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万东京人究竟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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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宇峰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浙江利捷咨询首席经济顾问

勤劳缔造了这个弹丸之国的强大崛起，也让他们再次找到他们自己所梦寐以求的最佳世界等级体系位置

当我初来乍到东京的时候，窄窄的东京马路上不仅没有想象中的车流，更没有聚集起国际性大都市应有的超人气。

我工作的早稻田大学处在东京的繁华地:新宿区，从校园的办公室到家大概有一刻钟的步行路程。因为每天工作任务的安排不同，回家的时间各有不同，但令我不解的是，每次回家路上总没有我印象中的熙攘都市场景。而且，不管我何时回家，路旁都是少有的安静，除了几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之外，挨家挨户都是黑灯瞎火、楼门紧闭。“一千万东京人究竟去哪里了呢”？

如此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总是被那些日本同事们轻描淡写地一笑而过。在他们眼中，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现象而已，就如我们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早晚班高峰期拥挤不堪的车流和人流一样。“如果说，日本的地铁在早上上班时间非常拥挤的话，到了傍晚正常下班的时间反而不怎么拥挤，说明日本人每天都准时上班，但很少正常下班”。所以，我在任何时间回家的路上都可以看到那些正下班赶回家的稀疏东京人。据说，这些勤奋的日本阿信们最大的欣慰则是回家之后看到熟睡的孩子。当然，如此忘情的工作热情也出现战后日本社会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日本是目前世界上毫无争议的自杀和过劳死“双料冠军”，每年大概有4万人自杀或者工作中过劳死。

正是日本人这种“为工作而生活”的狂热，才使我根本都没机会看到我想象中的东京印象，一千万东京人似乎就全然遁迹在这一时空之中。也正是日本人对工作的这种过度投资，才堆积出日本在美机密集式轰炸下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在自然资源匮乏和制度的社会抑止背景下，重新创造了世界第二的经济奇迹。根据日本社会学家岩间夏树教授的看法，一个个宛如现代阿信再用“勤奋”二字如今已是低估日本人的工作状况，我们或许应该换用日语中的“猛烈社员”来形容日本上班族戮力从公，可能更加恰当。我想谁也不会否认，勤劳缔造了这个弹丸之国的强大崛起，也让他们再次找到他们自己所梦寐以求的最佳世界等级体系位置。

记得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曾经专门讨论“为什么中国人勤劳但并不富有”这一问题，他首先从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找到了世界上25个国家的劳动时间与人均GDP数据，然后比较之后发现:往往是那些越勤劳的国家，人均GDP反而越低。因此，得出一个非常惊人的推断:越勤劳越不富裕。他的解释是认为往往是那些勤劳国家的民众为了弥补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不得不格外地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少拿些收入，多把一些青春年华耗在饭局和没完没了的审批手续上，这也就产生了我们平常所见的一周一天没日没夜地工作、晚上十一二点还在通电话。不过，我在日本的这段生活经历让我开始怀疑这一结论，从理论逻辑上讲，勤劳的国家也未必就是那些糟糕的制度，这一经验推断可能就犯了最基本的因果谬误:究竟是勤劳导致了贫穷，还是贫穷导致了勤劳呢？如果没有搞清楚这一逻辑进路，那么我们就没办法得出关于勤劳与贫穷的统计推断关系，所谓的回归关系可能就是一种虚假的统计信息而已。一旦此统计推断成为主流的大众思想，很有可能会误导民众的偷懒心理以及对制度改革的虚无主义。我们必须清楚，制度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滞后效应，而不是立竿见影。而且，阿西莫格鲁等一大批新锐制度经济学家的最新研究也表明，一个良好的制度形成可能更多的还是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之中，而不能完全地依赖于一夜之间的大爆炸方式（the Big Bang）。因此，我们仍需要回到最基本面，充分认识到勤劳对一个国家崛起的重要性。

不过,我们也能从陈志武教授的结论中得到一个有益的启示,值得重视和警觉。在改革初期我们或许还可以通过勤劳弥补不良制度所带来的缺失，从而来获得高速的经济增长，而在改革后期，由于新生的制度无法顺势催生，而旧制度的阻碍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此时再勤劳的工作激情也无法补偿制度上的损失，再加上随之而来的收入分配、不利的国际环境等系列社会问题不断出现，情况可能会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