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大纲》与《大纲》中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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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是最能体现马克思思想复杂性的著述。
――美国耶鲁大学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大纲》向我们证明了马克思解释当代世界的持久能力。
――加拿大约克大学马塞罗•墨斯托
马克思的《大纲》即马克思写作于19世纪50年代、由一系列未发表的手稿构成的著述文献。1939-1941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经过编辑整理后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为名出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马克思的《大纲》（Grundrisse，亦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从马克思写作《大纲》的时间，到《大纲》最后以全文的形式公开出版，中间间隔差不多快100年的时间了，而且，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纲》才真正开始在德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中文以及日文等语境中成为学术探讨的热点。可以说，马克思的《大纲》真正经历了一场“百年孤独”，但20世纪60至80年代，以及其后再次掀起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关于《大纲》的国际学界探讨热潮，却让我们看到了一场非常有倾向性的理论努力，那就是通过对《大纲》的文本解读，并立足于当代思考，力图呈现出“《大纲》中的马克思”形象，其基本旨趣或许就在于意大利马克思思想研究者内格里所说的，在文本解读中回到马克思，同时又在当代思考中重新激活马克思的理论努力。
对于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和研究者来说，我们都有必要了解与“马克思的《大纲》”有关的故事，以及关于“《大纲》中的马克思”的故事。今天，我们有了详细了解这一故事的“路线图”了，这就是近期（2011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其“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中推出的一本新译著：《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以下简称《马克思的〈大纲〉》）。
《马克思的〈大纲〉》一书的编者是意大利裔加拿大学者马塞罗•墨斯托，其主要论文贡献者则囊括了当今活跃于国际马克思思想研究界的诸位名家。正如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斯图亚特•霍尔所指出的，马赛罗主编的这本书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大纲》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力；而美国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也认为该书勾画出了一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地图；同样来自英语世界的马克思思想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评价说该书很好地体现了近20年来国际学界关于马克思《大纲》的热烈讨论的最新成果。伴随着这场讨论热潮的是《大纲》的传播与接受的“全球化”进程。甚至有学者认为它是“马克思的著作在近20年中出版数量最大的作品”，是马克思最有吸引力的著作之一。《大纲》全文本已被翻译成了22种语言，32个版本。不包括节选版本，它已经被刊印了50多万册。
从整体内容框架来看，《马克思的〈大纲〉》将所收入的论文分为三个部分，即学界对马克思《大纲》的考证性研究（参见该书第一部分）；《大纲》写作时马克思的生活与时代背景（参见该书第二部分）；150年后《大纲》在全球的传播与接受。其中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则包括：其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商品、生产、异化和劳动（以及劳动价值论）概念等；其二，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发展问题（特别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的划分和关系问题、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问题，以及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性演变问题等）、生态和人的解放问题，以及《大纲》所展现出来的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等问题；其三，马克思思想的文本和文献学基础研究：《大纲》被发现的过程、其内部的编排体例和结构关系（如“资本章”和“货币章”的关系等）、《大纲》与《资本论》的关系问题、《大纲》写作时期马克思的传记研究（包括生平介绍、时代背景以及同时期“关于危机的笔记”和给《纽约论坛报》的文稿等）、《大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与接受史研究。
从其主要学术观点贡献来看，正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前言中所指出的，作为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一部作品，特别“是为《资本论》所做的理论努力的一部分”，《大纲》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意义，所以完全有理由将《大纲》视为处于“最丰硕期的马克思的思想”。作为编者的马塞罗在该书中也是论文的作者之一，力图梳理马克思一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历程，指出《大纲》“尽管没有完成，但它仍然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许多方面都不同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主流解释者所呈现的那个马克思”。英国学者卡弗则指出，《大纲》更像《经济学哲学手稿》而不是《资本论》第一卷，因为在手稿中，马克思的工作方式是随意可亲的，而在正式出版的著作中，其工作方式则更讲究技巧。但是，将这种风格、语气和表述上的差别，与任何更为复杂和基础性的变化相联系，则是过分奢望和不必要的。伍德认为，只是在《大纲》中，历史才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开始真正被人们所认识。福斯特则说，《大纲》成为将马克思的总体分析统一起来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不仅从写作年代上处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资本论》之间，而且还构成了两者之间在概念上的桥梁。特别是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的特点，这在他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中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批判在《大纲》中表现得最为锋利、最为透彻。
基于上述学术贡献，马塞罗主编的《马克思的〈大纲〉》出版后得到了英语学界的好评。美国社会学会杂志主办的《当代社会学评论》认为，马塞罗在该书中致力于让来自全球的20位马克思思想研究专家给我们讲述了关于《大纲》的诸多故事，向我们展示了许多过去不知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线索。从而让我们开始逐渐了解了《大纲》的出版与传播对国际马克思学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说，“所有严肃的马克思学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不仅是对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关于马克思《大纲》讨论热潮的继续，也因其所邀请作者的学术涵养和储备而为这场讨论注入了具有时代性的新鲜话语。《科学与社会》杂志上刊登的约翰•霍夫曼的评论则指出，当今经济危机的时代背景，使得马克思的《大纲》及其研究成果成为当下非常应时的理论贡献。而其中的主要根源正如该书序言的提供者霍布斯鲍姆所言，实乃因为马克思在《大纲》中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至今仍然具有无法超越的说服力的分析和论述。
总之，《大纲》是近年来国际学界热议的一个重要话题，围绕着该话题，学者们展开了关于“马克思的《大纲》”和“《大纲》中的马克思”两个维度的探讨：如果说前者着力于《大纲》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考古“发现”历程的话，后者则强调的是对《大纲》中的马克思的重新“解读”。而对于这一“发现与解读之旅”的全程记录，则是新近出版的译作《马克思的〈大纲〉》的理论努力。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