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禅心逆袭“我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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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二一五年，普利策非虚构作品奖颁给伊丽莎白・科尔伯特的《大灭绝时代》，四十年前的一九七五年，获奖作品为安妮・迪拉德的《听客溪的朝圣》。这两种作品，均属如今非常受关注的“自然文学”范畴，但它们却有着本质上的重要区别。

如果以一九六二年蕾切尔・卡森出版《寂静的森林》为界，我们可以为自然文学划出两大支脉。一支是以亨利・戴维・梭罗、约翰・缪尔为先驱的传统自然文学；另一支是由蕾切尔・卡森开创的“新自然文学”。两类文学均有不同程度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做底，但前者更倾向于发掘和引导人类关于自然的审美与哲学理念，而后者则剔除审美与哲学，更侧重通过严密的科学实证还原自然本身，并提出一套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经济社会发展思路。

二十世纪中叶以降，随着全球生态的持续恶化，新自然文学渐渐代替传统自然文学取得先导地位，供政治与经济决策参考之用，并以大众媒体方式普及环保理念；另一方面，人们发现，传统自然文学所激发的“旅游热”“朝圣热”可能更不环保，当然这并非出自作者们的初衷。而这些作品本身似乎又不太实用，至少，它们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在减排、低碳、高效的基础上，发展起可持续的经济来。

那么，传统自然文学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呢？或者，我们不妨进一步追问，以有无提出“减排、低碳、高效”作为判断标准，是否已让我们在试图走出“经济至上”的虎口之同时，掉进了另一个名为“环保主义”的新神o的魔咒之中呢？难道在经济与环保这两个高逼格字眼之外，便再无其他价值观的存在了吗？

就像《瓦尔登湖》那样，《听客溪的朝圣》证明了自身比之“环保主义”有着更强大的生命力。当然，安妮・迪拉德跑到弗吉尼亚州山谷“听客溪”，原是为了从一场几乎耗尽精力的肺炎中恢复过来，其初衷不无治愈、疗伤、朝圣之类的鸡汤味儿。但很快，我们发现迪拉德的所见、所思、所悟，完全迥异于那些无病的玩意。因为，她在听客溪驻留的日日夜夜中，发现了“禅”。

禅作为一种原生于中国、后经日本发扬光大的哲学思想，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传到美国，并在“垮掉派”作家群中风靡一时。只是，经作家和艺术家涂抹的禅，早已拷贝全走样了。迪拉德的禅意，则比较接近正宗，这倒不是说她亲炙过禅学大师的教诲，抑或相关书籍的影响，而是说她自发地理解了禅的旨趣，与地域和文化均无关。

禅的旨趣，就在于作为感觉主体的人，能发现感觉对象物的秘密，但不把秘密揭开，而是用感性体验之。禅排除理性，因为理性只是大脑思维的过程，不牵涉心灵。有脑无心，就仿佛小和尚念经，即使揭开了秘密，也是无用的。

迪拉德对禅的第一次体验，是在听客溪的某个日落时分。静谧山谷的水塘中，有云朵朵飘过，但迪拉德抬头一看，天上无云。后来才知，天上的偏极化光因反射大为减弱，而云的光是没有极化的，“较强的光灭去较弱的光”，云就看不到了。但这后来科学上的所知，对迪拉德来说并不是顶重要的，因为开初所见的那一刻，才是生命中最强烈的铭感：“第一次发现这个谜的时候，我惊惶地看看云又看看无云，一遍又一遍地比对方位，心想也许代表神人盟约的方舟正从死人山南边驶过。”

这电光石火的片刻，启发了迪拉德在听客溪的无声无物处，发现有声有物。而这样的发现，用句俗话来讲，便是一切皆赖因缘际会。一个城市人跑到山间，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发现和体验那些在都市中不可能发现和体验的事物。但同时，最大的遗憾也一定是在他还没作出反应时，那被捕捉和定格的瞬间，就已倏忽即逝了――它们，是抗拒抓拍的。而那些未被发现和体验的事物，就人的认知而言，实在是太多太多。因此，迪拉德感叹，宇宙的奥秘仿佛一块巨大的布，“以崭新的方式发出无比的力量，而我们只能盲目地摸到布边而已”。

听客溪的世界，既是一个安静和谐的小宇宙，也是一个处处暗战的杀戮场。每一平方英尺土壤，就包含八百多只小虱、二百多只弹尾虫、二十二条马陆、十九只甲虫，以及上百万霉菌、单细胞动物和藻类，以及建立其上的整个生物圈。它们相生相克，死生无常，既有巨型田鳖如幽灵一样吸尽青蛙的汁液，使之干瘪枯瘦而死，也有大榆树每季爆出六百万片树叶，撑起数吨华盖的绚烂之生。而迪拉德，则以其博物学家的严谨和执着，观察着田鼠掘洞、苍鹭觅食、蛹化为蝶、蚯蚓犁土……她看到黄蜂被螳螂啮噬，自个儿嘴里竟还大啖着蜜蜂的蜜，“即使面临死亡的恐惧也舍不得美味”。

迪拉德自问，为什么如此漫长、恐怖而野蛮的生存竞争，在人类看来却又如此壮丽呢？“假如这些重大的事件不过是失控的物质随意的结合，不过是成千上万的猴子用成千上万的打字机造出来的，那么我们人类，用同样的打字机造出来的，我们内里是什么样的东西给激发了？”

这件被激发出来的东西，就是禅意。人有一种天然的移情能力，对关注的某样东西，给予忘我的理解和体悟。只是在现代社会，这种能力越来越受到外物（物质、观念、理性）的影响而消弭，或者就如以赛亚・伯林所言，在启蒙的话语之下，沦为了空泛乃至迷信的代名词。迪拉德认为进化赐予人类的一件痛苦的礼物，就是这些物质、观念、理性所钩织起来的“我执”，阻隔了人类与其他造物和造物主之间的联系，并形成永久的分离。

而迪拉德所认识的禅（在书中，她称之为“纯真”），即是以破除“我执”――人类的自我意识――为前提，进而联结起人类与其他造物和造物主之间的关系的。“我所谓的纯真，是我们纯然沉浸在某一样东西的时候，精神上的忘我状态。此时心灵既开放而又全然专注。”

因之，迪拉德不仅观察铁线虫，还想象铁线虫的生活。这种虫子长达三英尺，幼虫生活在池塘，长大后钻入并寄生陆地昆虫体内，繁殖时仍需回到池塘。这几进几出，牵涉季节、宿主、水体与土壤的复杂关系，充满种种机缘巧合，成千上万铁线虫中，可能只有一条得以走完“人生”的全程。因此，迪拉德说，生命，终究是宇宙中最伟大、最珍贵、最神秘的事件。

无独有偶，动物学界泰斗级科学家简・古道尔，在其自传《希望的理由》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半个世纪前，她就是在冲破“禁止科学家对观察对象发生‘移情’”之类的科学教条的过程中，发现黑猩猩和人类具备一样的情感、理性和思维能力，黑猩猩群体中同样存在着与人类相同或者相似的家庭、阶级和社会组织。古道尔还批评以人类为中心进行科研活动的“归纳主义”过于简单和机械，而“以人类为中心”又不适当地竖起了一道由“文化物种形成”的、旨在对异质事物“非人化”的排他性樊篱。古道尔的这一思想，后来从生物学界扩及至对人类种族主义思想的再思考，成为实现人类族间平等的一块奠基石。

迪拉德在论及《听客溪》的写作初衷时这样写道：“我想要做的，并不是去学得这山谷中各种蓬勃生命的名称，而是要让自己对其意义保持开放的态度，也就是要尝试让自己时时刻刻对感受它们的存在所可能具有的最大力量，留下印象。”通过“禅”，迪拉德把书写得既有诗意也有深度。只是，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此书还是稍显晦涩了些。就禅学本意而言，禅是不立言、不问论的（这也是其跨越一时一地的特征）。迪拉德写《听客溪》，可以帮你见识禅的机制，但未必能帮你见识透过禅的机制所看到的那个世界。

至于那些冲着治愈、疗伤、朝圣而去的读者，他们无论到不到听客溪，都会被其拒之门外。本来，他们就是“我执”最强有力的捍卫者，世界就在眼里，心中全无世界。所以，他们就是以任何方式跑上无数圈世界，到头来，跑了也仍是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