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董娇娆》看汉乐府叙事技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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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董娇娆》一诗在叙事技巧的运用上，既有对汉乐府民歌拟人手法和歌诗演唱模式的继承，又体现出从叙事到抒情的转换。上承汉乐府民歌生动自由活泼的叙事方式，下启汉乐府文人诗融情于事、叙事即抒情的特点，叙事目的发生明显的转移，由对故事或人物的关注转为对情感的关注，抒情成了诗歌的叙事目的。
关键词： 《董娇娆》 拟人 歌诗演唱模式 叙事 抒情
汉乐府中的文人拟乐府诗因影响显著、艺术成就高而屡为人们称道，如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娆》，以及《古诗十九首》。对《古诗十九首》的评价早有公论，而《羽林郎》、《董娇娆》也有自己的艺术价值，正如《诗薮》云：“汉名士者王逸、孔融、高彪、赵壹辈，诗存者皆不工，而不知名者若辛宋乐府，妙绝千古，信诗有别才也。”①这两首诗承袭乐府诗的叙事传统，又有自己的叙事特色，在文人拟乐府诗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羽林郎》的构思、风格绝近《陌上桑》，屡屡为人所提及，而《董娇娆》则较少为人论及。其实，《董娇娆》的艺术手法有着自己的独特价值，本文主要从叙事角度对《董娇娆》在汉乐府发展中的承上启下作用作一探讨。
董娇娆
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春风东北起，花叶正低昂。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纤手折其枝，花落何飘扬。“请谢彼姝子，何为见损伤？”“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归来酌美酒，挟瑟上高堂。
一、拟人手法
拟人手法的运用在汉乐府中并不少见，如《H蝶行》、《乌生八九子》、《枯鱼过河泣》。这些诗选取了蝴蝶、乌鸦，甚至枯鱼等动物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借动物的遭遇来反映社会现实。姑列这三首如下：
H蝶行
H蝶之遨游东园，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接我苜蓿间。持之我入紫深宫中，行缠之傅罔蛹洌雀来燕。燕子见衔哺来，摇头鼓翼何轩奴轩！
乌生八九子
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我！秦氏家有遨游荡子，工用睢阳强，苏合弹。左手持强弹两丸，出入乌东西。我！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阿母生乌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我！人民安知乌子处？蹊径窈窕安从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复得白鹿脯。我！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竿尚得鲤鱼口。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
枯鱼过河泣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r，相教慎出入！
《H蝶行》的想象非常奇特，写一只蝴蝶飞入花园，却被一只燕子衔去作为幼燕的食物，场面简单却耐人寻味。主题姑且不论，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诗人不是运用拟人手法带领读者观看整个故事的展开，就只能用一种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来展开这个故事，这会使诗歌显得客观冷静，缺少一种身为蝴蝶的“我”的切心恐惧。尤其是最后一句：“燕子见衔哺来，摇头鼓翼何轩奴轩。”是借蝴蝶的眼光来写幼燕看见母燕衔来食物时的喜悦，这种摇头鼓翼和欢呼连连的喜悦在被捕蝴蝶的眼里耳中真是极其可怖。这种惊恐慌张的绝望心理只有借助拟人手法才能传达得如此真切。
《乌生八九子》讲述的是乌鸦被荡子的弹弓射死的故事。全诗以乌鸦的口吻自述被射死的过程，并从自身不幸推及对白鹿、黄鹄及鲤鱼命运的思考，把动物们的悲剧命运统一在这首诗中，个别的悲剧得到了更广阔背景的映照。偶然的灾殃，升华为无可避免的命运的必然，从而得出“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的貌似旷达的。拟人手法的运用更便于对乌的命运的叙述，也便于乌鸦由对自身命运的思考推及对白鹿、黄鹄、鲤鱼等其他动物命运的思考。
《枯鱼过河泣》篇幅非常短，只有四句；情节也很简单，写一条枯鱼写信给同类，提醒它们出入一定要当心，不然很容易变成它这样。诗歌既不介绍故事的背景，又略去了故事的开始、发展、高潮，直接突出了结局，再补叙出原因，在“相教慎出入”的叮嘱中，由读者的想象将故事补充完整。诗歌虽短，枯鱼的形象却因拟人手法的运用变得生动。
与这些拟人手法相比，《董娇娆》一诗的拟人手法更为特别。诗人不仅让花儿说话，而且让花儿与采花的女子直接对话，以花儿的命运反衬女性的命运，使主题更具有动人的力量，拟人手法运用得更为自由、贴切。如果不借助于拟人手法，花与人对话的情节根本就无法展开，在诗歌里可能就只剩下一个少女拈花的画面了。就像唐代刘希夷对本诗的重述。
代悲白头翁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但看古来歌舞地，唯有黄昏鸟雀悲。
这首诗的前六句是对《董娇娆》的重述，但是放弃了拟人手法后，诗歌也就不再具有叙事功能，只剩下一个女子对着落花叹息的画面，整首诗是诗人由此画面独自展开的抒情感喟。两相对比我们可以体会到汉乐府生动自由、叙事中抒情的特点。
可惜的是，这种拟人手法在其后的汉乐府文人诗中并未再见。但是，这种手法在唐代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如杜甫的《杜鹃行》、白居易的《和大嘴乌》、刘禹锡的《有獭吟》都是个中佳作。
二、歌诗演唱模式的继承
作为文人向乐府民歌学习的代表，《董妖娆》首先呈现出明显的歌诗特点。诚如赵敏俐先生的观点：“两汉乐府歌诗艺术是以娱乐和观赏为主的，……是诗乐舞相结合的表演。”②如《艳歌何尝行》、《妇病行》、《孤儿行》、《东门行》等诗篇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为适应这种表演需求，诗的“写作主旨都不在于故事本身的完整，而在于能在有限的艺术表演过程中，通过简单的戏剧化的表演手段和方式，让听众了解社会上某些方面的事情、某种类型人物的生活、遭际和命运”。③
如对《东门行》的分析，赵敏俐先生认为：“用叙事诗的标准衡量，这首诗也是不完整，或者说是不典型的。因为诗中既没有对主人公身份地位等方面的详细交待，又没有非常曲折的情节；既没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完整的故事形态，又没有必要的人物事件描写。但是全诗却凸显了歌诗表演的特征，它把所有不必要的语言交待都予以省略，让出场人物通过他们的角色扮演完成这些介绍性的功能；同时也把故事的叙事性语言尽量省略，让位于出场人物的行动表演。最后，全诗几乎只剩下了人物的对话语言，用它来提示每一解的中心内容，来作为整个故事表演的注解。”④
同样，《董娇娆》的叙事也是这种忽略人物具体身份，强化戏剧冲突的歌诗演唱模式。如果用叙事诗的标准来衡量，这种叙事是不完整、或者说不典型的。因为诗中既没有对主人公身份地位等方面的详细交待，又没有非常曲折的情节，对少女的遭遇甚至只字未提。但是全诗却突显了歌诗表演的特征。首先，它选取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场景：少女春日采桑郊外。这个场景充满了暗示：自春秋到汉代，桑田一直是爱情生长的地方。借助这个场景，诗人轻而易举地就把听众带到独特的情感氛围中。其次，作品通过人物的对话来展示故事的核心内容，成为整个故事表演的重要部分。作者充分把握了表演艺术的特点，把对话作为整个歌诗表演过程的一部分，在对话中构成戏剧冲突――时光飞逝、红颜不复与恩爱不长的永恒矛盾，从而达到这场表演的高潮。诗人的巧妙在于虽然对少女的命运没有直接叙写，但却借助花儿的反问来暗示少女的命运：“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花儿的反问之后诗人没有继续刻画少女的反应，但少女的无言则已暗示了花儿的反问是多么有力。最后，在曲末有这样四句：“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归来酌美酒，挟瑟上高堂。”在表演唱的最后，歌者从他者的叙述口吻跳出，直接面向观众，自评自叹。最后一句也是《相逢行》的结束语:“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这种结束语表现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歌诗演唱模式。
以上种种都表现出《董娇娆》对歌诗演唱模式的继承，作者并不是特意要讲述一个生动具体的故事，而是像一首歌曲那样通过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故事的演唱，突出主人公的性格与命运，从而传达诗人对人生的某种感受。诗人充分把握了表演艺术的特点，用最精炼的语言，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它在歌诗表演艺术中的功能。赵敏俐先生在《汉乐府歌诗演唱与语言形式之关系》一文中对这种歌诗演唱模式已有细致深刻分析，本文在此不再重复。
三、叙事中心的转移：从故事到抒情
大量使用“叙事”手法一直被前人看作乐府诗与徒诗的重要区别之一。明徐祯卿《谈艺录》：“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⑤尤其是被称为“乐府始祖”的汉乐府民歌，叙事性更是其独具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作为一首文人诗，《董娇娆》在叙述故事的同时也表现出从叙事到抒情的转移。“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八个字是班固对汉乐府民歌的概括，用在《董娇娆》中非常合适。这首诗突破叙事的局限，不再追求叙事的完整，而是着力展现情感的抒发。
与典型的具有鲜明情节的民间叙事诗相比，这首诗的叙事中心，并非“事件”或“情节”从某一状态向另一状态的转化，或者对人物动作的叙述。如《陌上桑》的叙事视点是通过叙述一个故事来刻画一个女子的美丽与坚贞，故事的曲折与人物的生动是叙事的重点。但在《董娇娆》中人花对话的故事情节本身其实并不重要，故事只是提供一种花与人命运的对比，从而传达少女的悲伤。诗人所关注的叙事角度或视点，是故事场景的描写与自然景物的刻画，以及由此触发的抒情想象和情感倾斜。诗人叙述故事时一直不忘对少女的心态进行抒写。无论是提篮采桑还是纤手折花，人物的行动中都带有诗人的情感因素：或是对少女青春的赞美，或是对欢爱短暂的叹息。如“纤手折其枝，花落何飘扬”的诗句中充满了对少女美貌的赞美和对花落的感伤。春光越明媚，少女越美丽，越衬托出少女红颜不复的悲伤，从而引发人们对人生价值的重新审视。同时少女的性格在故事中并无发展，或者说少女的性格不是诗歌的刻划重点，她的身份只是“这一类”少女，而不是“这一个”少女。因为诗人旨在抒发某种人生经验，而诗中人物性格的发展并不是诗歌的重点。诗人以模糊含混或者朦胧迷离的姿态，表现的是一种确定了的审美情感。所以说这首诗的真正内容并不是生活现象的叙述，也不是人物形象的生动活泼，而是表现诗人对人生的某种普遍意义的体验，以及这种体验所带来的情感的抒发与感叹。这种情感在后世是可以被无限扩展、填空的，所以才有了其后的《代悲白头翁》和《红楼梦》中的《葬花吟》。
这种由叙事转向抒情的特点和后来的古诗十九首是相似的，或者说古诗十九首正是在《董娇娆》的叙事成就上发展起来的。古诗十九首仍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但叙事更多是为了抒情，摆脱叙事完整性的束缚，重在表现感情本身，如《青青河畔草》，抒发个体在大好春光中的伤逝怀远之叹，以春光的美好衬托出女子独守空床的孤寂，从而对人生的价值重新审视。这种叙事方式与《董娇娆》的人花对比何其相像。当然，在《青青河畔草》的叙事中人物身份被界定为“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在类的范畴上远远小于《董娇娆》中的少女身份，更接近于“这一个”，也就获得了叙事的故事性。这一点与《董娇娆》中叙事的普遍性不相合。我们可以再以《去者日以疏》和《生年不满百》为例进行对比。
去者日以疏
去者日以疏，来着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归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生年不满百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在《去者日以疏》这首诗中仍保有叙事，但故事被截短为人物的一个行动，即：“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在叙述这个故事时，诗人只是构设了一个人步出东郊、看见坟墓，从而引发归家无路的感叹的情景，叙事时人物的性别、身份、性格都是模糊的，这个场景也不必发展下去，形成结局。到了《生年不满百》中，诗中的叙事甚至完全被消解。对于这首诗，读者读下去的愿望，绝不是来自了解故事的要求，而是被诗歌的情感和风格所吸引。当故事和人物都已经被消解后，诗歌所呈现出的这种体验，也就具有了超越时空的特点，形成所谓的普遍的人情人性，也正是葛晓音先生在《论汉魏五言的“古意”》中所说的那种“没有时代和地域界分的人类的普遍情感，也就是‘人心之至情’”。⑥诗歌一再打动后世人心的地方也正是这种普遍的情感。
这种对抒情的重视还表现为借景抒情。在叙事诗中，写景主要是创设环境，为叙事服务。但这首诗中的写景不仅仅承担叙事的功能，还有抒情的作用。“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春风东北起，花叶正低昂。……纤手折其枝，花落何飘扬。”在尚嫌粗糙的写景诗句中我们已能体会到景物背后所隐藏的情感因素。就连对话中也有借景抒情的特点。“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这样的问答不是一般的口语，而是带有抒情因素的描写性的诗句。典型的叙事诗如《秦罗敷》、《孔雀东南飞》等诗中很少这种写景抒情的诗句，而在《古诗十九首》中这种借景抒情的特点却比比皆是，如《青青河畔草》中“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二句就已经为楼上女子潜滋暗长的春情作了铺垫，《迢迢牵牛星》中开头两句“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也是在叙事之前先以景来衬托全诗的相思。比照的结果我们会看到《董娇娆》一诗对汉乐府文人诗叙事技巧与抒情方式的影响。
综述，《董娇娆》一诗在叙事技巧的运用上，既有对汉乐府民歌拟人手法和歌诗演唱模式的继承，又体现出从叙事到抒情的转换。这首诗上承汉乐府民歌生动自由活泼的叙事方式，下启汉乐府文人诗融情于事、叙事即抒情的特点，叙事目的发生明显的转移，由对故事或人物的关注转为对情感的关注，抒情成为诗歌的叙事目的。
注释：
①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1：130.
②③④赵敏俐.汉乐府歌诗演唱与语言形式之关系.文学评论，2005，（5）.
⑤徐祯卿.谈艺录.转引自［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中华书局，1981.4：769.
⑥葛晓音.论汉魏五言的“古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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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赵敏俐.汉乐府歌诗演唱与语言形式之关系［J］.文学评论，2005，5：147-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