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明朝那些事儿》中言官群体的卑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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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推行言官制度，让大臣拥有极大的言论自由。这本是一件好事，能让皇权处于一定的监督之下。但事实却是，明代言官群体大都以权和利为目标，游弋于皇帝、权臣、宦官之间，或迎合皇帝，或依附权臣，或谄媚宦官，其正义性如昙花一现，而其卑劣性却可见一斑。本文将对明代言官群体卑劣性的表现及产生原因以及其历史影响进行探讨。
一、明代言官群体卑劣性的表现及产生原因
作为明代官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的政治舞台永远少不了言官的身影。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明代言官每一次的弹劾、讽谏往往都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人数的“四有”群体活动。从迎合皇帝见风使舵到谄媚皇帝以博欢心；从依附权臣甘为走狗到趋附宦官卑污狡桧；从腐败贪污无所不用其极到枉法残民不顾民众怨声，言官群体的卑劣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当然，言官群体中也不乏刚直敢言的“四铁御史”冯恩、忠贞守节的建文崇祯朝言官、清正廉洁的海瑞海青天之类的优秀言官，但这些人只是庞大言官群体中的极少部分，个别的优秀难以掩盖群体的卑劣。
（一）明代言官群体卑劣性的表现
1.迎合皇帝，谄媚皇帝。万历朝，张居正死后，神宗“有意深罪之”，一些言官“知上意己移”，纷纷跳出来抨击张居正，历数张居正数条罪状。其中江东之、羊可立因最先上疏弹劾而得到神宗重用，一夜骤贵。这样的例子在明代数不胜数，在皇帝所能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诱使下，言官们以私欲为中心，开始集体攻击，少数感觉如此不妥，也只能缄默不言，以防他们也成为攻击的对象。
2.依附权臣，趋附宦官。万历时，张居正主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趋媚附势之徒比比皆是。有的言官为讨好张居正，甘当张居正打击异己的工具，如工部尚书朱衡因性格太刚直而不为张居正所喜，给事中林景想有所表现，就上疏弹劾朱衡刚愎，导致后者罢去。天启时，魏忠贤一手遮天，群臣顺势依附，对魏忠贤歌功颂德。
3.腐败贪污，枉法残民。万历时，言官利用出巡的机会大肆捞取钱财，有的言官在巡视一地时竟然搜刮到了数万两白银，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一言官竟让地方官收取罪犯的罚金和赎金送到他家里。部分言官不仅自己贪赃枉法，而且纵容其家人在地方作威作福，勒索钱财，强夺他人妻女为妾等等，弄得民不聊生，百姓对其恨之入骨。
（二）明代言官群体卑劣性的产生原因
1.皇权的强势和诱惑。皇帝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象征，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言官的身家性命、迁谪调动等具有最终决定权，因此迎合皇帝便成了言官们获取切身利益，捞取政治资本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紫禁城高高围墙内的荣华富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参加科举，取得功名，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读书人出身的言官，在皇权所带来的最直接的财富和权力面前，低下了自己高贵的头颅，放弃了自己曾经坚持的道义，这个时候，皇帝就是孔子。至于万历中后期出现的，群臣与皇帝因立储之事而对着干的局面仅仅只为个例，这很大程度上与万历皇帝疏于朝政并未进行有效的集权有关的，这里暂且不作太多考虑。总体来说，明代君臣关系的基调是君为主，臣为奴，皇帝牢牢把握着君臣关系的主动权，臣子的生杀予夺均操于皇帝之手。作为品秩普遍低下的言官而言，虽有其群体的特殊性，但不能摆脱明代君臣关系的主旋律。皇权的强势和诱惑，一软一硬，共同促成了言官的卑劣性。
2.权臣、宦官和言官存在利益契合点。虽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并不是每个言官都能接近皇帝，其所进行的弹劾、抨击并非都能被皇帝欣赏，加之明代权臣辈出且宦官权倾朝野的现象时有发生，依附权臣和宦官便成了言官们寻求获利升迁的又一途径。结合明代几大权臣，如徐阶、张居正、高拱，几大权宦，如汪直、刘瑾、魏忠贤，我们便不难发现，权臣、宦官与言官之间是有利益契合点的。权臣、宦官想要言官的那张嘴，言官想要权臣、宦官的权和钱。通过收买、招揽一大批言官，权臣、宦官在朝廷里便控制了舆论方向和话语权，在这个言论比较自由明朝，舆论和话语权有时候是致命的。经过言官的一轮弹劾，被弹劾者轻则廷杖贬官，重则充军杀头。这样权臣、宦官不但巩固了自身地位，而且对政敌也起到了震慑作用。而言官倘若在某次弹劾中表现突出，便有机会得到权臣、宦官的赏识，成为其心腹，升官发财也就自然而然。
3.贿随权移。言官负有考察弹劾等大权，巴结讨好言官的官员不在少数，更有甚者，因被言官抓到把柄而赠与言官大量财物，只为息事宁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言官贪污受贿便在所难免。同时在言官群体中，不乏秉性暴虐之人，他们为满足个人私欲，恃权傲物，拘私枉法，为害乡里，手握考察弹劾等大权进一步助长了秉性暴虐的言官的欺压、鱼肉百姓的行径，让他们的欺压变得更有底气和顺理成章。其实，言官权力增大的同时，他们的责任同样在增大，言官倘若不能保持良好的自身修养，倘若他们不能良好的处理权力和责任的关系，他们就很有可能陷入、欺压百姓的泥潭里去。权力具有双面性，它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同时也可以将人推入黑暗的深渊。众多言官无法很好的对待权力，因而将权力扩大化、非法化，进而在使用权力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小人得志、目中无人等卑劣行为。
4.言官职业自身的矛盾性。言官这一职业本是规谏皇帝、监察百官、整治纲纪的正义的象征，但政治现实却让这种正义很难被一一实现。为理想而高贵的死还是为现实而卑劣的活，这是许多言官难以克服的心理矛盾。事实上，在处理很多问题时，言官们都会面临这样的矛盾选择。迎合、谄媚皇帝这于理想不符，对于皇帝的错误还是要指出，可现实是皇帝掌握着言官的生杀大权，皇权有让言官颤抖的力量；趋附权臣宦官这又于理想不符，权臣、宦官要受到更为严格的监察，可现实是与权臣、宦官作对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把自己升迁的机会给弱化了；腐败贪污枉法残民这更于理想不符，言官所要的做的是把民间的疾苦和冤屈系数上达，可现实是低下的品秩、微薄的俸禄让言官连最基本的养家糊口都成问题。就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与冲击中，言官们倍感无奈而却又必须要做出选择，大多数言官眼看理想照进现实无望，只能选择现实而放弃理想。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言官群体的卑劣性有一定的无奈和现实强迫的成分在其中。
二、明代言官群体卑劣性的历史影响
（一）对明朝的影响。言官卑劣性的愈加严重，显示了言官群体素质的下降和其生命力的衰竭，更传达出了明王朝走向没落的历史命运。知识份子一般都为社会精英阶层的代表，言官同样不例外。当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开始腐化，其生命力不断衰竭，这个社会，这个王朝走向没落已是必然。这群本应该具有强大正能量且能够把明王朝从没落的歧途中拽回来的人，却最终慢慢成了把明王朝推向灭亡的一群人。
（二）对后世的影响。言官制度代表的是一种权力监督机制，一种较为民主和自由的舆论监督机制。言官制度让后世之人更加清晰的看到了权力监督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的利弊，为后世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提供了借鉴。同时，言官机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其中的群体卑劣性，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它身上的闪光点：还是有一些言官想要为国家进步，体制完善，穷尽一生的努力，却最终泯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变成尘埃，但是他们努力过，奋斗过，甚至动摇过，他们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仍然让我们肃然起敬，他们在黑暗中照亮的，也许是千百年之后的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