”一直都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人名用汉字实质上是以《当用汉字表》中的汉字为标准来强制执行的。这一点从当时《户籍法实施规则》第六十条规定得到印证:“能够给孩子起名的汉字为《当用汉字表》中规定的汉字。”《当用汉字表》颁布之后,受到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用《当用汉字表》对人名用汉字进行限制的做法更是饱受非议。

第二,《人名用汉字别表》的诞生。由于用《当用汉字表》来对人名用汉字进行限制给国民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导致社会矛盾的日益表面化,加之当时主管户籍行政工作的法务府已经开始审议户籍法的修正案,准备建议国会在户籍方面对人名用汉字政策作调整,这使得主持国语政策的国语审议会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在这种局势下,在1951年3月9日召开的国语审议会总会上,新设了“固有名词部会”,专门领导研究有关固有名词的对策。在此次会议召开不久,该部会长宫泽俊义和时任日本国语审议会会长的土岐善一起对法务委员会进行了拜访,就人名用汉字今后的取向进行了磋商。在接下来的2个多月时间里,国语审议会召开了多次会议,对固有名词特别是人名用汉字问题进行讨论,做了大量的调查及收集资料的工作,于1951年5月21日召开的国语审议会总会上发表了《关于人名用汉字的建议》,其主要观点可归纳如下:明确指出人名用汉字是国语政策中重要的一环,阐明了使用“常用平易”汉字限制人名用汉字的正当性;在不伤及《当用汉字表》权威性的前提下,考虑到人名用汉字的种种现实情况,可以做出一定的让步;建议除了《当用汉字表》所包含的1850个汉字外,另行规定92个表外汉字可以作为人名用汉字使用。

在国语审议会的努力下,1951年5月25日,日本内阁以《内阁训令・告示》的形式,将由92字构成的《人名用汉字别表》予以公布,并对户籍法施行规则第六十条做了修正,规定可以用来给孩子起名的文字为:1946年11月内阁告示的《当用汉字表》内的1850字;1951年5月内阁告示的《人名用汉字别表》中的92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变体假名除外)。至此,长期饱受争议的人名用汉字问题暂时得到解决。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频繁变动期

人名用汉字的演变与修正。《人名用汉字别表》施行之后的20多年中,虽然也有来自各方面反对的声音,但作为当时一种比较折衷的方案得到了维持。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名字爱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年轻一代父母给孩子取名时更加追求“时代的个性化”、“感觉上的西洋化”,《人名用汉字别表》已越来越与时代的发展不合拍了。在这种背景下,特别是在法务省的迫切要求下,国语审议会于1976年7月制订了《人名用汉字追加表》,新增28个人名用汉字,由此人名用汉字限制政策出现了松动,此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进入了人名用汉字的频繁变动期。人名用汉字从1976年到2009年先后增加了九次,至2009年4月30日,合计已达985个。

除了人名用汉字字数变化之外,还有以下两点重要的变化值得我们关注:一是有关人名汉字用字表的变化。除了1976年出现的《人名用汉字追加表》之外,1981年制订了《常用汉字表》取代《当用汉字表》,与此同时,制定了《人名用汉字许容字体表》。2004年又将《人名用汉字表》与《人名用汉字许容表》整合为《汉字の表》。从表的命名变化上我们可以注意到已经不再使用“人名用”这个词了,折射出人名用汉字政策由限制到松绑的一种总的发展趋势。二是人名用汉字管理机构角色的变化。《当用汉字表》时代及以后的30多年中,人名用汉字的政策制定者是文部省下面的国语审议会,具体政策的执行者则是管理户籍的法务省。到了1981年,人名用汉字的决策权由国语审议会转到了法务省。进入21世纪以后,一直以推行废除汉字、限制汉字为重要使命的“国语审议会”被“文化审议国语分科会”取代,使得日本的国语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以后,对于汉字的使用问题不再单独提到国体的高度,而在更为民主、更为宽松的环境中进行。④

人名用汉字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变化频繁,究其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由于时代的变化,人们对名字“个性化”、“国际化”的追求日益强烈,要求缓和汉字限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人名用汉字本身存在着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名用汉字“私有的、自由的”性格与“社会的、受约束的”性格之间的对立;历史上《人名用汉字别表》中汉字的选择不成熟,随意性较大,存在着不科学、不合理的地方,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人名用汉字管理机构的交接,“法制审议会”虽然总体上延续了汉字限制政策,但对于人名用汉字的字数限制却并不像“国语审议会”那么矜持,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越来越重视倾听民众的声音;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以及字形、字体的整理统合等对人名用汉字的变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人名用汉字今后的走向

日本人名用汉字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上世纪50～70年代为“限制”,70～80年代为“缓和”,90年代以后为“松绑”。日本人名用汉字的将来会走向何方,可能没有人能够定论。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前困扰人们的人名用汉字难读、难写的问题,已经显得并不那么突出,人名用汉字的计算机输入问题逐步得以解决,汉字字体、字形的整理、规范工作也在不断深入,这些都为人名用汉字的“松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由于汉字的总量非常庞大,加之字体、字形等方面也存在着各种差异,人名用汉字的无限制扩充必然会带来诸多混乱,甚至可能出现对日本文字系统进行颠覆的事情,这不是日本政府和国民所希望发生的。因此,可以预见,今后人名用汉字还有继续扩充的可能,但必然还是有限度的扩充。此外,一些人名用汉字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人名用汉字的读音过于复杂、不同的时代出生的人名用汉字的规范标准不统一等,其今后的走向也值得我们关注。(作者单位: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

注释

①[日]字二郎:《人名用字の後史》,东京:岩波书店,2005年,第10页。

②[日]高俊男:《字と日本人》,东京:文艺春秋,2002年,第169页。

③《官・号外》,昭和21年11月16日.

④刘元满:“日本人名用汉字数量变迁”,《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