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迎来中国投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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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涌入非洲市场，如何在海外市场对中国企业进行监管是未来值得研究和关注的问题。监管并不只是管束企业，也包括如何更好地支持企业在非洲发展。
2014年非洲大陆与中国的往来更加频繁，虽然这一年没有举行中非合作论坛这类中非政府间的大型政治交流项目，但是国务院总理对非洲四国的访问、中国派遣更多维和部队，以及中国对西非国家抗埃博拉的援助，都是国内外关注的重大事件。
5月，在对东非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西南非安哥拉和西非尼日利亚的访问中，着重向非洲推广了铁路建设项目。除了中国与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肯尼亚签订东非铁路网建设的协议外，11月末，中国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非洲首条中国标准现代化铁路也已经正式开通。
中国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尤其是新增的战斗部队，主要是向西非马里和东非南苏丹派遣，体现了中国对非安全局势的国际参与度和责任感不断提高；而中国对抗埃博拉的援助，也表明中国对非洲地区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视。不过，国际上对中国的援助人员数量和方式有更多呼吁。而相比美、英等国，中国在国际抗灾救援中的宣传报道较弱。及时妥善地应对非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的公共卫生危机，不仅有利于中非合作，也是对一个崛起中的全球大国的新要求。
对非援助需找准对接口
中国政府对非洲的援助历史已经有50多年，比如大家熟悉的上世纪70年代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80年代还在坦桑尼亚、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加纳、尼日利亚等国援建了大型体育场、农场、医院等项目。如今中国对非洲各国家的援助和交流更加多样化，既有传统的办公楼、学校、体育场等项目，也有新型的农业示范中心；既有人力资源援助，比如医疗队、农业专家组和教育培训，也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双方的合作已经不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发展援助，而是将援助与经贸相结合，以期达成“双赢”。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这种政府间的交流对促进中非关系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多元化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这么多年来，中国对非洲这片有着54个国家的大陆的诸多政策仍然不够细致和灵活，其更多是针对整体，而没有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细化的对待机制。在具体操作上，往往是中国驻外使馆跟进实施，但很多部门本身并没有太大制定政策的权力。
作为政府间的交流平台，中非合作论坛在某些时候过分强调官方指令，比如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20+20”计划等。这个平台在政府的指导下，勉强促成一些研究者和智库进行交流，但大家在开会后，鲜有进一步的交流。如果该论坛能细化针对各国国情的具体政策，深化符合当前实际的举措，会比为了政治效应而推出一揽子不可持续的新花样效果要好。
实际上，非洲很多国家需要来自中国的技术专家担任其重要政府部门的顾问，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外国顾问可以帮助吸引外资。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召开时，中国政府就表示派遣100名高级农业专家前往非洲各国参与一些农业政策的制定，但是后来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原因，很多专家去了之后，只是编写了一些种植农产品的手册，但这些资料并没有对当地实际的农业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因此，中方需要实施对当地有更多影响的援助和投资，将中非关系更加嵌入式链接起来。作为后来者，中国确实需要向欧美国家学习，他们往往会深入了解非洲某个国家在此后几年中的政策规划，再依据当地的需求开展行动。
非洲迎来投资热潮
尽管在中国对外投资的份额上，非洲国家占的总比例并不高，但是增长十分迅速。有声音认为，未来五到十年会出现对非投资热潮，其实在我看来，中国对非洲的投资热潮已经出现。
如果到非洲实地看一看，不难发现，即使像加纳这样在2014年经历了严重货币贬值的国家，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也随处可见。
在政治安全上，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在过去5到10年内政局趋于稳定，即便在极端主义分子和海盗嚣张的索马里，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经过了23年的停摆后，于2014年10月正式复馆；经济发展上，非洲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5%-7%左右。在这样的背景下，无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和组织前往非洲投资。
然而，在欣欣向荣的投资潮背后，存在诸多问题值得注意。事实上，中国商人非常聪明，很多人在短时间内就可以了解非洲市场的需求和与其购买力匹配的产品，例如有些商人在海关通过观察当地进口大量陶瓷制品就知道此地做陶瓷生意的前景。但是他们在非洲经营时，往往由于对当地政策法规不熟悉、劳工关系处理不得当，以及不可预计的政治、气候等因素而产生困扰。
在开发和投资石油或矿产资源的非洲国家，政局不稳定是最不可控制的因素，也是不可预估的最高风险。2014年南苏丹局势恶化，就为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2015年尼日利亚、2016年刚果（金）将进行大选，政局会变成中国企业投资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
尽管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和投资进行多年，但是了解非洲的信息渠道仍然有限。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一直在进行信息搜集和整理，在国别的基本信息上能涵盖到，但是在信息深度上和推广力度上还有待提高。例如对于南苏丹，中国政府公开的信息对国内族群和深层次的互动机制了解有限，搜集的大多是来自欧美国家的二手资料；在具体信息上也多停留在数据表面，缺乏深入研究。即便有一些部门做了研究报告和资料搜集，最后也只是把―本枯燥的书放在那里，这对企业来说很难消化；而很多需要它的中国企业甚至从来没听说过。
商务部和外交部等驻外机构由于人员有限，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国内对这一方面的需求，更不用说其中一些人员需要拿出时间去做接待方面的工作。
现实情况是，在非洲的企业和商会往往比中国政府驻外机构更加了解现实的当地情况，但企业往往以获利为主要目标，没有义务和精力来梳理和公布这些信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前往非洲，与早年的政府命令式援助不同，他们从事更多的是建筑、自然资源开发、制造业、服务业等方方面面。这些企业水平参差不齐，有规模小且经营不成熟的小商贩，也有扎根非洲、管理依靠国际规范且能融入当地的企业。从发展趋势上看，越来越多的企业最终站住脚跟、熟悉当地法律和劳工体制并进行国际化管理。
中国应增强对在非企业的监管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涌入非洲市场，如何在海外市场对中国企业进行监管是未来值得研究和关注的问题。监管并不只是管束企业，也包括如何更好地支持企业在非洲发展。
在许多非洲国家，法律法规往往并不缺少，但是法制不健全，法律执行力度不强。在非洲的中国企业需要符合当地的法令，但是现在来看这并不够，因为一些国家的法令本身设定得就很模糊。例如在劳资关系方面，部分非洲国家（例如赞比亚、刚果（金））的劳动法不完善，有中国企业故意与文化水平不高的非洲员工签订语义含糊的合同。一旦发生纠纷，企业可通过与当地官员的关系（如行贿法官）来占便宜。在法制并不健全的非洲社会，要求以盈利为目标的中国企业自律很难，因而需要眼光更为长远的中国政府协助监管。
这个问题上，目前并不存在可以照搬的成功样本，而是需要中国自己去探索。一方面，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数量和分布范围要多于、广于西方企业，而且以中小企业为主；另―方面，在非的西方企业由于本国的规范与公众舆论监督，使他们在自律方面往往做得要比当地法律要求高，而这一点在中国国内并未发展完全。因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在信息互动、互通，前者对后者的支持和监管上还需进一步琢磨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