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年冬天闯海去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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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每当自己听到或看到媒体报道打“老虎”、拍“苍蝇”的消息，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我们那辈人当年的廉洁，特别是为此险些葬送6条人命的经历，更如影相随，总是晃在眼前。
那是1960年初冬。我在沈阳市商业局下属的联营公司任人事科长兼工会副主席。当时，由于天灾惨遇“人祸”，人们普遍吃不饱肚子，以致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就拿我们那个当时名气还算满大的商业国企来说，上百号职工由于极度缺乏营养，绝大多数人都程度不同地患上了浮肿病，上班再“一站”，从早到晚，不少营业员“站”得浑身无力，无一不是强挺着。局领导眼见这种情况，虽说他们手里握有全市紧俏商品供应大权，管吃管喝，但谁也不敢“近水楼台”搞特权，更不敢通过某种“变通”，转弯抹角给职工谋“福利”，万般无奈，只好号召下属各公司各显其能，广开门路搞副业，用生产自救方式，想方设法给职工弄点农副产品，以补充营养，别让一个人倒下去。
根据上级意见，联营公司党总支经过研究，决定让我挑头，成立打渔队去营口海域捕捞海产品。俗话说“有路不登舟”，意指海上危险。尽管如此，公司领导在职工大会上一说出如此想法，立刻得到群众一致响应。会一散，就有13名男职工找我报名。没几天，我便带着这群“旱鸭子”出发了。
一到营口，我即按行前领导交代，马不停蹄地赶到对口单位――营口市商业局找人接头。对方派人把我们送到位于海边的渔业公司，求关系单位把我们这伙刚下火车的人暂时安顿进人家的职工宿舍，但对方提出不能长住，时间越短越好。
为守诚信，第二天我就给13名队员做了分工，能背擅扛的，去买建筑材料，心细沉稳的，去购买渔船和网具，我则去雇船老大。没过几天，大家就在海边盖起了3间房舍，买来两条木帆船和几片渔网，并雇来2名各带一人的船老大。
出海那天，雇来的4个人两人一组，分别带领我们登上两条船，沿渤海西海岸，向锦州方向进发。风顺船行疾。航行中，我船上的船老大见省城来的门外汉都聚在甲板上好奇地观海、望天、逗海鸥，便给大家普及起打渔常识，特别强调船上人只要在海上，一切行动必须服从他指挥。那真叫“实战培训”、“临阵磨枪”。到达捕鱼场，船老大喝令船尾同行：“左打舵！”尔后又命令我们：“各就各位，准备撒网！”船开始向渔场腹地驶去，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伫立船头的“指挥官”。他则扬起手，一味低头查看船下翻滚的波涛，极力判断鱼群所在位置。突然，他将手往下一劈，大喊：“撒网！”这时，与我们并行的那条船也从我们这边船老大的手势上接到号令，两船“旱鸭子”一起忙乎起来，渔网缓缓沉入海中。紧接着，船老大向对面船打出手势，两条船立即调整风帆，并驾齐驱。又航行了一段，两条船开始合拢，随着渔网形成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我们终于看到有鱼跃出海面，先是一条两条，很快便接二连三，最后似万箭齐发。围网最终被两条船夹在中间，双方“船员”开始起网。扣在甲板上的海货有好多种，除刀鱼、鲅鱼、大虾、螃蟹我认识，其它活蹦乱跳的海物我全然叫不出名字。今天想来，那时的海洋资源才叫丰富，我们每次出海都满载而归。
日子一久，新鲜感一过，大家方体会出什么叫“苦”与“累”。先说海上颠簸，回回颠得我们头昏眼花，翻肠倒肚。再说风吹日晒，海上只有风的寒冷，却没半点太阳赐予人们的温暖，人被冻得个个小脸苍白，瑟瑟发抖。而撒网拉网，更是超强度“苦役”，忙乎完，身体就像散了架一样，疲惫不堪。出海回来一上岸，想要好好休息调整一下，那纯粹是“奢求”。因为，我们房舍没取暖设备，屋子冷，原本在海上冻僵的身体迟迟缓不过来，再加上灶房和仓库同处室内，屋里除了烟，就是嘈杂的人语声和脚步声，想睡会儿，实在不容易。相反，只要天气好，翌日还得出海。尽管如此，那时的人不知道什么叫怨言，就认一个字：“干”！每过半个月，公司就会从沈阳派来两台大卡车拉我们寄存在渔业公司冷库里的劳动成果。每在这时，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瞬间将“苦”与“累”抛到九霄云外。
就这样，大概有半年光景，冬去春来。这天，我们两条船刚驶进捕捞作业区，大家正忙乎着准备撒网，我无意中看见一个浪涌将对面那条船抛起，瞬间把那边6个“旱鸭子”全部甩进大海。我脱口大喊：“出事啦！”话音未落，就见那边船老大急中生智，把舵一压，挺起船头，摆正船体，顺手将船边的渔网掀进大海。随后，一边呼喊，一边使劲往上拉网。片刻，落水人相继抓住渔网，他们顺着波涛涌动的推力，借助船老大提携，一个跟着一个爬上船。虽说有惊无险，但大家惊悸未消，两条船只好终止作业，就近向锦州地区王家窝棚岸边驶去。
一上岸，十几名队员情不自禁地相拥在一起，相互询问、安慰和调侃，好一番庆幸。见落海者个个像“落汤鸡”，我便让他们趁天黑前赶去火车站，找车直接返回沈阳，并嘱咐那几个“大难不死”的人以后就不要再回来了。但他们回家只小住数日，又都齐刷刷地返回营口，继续出海打鱼。
队员们一心为公的行为令我感动！同时，也提醒自己今后跟班作业一定要反复强调大家注意安全。这天，我出海刚回来，便意外接到爱人从沈阳打来的长途电话，告诉我头天夜里，她给我们付家生了个大胖小子，问我能不能抽空回去一趟。同时，让我给儿子起个名，以便出院给孩子上户口。闻此，我心花怒放！初为人父，我何尝不想回去？哪怕是只看上一眼，或说上两句热乎话，也算给妻子一个安慰。但是，一想起6名队员刚刚落海逢凶化吉，我这个打渔队长又怎敢离开呢？！于是，我向爱人说明了不能回去的原因，并脱口建议她：儿子就叫“傅海”吧！一来，让孩子日后记住母亲生他时，父亲没能守在身边，那是为工作正和一群叔叔在海上打鱼;二来，帮助父亲记住一个临时打鱼队长永远担负不起的那桩“海难”势必带来的责任。三来，今后一但再发生悬事，把我扔进大海。就让儿子用“傅海”的名字纪念我“赴海”吧！爱人明事理，欣然接受。
1961年6月，单位领导通知打鱼队班师回朝。掐指一算，这段时间，我们共捕捞海产品200余吨，听说基本解决了单位职工急需补充营养的需要。回到沈阳，扑面而来的不是嘘寒问暖;就是声声称赞。过了几天，我才知道由于我们联营公司行动快，因而职工受益早，所以全市商业系统其它各公司也纷纷效仿我们，因地制宜，群策群力，有的办猪场，有的建鸡场，有的开荒种菜，有的鼓捣出榨油坊……五花八门，锦上添花。间或，各公司间还搞起易货交易，我用自家产品去换你家产品;你用自己东西去换我家东西，各取所需，全力丰富“菜篮子”，尽可能让职工吃出营养平衡。如此一来，在那段困难时期，全市商业系统几万名职工没有一个人因吃不饱、或营养不良而倒下。今天想来打渔队当年维护的不仅是人的性命，更守住了我党一直倡导的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