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经营公司税收筹划分析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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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一方面，民生愈发受到关注，财政公共性的重要地位在改革中凸显，另一方面，以“大部制”改革为代表的政府规模合理化的改革也稳步进行。本文通过对最近20年来全国统计数据的计量分析，得出财政公共性与政府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并对政府公共支出和政府机构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一、引言
财政公共性作为财政的基本属性，凸显了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职能，表现为政府实现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提供社会公众所不愿提供、无力提供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活动的相应财政支出，要求政府政策考虑国民利益，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正是强调了加强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建设的重要性，客观上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有更大的作为；与此同时“大部制”的实行彰显了政府机构精简的决心，追求政府规模的控制。政府规模怎样影响财政公共性？怎样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本文尝试通过对20年统计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财政公共性的研究较早，也较深入，近年来，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目标的提出，财政公共性的研究再次成为理论热点。李一花（2000）[1]通过对财政阶级性与公共性的分析认为，应在承认财政是两者对立统一的基础上，淡化财政的阶级性，强调财政的公共性，并指出应解决好财政支出的“缺/越位”问题，以有利于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建立。崔潮(2009)[2]在分析了财政公共性公共指向、时空依赖、整体性下的层次性等特征的基础上，指出财政支出“越/缺位”现象是财政公共性不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现，主张推进财政公共性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张映芹（2009）[3]指出财政公共性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与国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促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主张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认为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是财政公共性的基本价值理念.
对于政府规模的数量方面衡量指标的选取,国内学者的大多意见统一,王波(2009)[4]认为有政府财政开支占GDP比重、行政机构数量和公务人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重三个基本指标，认为在市场经济下，不能盲目提倡小政府，应找到使市场与政府作用得到最大发挥的平衡点。吕炜，单双（2009）[5]则构建了人员规模和资金规模两种新指标，运用1997-2006年21个代表省市数据运用CLS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正相关的结论。
目前对于政府规模对财政公共性的实现及变动的影响的分析较少，本文想以全国各级政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实证分析，希望得到有效结论。
三、模型构建
由于财政公共性概念的抽象性，目前并无一致认可的衡量指标，考虑到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是财政公共性的实际表现，而前者的获得又是通过财政支出中相应项目形成，因而本文采用将每年政府（各级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财政支出中用于国防、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加总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公共支出水平，用公共服务支出表示，该统计指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家财政主要支出项目中社会文教费（具体包括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教育费附加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这三个指标值的总和。同时考虑为避免价格因素对数据造成不必要扰动，把以1978年价格为基期水平，对其余年份进行平减后的数据作为模型数据；对于政府规模，在数量指标的衡量上可以采用行政机构数量、政府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比重和政府财政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标准。本文采用政府（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加总）消费支出占当年GDP的比例衡量，并免于受价格水平影响，用消费支出/GDP表示。其中政府消费支出这一统计指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前者等于政府服务的产出价值减去政府单位所获得的经营收入的价值，后者等于政府部门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减去向住户收取的价值。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年鉴2006》收集整理，由于文中公共服务支出这一统计指标是新构建的，现有数据资料不能提供相适应的价格指数，暂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代替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运用OLS法进行回归分析。实证分析得到公共服务支出与政府消费占GDP比重成正比，表明财政公共性水平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当期政府规模。同时我们注意到，该模型不能用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解释公共服务支出的全部变动，这说明不能一味靠增加政府消费、扩大政府规模来提高财政的公共性水平，这就为当前的政府机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建议可以阐述为以下几点：
1.加大对目前财政支出“缺位”领域的公共服务支出。所谓“缺位”，是指按照财政公共性的要求，应该但尚未发挥应有作用的财政支出项目。虽然自1990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出以平均每年约为17%的速度增长，但基础性科研、基础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投资比重仍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在这些公共服务领域扩大消费规模，以实现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合理，同时也将提高财政的公共性水平，有助于关注民生的“服务型政府”的建立。
2.逐步消灭财政支出的“越位”现象。与“缺位”相反，在某些领域财政支出干预市场起到了负面作用，即对竞争性领域有较多参与，政企不分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于这些领域，财政支出应有所限制，以免干扰我国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职能的顺利实现。
3.政府机构改革“精简”的基础上更要“增效”。诚然冗员的机构导致行政管理费的无谓扩张，造成资金使用的低效率。“大部制”的改革自实行以来，已取得很好的反响，但改革仅停留在精简机构、裁撤人员上远远不够，盲目追求政府规模的减小更不可取。由以上模型分析我们得知，财政公共性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政府规模，盲目“减员”不但不能“增效”，反而会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所以明智的政府机构改革需要在把人员编制控制在合理水平的基础上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4.合理利用政策滞后效应，提高财政支出资金利用效率。单纯根据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而忽略以往政策的滞后影响制定的政策，可能会在政策实际执行中产生偏差，达不到预期效果或者“过犹不及”。通过对政策滞后效应的研究，掌握其规律，更恰当的安排财政支出，不但可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还能实现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这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财政支出的绩效提升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李一花.试析财政的公共性和阶级性[J].东南学术,2002(2).
[2]崔潮.论财政的公共性及其演进[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5).
[3]张映芹。民生本位时代的财政公共性——基于公共福利价值目标视角的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4]王波.构建适度政府规模的设想[J].特区经济,2009(7).
[5]吕炜，单双.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经济科学,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