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农民工继续教育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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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学界关于农民工继续教育的研究主要涉及农民工所受教育的现状和对继续教育的需求、农民工继续教育的重大意义、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对策、农民工续教育的研究视角、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国外做法和经验等方面。对学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分析农民工继续教育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趋向。
关键词：农民工；继续教育；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8―067―06
一、农民工所受教育现状和继续教育需求研究
李明华课题组在上海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民工教育程度：43％为中专毕业，11％为中专未毕业，12％为高中毕业，5％为高中未毕业，小学及初中18％，大专及以上12％。调查还发现，农民工是一个非常好学的群体，而且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愿意为自己的继续教育买单的，人均年继续教育开支意愿达700元。女性表示在继续学习方面有兴趣的占60％，男性占55％；女性中积极寻找学校、学习内容等学习信息方面的占64％，男性占59％。李小劲、曾荣青指出，广东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和小学为主体，两者共占比例为78％左右；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只占3.19％。接受过高等教育和高级中等教育的人员比例相加只占20.41％。2004年外出农民工中，有71.8％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但在这部分人中有76.3％表示愿意参加培训班。从参加培训的方式来看，接近60％农民工是自己主动参加培训的，这个比例远远超过政府组织10.7％、企业组织30％这两种方式。曾荣青对珠三角部分城市的流动人口进行了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广东省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和小学为主体，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只占3.19％。有53.6％的农民工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但在这部分人中有76.5％的人愿意参加继续教育或者技能培训。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中初中未毕业的约占45％，初中毕业但没有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约占33％。特别是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教育年限不足8年，大多数尚未完成高中阶段教育。对此，农民工自身也深有危机感，调查中50％以上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学历太低，43.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掌握一门技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也表明，高达97％的农民工表示愿意继续学习，他们对于文化知识、专业知识有极强的求知欲和进取精神，他们的可持续发展意愿极为强烈。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村劳动力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只有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有学者通过对500余位返乡的年轻农民工走访和问卷调查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年。闫伟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需求的认识更深刻、更具前瞻性，他们迫切需要接受教育来改变困境。他们不仅舍得在教育上投入，甚至通过高投入来提高自身素质。他们明白接受较多的教育可以改变他们的境遇，对教育的需求更强烈。吕莉敏、马建富对常州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显示，他们接受过培训的人数仅占总人数的29.14％。调查中高达78.48％的农民工主观想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新生代农民工对能提高专业技术、职业地位和改善工作环境的专业培训具有较强需求；新生代农民工更乐于接受在工作中能直接发挥作用的技能培训。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能接受1000元以上培训费的占13％，500―1000元的占19％，500元以内的占68％，500元以内成为他们的能接受培训的主流标准。
二、对农民工继续教育的现实意义的研究
赵洪波等认为继续教育可以提升农民工的职能素养和职业技能，拓宽就业领域，提高就业层次；继续教育可以增强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能力；继续教育可以提高农民工的道德素养，增强农民工的法制观念，提升农民工的公民素养。卢建中、谢沅芹有类似的看法。唐踔认为，农民工继续教育是维护和实现农民工权益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素质、促进就业、增加收入；能够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利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可以优化社会结构，实现社会平等，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李明华认为，继续教育可以培养一支庞大的、高素质的、在“变平”的国际化条件下有竞争力的基本劳动力队伍；继续教育有利于提高低收人者的收入；农民工继续教育是积极的社会保障；防止现代都市形成新的贫民窟；实现农民工的现代化；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和谐；有利于培养负责任的公民。曾荣青、李小劲认为，就流动人口大省广东省而言，广大农民工真正参与到继续教育中来，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有利于珠江三角洲的产业转型。孙学敏、朱凤丽认为，农民工继续教育有助于提升其自身就业竞争力，有助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新生代农民工只有诉求继续教育，才能拓宽就业领域，提高就业层次，从而打破知识壁垒。对其进行继续教育的救助和帮扶，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王杨华认为，加强农民工教育，关系到国家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的落实；加强农民工教育，关系到“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和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加强农民工教育，关系到农民就业增收和农村经济的繁荣。陈文龙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继续教育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自身发展、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所在企业的竞争实力和发展潜力、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减轻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压力和负担以及推动中国由人口优势向人才优势的转化都具有重大意义。闫伟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继续教育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是加快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必然要求；是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现实要求；是改善农民工生活状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郭继红认为，加强对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有助于他们实现“城市梦”。
三、农民工接受继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
李明华认为，阻碍农民工接受继续教育的主要因素有时间(工作时间太长)、信息(缺乏各类教育机构提供继续教育的信息，缺乏教育投资有助于人生和职业发展的信息)、空间(学习和教育设施距离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地太远，不方便)、资金(用于继续教育的花费、学费和支付能力之间有一定矛盾)、项目(难以提供可以帮助农民工获得明显的职业提升的教育项目)。朱海雅认为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有三个：一是政府：培训内容与农民工想学内容不匹配，传统的教学方式难为职业技能获得作保证，短期培训为主的教育缺乏系统性。二是企业：企业培训的积极性不高，企业要压缩经营成本，不愿在培训方面付出过多的财力、物力和时间；农民工流动
性大，企业担心自己成为技能培训机构。三是农民工：继续教育信息缺乏，决策能力弱，继续教育的意志不够坚定。娄眉卿认为，缺乏农民工多样化学习需求调查分析和对农民工继续教育支持服务培训的方式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是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的两大主要问题。唐茂华认为，从受教育的主体来看，教育资源主要为未成年人和升学考试而设置，而继续教育体系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农民工一旦初高中失学就难以得到再学习的机会。从教育结构来看，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存在严重失衡。目前，社会整体关注普通教育，而对职业教育重视不足。国家对于农民工的职业教育支持不足。从经济原因看：一是农民民工工资水平的偏低难以支付继续教育的费用；二是由于教育培训会使农民工损失就业机会和减少劳动收入，农民工的潜在培训需求难以转化为现实需求。周清印等认为，当前对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普遍重视不够，投入不足，体制不顺，效果不明显。一些培训内容设置与实践脱节，与农民工就业实际需求脱节。农民工被动接受政府提供的培训，可选择空间不大。企业在农民工培训中存在缺位，积极性没调动起来。孙学敏、朱凤丽认为，缺乏职业规划、资金限制、继续教育供给与需求脱节是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李亚芹总结了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培训市场不规范、缺乏约束机制导致培训价格不合理；培训市场信息不对称，“品牌”培训机构少；培训专业设置雷同，未能正确引导需求；办学资源匮乏，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自我发展能力不强；教学内容简化，“超实用主义”成为培训机构的必然选择；培训与职业资格认证考试联系不紧密，资格认证培训不规范。杨海芬、赵瑞琴、赵增锋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的约束因素有：农民工的参训意识不够；政府对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重视不足；农民工与培训机构存在信息不对称；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取得效果欠佳；培训费用高制约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政府、培训机构、用人单位没有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闫伟和肖坤梅等有类似的观点。陈文龙认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社会无共识；标准不统一；制约条件多；个体差异大；效果不明。郭继红指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教育的因素有：资金筹措机制不健全；培训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隐性教育环境的排斥。唐踔认为，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政府和企业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重要性认识不充分；对农民工教育培训仍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经费投入不足；农民工教育培训机构和教育培训内容的缺陷；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认识不到位且支付能力有限。赵洪波、黄晓利认为，教育资源分配厚此薄彼、农民工教育缺乏系统安排、农民工自身素质上的“先天不足”与“后天残缺”、现行的成人教育体制无法满足农民工的多种需求是农民工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李会娟认为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三个方面的制约：一是农民工的流动性大，职业变动频繁，不利予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收，用人单位对农民工培训的投入动力不足；二是农民工对培训成本的支付能力低；三是农民工信息闭塞，他们没有全面、可靠、有针对性的信息来源。陆启光认为，农民工继续教育机构硬件软件严重不足是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完善和促进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对策研究
唐茂华提出了确保农民工继续教育取得实效的三大任务：一是充分利用职教资源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二是教育资源重心下移延伸到农村基层；三是加大新农村文化设施的建设力度。朱海雅提出了与职业倾向相匹配的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实现对策。一是帮助农民工树立正确的职业发展观；二是提高农民工的信息获得与鉴别能力，提高分析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三是设置多种学习层次和模式的教育项目，能让农民工按其发展需要自由选择；四是创新教学模式，建立以技能目标为核心，将应知应会融为一体，将理论知识融入到技能培训当中；五是为农民工提供职业倾向测试、继续教育规划指导、教育项目推荐、职业技能培训、政策咨询等服务与帮助；六是为农民工提供各类教育培训信息、教育培训机构的介绍、各行各业从业要求及发展动态、相关政策法规、在线学习与咨询等。娄眉卿认为，完善农民工的继续教育：一要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并重；二要开门办学与送教上门结合；三要整合现有教学力量与资源，积极开发适应外来农民工继续教育培训的课程建设。孙学敏的建议是：一是重构农民工继续教育理念；二是提高农民工继续教育收益率；三是做好农民工继续教育的短期培训与长线教育相结合工作；四是促进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制度化建设。高志敏、吴洪伟认为，农民工继续教育急需加大改革与发展力度：改变对待农民工成人教育的态度，超越狭隘的利益观念；政府要加大支持和管理力度；结合农民工实际，采取适当的成人教育措施；扩大成人教育规模，增加农民工的受教育机会。孙学敏、朱风丽就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提出的对策是：一是继续教育以个人职业规划发展为导向，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拓宽投入渠道、实现教育经费多元化，尝试建立政府、用人机构、社会NG0组织以及农民工个人共同分担的多元化投入机制；三是提供多样化的继续教育形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实施多样化、针对性强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继续教育的积极性。曾荣青从促进珠江三角洲流动人口的素质提升和广东产业转型视角提出了农民工教育的对策：政府统筹全局，对流动人口继续教育提供政策与经费支持；学校、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等多种力量介入，促进流动人口教育培训的有效开展；学习者个人树立终身学习意识，主动提高自身素质。高友端提出了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对策：强化政府行为，保持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延续性；建立政府牵头、部门相互配合、社会参与的培训机制；加大培训宣传，让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在“知晓”的前提下进行选择；创新培训方式，提供适合新生代农民生产经营的培训内容；拓展技能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和创业空间加快调整。陈文龙提出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事业的有效措施是：以人为本，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在继续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针对性；以实际行动推动新生代农民工接受继续教育，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地方立法工作、努力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向新生代农民工免费开放公共教育资源；不断扩大社会办学范围；建立和实施必要的奖惩机制。闰伟提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问题的对策是：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通过制定法规支持；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工作的有效渠道充分发挥；充分发挥企业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工作中的作用。郭继红认为，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对策是：一是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二是大力发挥企业的主阵地作用；三是充分发挥各类培训院校的主渠道作用；四是积极发挥社区、工青妇组织的桥梁作用。陆启光认为，为了提高农民工继续教育质量，必须采取措施加强农民工继续教育制度建设
的力度：制订农民工继续教育的质量标准，构建农民继续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发放农民及农民工继续教育券；改变企业招工方式，以招生代替招工；加强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监管力度。
五、农民工继续教育的研究视角研究
(一)社区大学。李明华认为，对工业区的人数庞大的农民工而言，继续教育的最好办法是在农民工聚居区办社区大学。社区大学的基本特征是：一是无门槛进入；二是学费低得近于免费，或者学费虽然不是很低，但是存在学生财务资助系统使得每一个想进一步学习的人都不会因为没有支付能力而被排除在校门外；三是高质量和实用的教育以服务于当地的需要；四是教学模式适合于求学者的实际情况。社区大学利益相关主体(政府、企业、农民工)共同参与和治理社区大学。(二)志愿者供给模式。丁小浩、范皑皑以北京大学平民学校为案例，探讨依托志愿者作为培训师资和管理人员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探索农民工群体培训和继续教育的供给模式。他们着重探讨了北大平民学校志愿者的来源和职责、志愿者供给激励因素以及弱势群体终身教育中志愿者模式的启示三个问题。(三)心理教育。余振运认为，在农民的继续教育中不仅要进行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加强心理教育尤为迫切。他首先比较了农民心理与市民心理的巨大反差，接着分析了在农民工心理教育的内容，最后提出了在农民工心理教育的途径。(四)成本分担模式。李明华等提出了“谁为外来务工人员继续教育买单”的问题。他们提出采用成本分担模式：一是各利益主体的资源保障“成本分担模式”；二是“协商”共建学习中心；三是打开各利益主体的“协商”通道；四是“协商”创造资源；五是企业内部产生的志愿者学习组织；六是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建立共同负担外来务工人员继续教育成本的机制。(五)普通高校参与。孙绪民、桑爱友指出，民工培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级教育、培训机构是无可争议的培训主体，普通高校也应当是培训活动中理所当然的重要主体。他们初步探析了普通高校参与农民工培训的必要性、普通高校开展农民工培训的原则、普通高校参与农民工培训的思路。曾荣青也提出高校要加大农民工继续教育力度，有些高校可以先行一步。(六)依托社区教育。王杨华提出以社区为依托开展农民工教育的观点。她深入分析和探讨了把农民工教育纳入社区教育有其可行性、依托社区教育对农民工进行继续教育的优点以及以社区为依托开展农民工教育的途径。(七)继续教育法制化。冯志明等认为，为提高农民工教育培训效率，必须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立法，使农民工教育培训有法可依。他们探讨了四个问题：一是农民工教育培训立法的必要性；二是农民工教育培训立法的基础；三是农民工教育培训法的核心内容制定；四是农民工教育培训法律保障的架构体系。马立民等认为，在依法治国战略的指引下，对农民工教育培训进行制度化是当务之急。他们首先解释了什么是“制度化”的概念，接着分析了制度化解决机制的适用条件。然后探讨了农民工教育培训制度化的性质和必要性。最后提出了农民工教育培训制度化的建议。(八)社会流动。赵洪波等从社会流动的视角探讨了农民工继续教育问题。他们认为，社会流动既表现为个体社会地位的变更，也表现在个体社会角色的转换。他们指出，继续教育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合理流动，继续教育对于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作用。(九)思想道德教育。胡银华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思想道德现状中的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胡艳辉提出城市化进程中重视和加强农民工“三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认为，农民工“三德”建设的现状成为当前我国“三德”建设的一个瓶颈，给我国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全面推进公民道德建设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为此，从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载体、教育范围等四个方面改进和创新对农民工的“三德”教育。(十)杂字教学。顾月琴、俞可提出借鉴民间杂字教育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开展民工教育培训。她们认为，杂字教育是非正规的教育形式，取材于百姓日常生活，内容丰富实用，教学方式灵活开放，明清时期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成为当时中下层百姓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径。从古代延续到改革开放后的杂字教学是一种为普通百姓服务的平民教育模式，为解决民工教育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六、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国外经验介绍研究
李明华对美国的社区学院做了简单介绍。李明华认为，美国的社区学院提供了向低收入成人提供教育来反贫困的丰富经验；美国社区学院具有帮助低收入劳动者获得职业和教育提升的最大的潜力；社区学院提供的是与更高收入相联系的大专学位(Associate degree)、职业证书和短期培训证书教育。从历史上看，由于无进人门槛政策、极低的学费、地理位置的便利、灵活的时间，社区学院是美国弱势群体进入高等教育最主要的通道。美国政府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对社区学院的建设给予重要的支持。在1963年通过的《高等教育建设法案》授权对建设社区学院给予财政资助。以后通过的若干联邦法案又进一步给社区学院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资助。在美国许多州的社区学院发展中，州立大学、地方教育家包括高中教师和校长们都曾经是社区学院的主要发起人。一个社区学院一旦建立，州立大学就给予支持。比方说，大学给社区学院以认证，大学承认学牛在社区学院修的课程。美国的社区大学不是传统意义上国家所有制的，也不是民办大学，而是既有国家“赠款”，又有社区的镇、村的公共投人，还有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和民众的投入。社区大学是真正非营利的，纯粹是一种社会事业。不管谁投入多少资金，都不能再收回资金，也不可以据此分配赢利。寿钰婷研究了美国人力发展培训计划及其对我国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启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对产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而低技能或无技能的劳动者却相对过剩。对此，美国开始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来缓解供需不平衡状况。从1962年的《人力发展与培训法》(Manpower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Act，简称MDTA)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制订了一系列的劳动力教育培训计划。这些计划与方案试图通过继续教育和再培训来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价值，使他们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美国劳动力的继续教育和培训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寿钰婷介绍了《人力发展与培训法》及其相关内容，分析了MDTP的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探讨了美国人力发展培训计划对我国农民工教育的启示。张红介绍了生命历程理论对农民工教育及市民化的启示。生命历程理论发端于19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以托马斯为主的芝加哥社会学派在研究美国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提出。其研究对象主要涉及生命过程中的一些事件和角色(或地位)及其先后顺序
和转换过程。生命历程理论将个人的生命历程看成是社会力量或社会结构与个人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它强调的是环境个体交互作用下个人发展的方向和路线，尤其是其中的“路线”，被生命历程理论视为联结社会背景与人类主动性的节点。张红首先介绍了生命历程理论，接着分析了农民工的生命历程并对农民工的职业生涯进行了基于生命历程的阶段描述，最后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生命历程的拐点与职业教育的关联。刘艳珍研究了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基本经验。(一)高度重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立法。英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开始探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6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他们在非农业部门的就业能力。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农民的职业教育也高度重视。(二)充分发挥政府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中的主导作用。各国政府一般都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组织管理农民培训工作。美国农业部科研、教育和经济司，是主管农业科研和教育的核心部门。英国的农民培训工作由农业部培训局、地方教育局和农学院合作进行。法国农民培训由农业部建立的培训晋级和就业委员会以及各省设立的相应机构来负责。(三)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体系。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教育培训体系完善，经费到位，措施得当。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思路和途径独特有效。国外大部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队伍以企业和社会志愿人员为主，而我国国内以政府养活的推广队伍为主。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目标明确，形式灵活，效果明显。各国在农民职业技术和技能培训上都有明确的培训目标，并且围绕培训目标的实施采取多种措施。李会娟从人力资本的理论视角研究了我国农民工受教育的问题。人力资本是美国学者沃尔什于1935年在《人力资本观》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是与物力资本相对应的概念，指的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人力资本形成具有以下特点：投资性、积累性、报酬递增性和溢出效益。而教育是产生人力资本的主要形式，提高人力资本质量的关键是要靠教育的作用。李会娟认为，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重视农民工的继续教育问题。
七、农民工继续教育研究：不足与趋向
综上所述，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农民工继续教育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许多有见地、有新意的观点和思路。但从总体看，国内关于农民工继续教育的研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关于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对象”界定不清，针对性不强。二是关于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内容”没有作出严格明确的界定，缺乏严谨性。三是对农民工继续教育研究数量较少，不够深入系统，缺乏有影响的代表作。四是“泛论”研究多，“精细”研究少，以描述性分析为主，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展开的研究比较缺乏。五是专门的、有针对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研究很少。六是从农民工自身、学习者、“局内人”的角度展开研究的较少。七是研究方法还较为单一，多为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而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的研究不多。八是从研究区域看，西部欠发达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农民工继续教育的研究很少。鉴于当前学界农民工继续教育研究的不足，学界可以从如下六个方面加强研究，从而构建起真正适合实际需要的有效的农民工继续教育模式。一是明确界定和区分农民工继续教育、农民工成人教育、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之间的异同研究。二是构建灵活开放的农民工继续教育体系的研究。三是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继续教育体制机制的研究。四是发展形式多样的农民工继续教育的研究。五是以手机为载体的农民工继续教育模式研究。六是积极开展中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