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妇女闲聊录》的先锋性与颠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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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妇女闲聊录》在文体形式上具有先锋性特征，以记录体形式展现其独特的“文学性”和“真实观”，并从反常态的乡村形态的建构中展现出一种文本的颠覆性，此外在文本叙事上也独具特色，由此展现了女性文学在文学视野中的更大可能性。

关键词：《妇女闲聊录》；先锋性；颠覆性

一、作为长篇记录体小说的“文学性”与“真实观”

林白在《妇女闲聊录》体现出一种颇具后现代意味的创新与大胆的探索，颠覆了现有的文学体制、文学秩序，它是反传统小说的一套常规的形式的存在。先锋性是林白身上一种的特殊品质，无论是90年代的私人写作还是新世纪的“后革命时代”的回忆，都承载着一颗躁动不安的心，用一种来自心底的焦虑行进，不安于现状，不停止探索。

（一）文体界定与“文学性”。从当下的文学体式划分上来看，《妇女闲聊录》可以被看做是一部标准的口述实录作品。口述实录文学是指20世纪后半叶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主要表现为作者在作品中完全的放弃了讲述的权力，让一个“小人物”来担当说话人。早在上个世纪就有过关于口述实录文学的探讨，这种文学形式到底是否具有文学性，成为问题的焦点。仅从林白《妇女闲聊录》这部作品来看，表面上是木珍这个讲述人的创作，但在作品的背后是作者林白的存在。作品的形成是作者长时期的对于素材积累的一个过程，木珍所讲的话，是林白的具有引导性的提问的结果，在对作品的内容上的删减，方言俗语的删改，以及对作品重点部分的强调突显上，都是以林白的价值观为度量的一种“文学性”的表达。在文学体制即成的当下，文体的界限无法成为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具有文学性的标准，林白的这一种对于生活本身的原生态的表达，是一种对于多元化文学存在的有益的贡献。

（二）独特的“真实观”。林白说过，她所听到的和写下的，都是真人的声音，是口语，它们生动朴素，是人的声音和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没有受到文人更多的伤害。林白仿佛怕文人的身份对于作品的伤害。文人的视角，文人对于文学的技巧和手法上的把握会伤害到她想要保护的人的声音和神的声音。这里的声音是未经过文人之手的，是真实的，可能会有失落，但这是生活的本色。这是林白的真实观。

文学来源于生活，所以生活是最高的真实，但是文学又高于生活，所以文学史是以虚构的方式来呈现出某种真实。但是文学所呈现的真实，是否等于生活本身的真实呢？这是由文人的身份和创作姿态决定的。我们所认识的农民和乡村是在文人的权力中，社会的规范中，所曲折呈现出的影子。所以，林白要以“低于大地”的姿态去耐心的倾听来自乡村的各种声音，它们生动、朴素又可爱，但也粗糙、刺耳，也许颠覆我们的常识，让人无法接受，但这就是当下的新世纪的一个角落的中国农村正在上演的真实生活。

二、反常规的乡村形态的建构

（一）农民形象的颠覆。木珍讲的王柞村里的人和事，农民都生活的都很自在、随意、不受拘束，有着自己的一套道理。其中的农民形象跟我们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所认识到的农民不同，尤其是对于农村女性的描写更是反差极大。在生活习惯上，它们懒散，随意，不种地，成为一种异质的存在。在生存方式上，王柞村遭受到城市化的深重洗礼，农民都不依靠种地为生，转而去城市打工，也有少数的农村年轻的女孩去城里靠男人“养着”，这种对于非常规伦理道德下的默认也颠覆以往农村少女的形象。农民不再继承以往老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抛去了愁苦，反而带着一些小资情调，享受当下，可以说把我们的以往的文学体制中所建立起来的农民形象完全给破坏掉了。

（二）“自在的”乡村秩序。木珍口中的王柞村有着一套自己的乡村秩序，它们不受主流的社会秩序所规范。这是一种自在的，包容的，团结的乡村形构。村民们并不受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所有的私人生活都像白开水一样平常，村民们在男女关系上是自由而混乱的混杂着金钱的，中国传统农村伦理道德制度的严苛曾让无数不守妇道的女人付出惨痛的代价，王柞村却尊重这种越轨行为，对农村妇女的道德秩序上更显宽容。王柞村同时显示出了城市观念的入侵和乡村价值观的解体，乡村的主导价值观也向金钱靠拢。这种乡村秩序的呈现，虽是特殊的偶然，但恐怕也是普遍的必然，这里呈现出的中国农村形态如此真实，这种“自在自为”的乡村秩序更显出一种强大的震撼，让人不能去忽视，不能不去反思。

三、叙事特色

（一）叙事视角。作品是以一个中年农村妇女“木珍”的视角进行叙事的，这种内聚焦型的叙述视角决定了整个文本的叙事风格。以一个乡村妇女的眼光来观照世界，观察生活，充满了随意、酣畅的乡野味，也由于这个“说话者”性格的特征，使整个文本具有了一种亲切性，开放性，和欢快自然的风格。与林白以往作品中的诗性气质相比，这种叙事视角的亲民，叙事姿态的放低，在无形之中拉近了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更有一种同心性，会以当事人木珍的感受为标准去感受人情，风俗和乡味。

（二）叙事结构。《妇女闲聊录》在结构上主要由五卷构成，共有218段，每一段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故事。小说完全让一个从湖北乡下来京打工的妇女木珍来“述说”世界。就是说，整部书全部由木珍散乱的“说话”构成，木珍说话的随意性、散漫性、重复性的特点，也就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小说的叙事结构，即分段式、零散化、有时不免拖沓。因为其中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没有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更没有高潮起伏，所以读者只能随着木珍讲诉的情绪而前进，木珍说到兴起时闲聊变更加生动快活，木珍感到惋惜时，读者也在慢慢咀嚼，这就是另一种故事情节的结构。

（三）叙事语言。在叙事语言上，林白完全选用了带有湖北口音的王柞村方言，充满了民间语言的魅力和乡村语言的特色。随意，简洁，而又没有雕饰，具有纯粹的天然性和民间性，更是展现了一种民间语言的狂欢精神。林白在方言的处理上，完全保留了其原本的特色，比如“伯”是“爸爸”，“八门儿”是“到处”，“落了”是“后来”，这种语言的运用会把读者直接带入王柞村的生活环境中去，也是起到一种直观的说服力。并且由于大量的方言俗语，甚至是日常脏话的大量倾泻，形成了一种撒泼、放肆的张力，更是具有一种民间语言的狂欢气质，仿佛敞开了一扇民间的大门，里面的各种东西全部倾泻而出，让人目不暇接，心里痛快。

四、《妇女闲聊录》的意义与价值

程光炜曾对林白在《妇女闲聊录》中的阶段性尝试给予了中肯的评价，认为这是一种回归文学自身的努力。但是先锋的文体试验并不能找到文学的归路，先锋文学只能靠其启发性和精神性的引导力量，给文学以思考和前进的路向，文体的创新终归不是归宿，因为这种实验是不可重复和复制的，也并不值得所有人去借鉴。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林白的《妇女闲聊录》通过这种有益的大胆的尝试，在一定的程度上打开了文学的视野，也拓宽了文学的向度，同时让一些新鲜的真实的声音进入了文学的耳朵里，这便是实验的意义。（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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