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中国城市为何纷纷变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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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柏，资深记者、编辑，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客座研究员。香港经济导报执行总编辑，曾任中国青年报贵州记者站站长、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商报《经济望》周刊主编、理论部主任。著有《走进大山》、《迎接挑战》、《横向布局中国》等十余部专著。

这是一个新闻爆点纷呈的夏天。首先谋杀媒体头条的是一连3个航班意外失事的黑色一星期，其中最不堪的是在乌克兰上空被导弹击落的MH17，国际社会到现在也还没搞明白谁是肇事的罪魁；接下来是中央公布前常委被立案审查，余味未消之际，云南又发生6.5级地震。由此看来，这期间贵州、海南遭遇暴雨洪水袭击的事，是没机会“秒杀”国家级主流媒体的版面与频道资源了。

我是在微信中知道贵州和海南均遭水淹，7月16日，有贵阳罗老师发来了“水淹全城！贵阳在暴雨中惊醒”的消息和一组灾情照片。3天后，她又发了“我们是不是严重低估了贵州这场暴雨？！震撼图集”。两则微信似乎都来自当地媒体，只是标题更像是标题党在抓人眼睛。贵州从省会贵阳到铜仁的思南、印江，不下十几个市县被淹，汽车泡在了水里，一些房屋被湮没屋顶，救援的小战士又累得倒地而睡。这场景图片使我想起两年前6月18日豪雨突袭北京，首都大面积出现“城市海景”的场面，当时，香港《经济导报》做了一期《中国城市为何纷纷变水都》的封面专辑。

“昨天的故事”并未往事如烟。如今贵阳市和一批其他县城也重现“无敌海景”，它表明我国壮丽的城市化，在让发达国家的人目瞪口呆的同时，水却也还在淹新城老城，说明了城市化发展中的失衡与历史性的缺失存在。高耸入云的大楼和密集的投资建设，把房地产业的单兵突进与保持城市健康的支撑系统并不匹配的两张现状图，拼接在一块水泥地上，凸显出了无论东部大都市还是西部城镇化的毛病：缺少排水管道基础设施。

五六年前，我买了一本由原驻美国纽约领事馆外交工作人员郑曦原编译的《帝国的回忆》。该书是郑先生驻美期间，得空就跑纽约公立图书馆，收集到的133篇《纽约时报》刊登1854--1911年间发过的晚清中国的新闻。从此书我读到了美国记者对李鸿章1896年夏访问美国的报道。在纽约，面对在大清国和欧洲都没见过的高楼，总督大人内心竖起的惊叹号，受到的震撼与冲击，与百年之后第一次走出国门“洗眼睛”的人也相差无几。

李鸿章答《纽约时报》记者问说：“最惊讶的是20层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 而如今中国，40、60、甚至80多层大楼，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东西部城市。中国城市建筑现代化与世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万丈高楼，每一层楼人的生存空间有限制的高度浓缩，没有或缺少人的生命支撑系统进楼，那对楼里的人而言简直是失去自由的人道灾难；而这个系统规模与能力不足，则意味着那是现代化的一种病态。一场豪雨使我们有机会打开视野，当清晰地搜索看了一遍发达国家的地下排水设施，不禁让人感慨：一条管道成了中国城市化与世界的距离。

这么多年来，我国的城市化与城镇化后浪推前浪，可是为什么总有大大小小的中国城市纷纷地、不断地、脆弱地在豪雨到来时变成了水都？有专家指，问题在于我国城市建设基本是按半年或一年一遇的标准来安排下水道工程的。一句话道出了中国城市海景的由来，从技术经济角度揭示了水患问题来自设置城市排水设施的标准偏低，说出了中国的城市化与城镇化发展，是缺少立体的多维度考量问题的人性化思维。

曾几何时，在地方土地财政、GDP政绩、房地产商和产业链、价值链各行业、各色人等，在正常与非正常动机的驱动下参与的投机和博弈，硬是把房地产业推成了一业独大的产业，然而却没有和没能拿出足够的魄力、投资、远见来搞排水工程，或是搞了也没坚持与扩展。比如，1992年，一场大雨淹了深圳罗湖的一个五星级酒店，导致人们用橡皮艇去接下榻在此的尼泊尔国王。事后接受教训，深圳大搞了一阵加压排水管网工程，解除了主城区的水患。但去年新建区还是发生了一起水淹高速公路下涵洞的案例，一台贸然行进到此的轿车被淹没，一名女司机不幸罹难。

某种意义上，转型国家的现代化，是建构全要素结构的现代化。任何一块短板，都可能演进或被诱发成为危机或问题。而观察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政府在其中都有一个无可替代的指导与引领作用。排除思维盲点，从全要素角度缩小每一块短板与世界的距离，推进一切为了人的现代化，就该明白这个不算复杂的道理。（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