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之思想性格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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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环境没有影响，这句话我不信；正如环境有绝对的决定的力量我也不信然。可是环境以外还有什么力量是决定着的呢？这是我不容易马上叫出名目来的，虽然我仿怫依稀觉得。反正事情是够奇异了的，我们看康德和歌德吧。康德在他固陋的库恩希勃哥城里，脚步没出过家门，经济是不充裕的，身体被肺病和胃病侵蚀着，从做学生起到做教授止的所依靠的不过是藏书不满五万册的大学，在这里，哪一件是便利于产生一个大学者的？可是竟没限制了康德的产生。仿佛偏要产生康德。歌德吧，死于一八三二，活了八十三岁的高龄，在他死的前一年，他完成了《浮士德》，他之到这个世界上来，就像专负了这个使命似的，使命完了，他才去了。

不错，他们反映着社会的要求；不错，他们的口和笔，是各时代里几千万人的心迹和呼声。然而，这使命为什么独独让他们担承了去？而且，为什么在他们之完成其使命上，环境就予以方便，不顺利也顺利起来？这秘密仿佛只隔一层纸。可是我不容易马上叫出名目。

在这种似乎神秘的意味之下，我们又见到鲁迅。他学过医，可是终于弄到文学上来了；他身从小康之家而堕入困顿，他生长于代表着中国一般的执拗的农民性的鲁镇，这似乎都是偶然的，然而这却实实在在影响了、形成了他的思想、性格和文艺作品。

他的思想是一种进化论的生物学的思想，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点思想的萌生，却以医学给他的帮助为最大。

他咒恨中国的医药，这是在他作品里时常见到的，显著的，更有以《药》作为题目的一篇小说，在《呐喊》的自序里也有着颇为详尽的自剖。人们是惯好把一点感触扩充下去的吧，因为咒恨中国的医药，他就咒恨中国的医药所盘踞的整个传统的封建文化的壁垒了，他于是学西医，然而同时他却是接受了整个的那代表着在西洋发达了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明和思想了，他彻头彻尾是近代西洋科学精神下的一个信徒和传播者。

在这里是多么明显的对照呵：都市和农村，启蒙和蛮昧，资本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对垒！在这种意义下，是代表了大部分的鲁迅的奋战的生活。他负荷着的是时代使命，他表现着的是时代精神！不过中国的社会是因为受外力而变动着的，这变动异常急遽而迅速，所以到现在为止，鲁迅已代表了另一种意义的搏斗生活了。然而以他所占的时间的长短论，以他显示出来的成绩的大小论，以他前后的反抗的使命，在一种更深刻一些的社会演化的意义上，或者不是背驰而是联系论，我们却不妨采取举一而概其余的办法，于是以他前期的奋斗作为整个的奋斗的总括。

从西洋医药而取得的科学思想的中心――进化论，如何而作用着鲁迅的一切讽刺、告诫和观感，这是随地可见的。人得要生存，这是他的基本观念。因为这，他才不能忘怀于人们的死。他见到的，感到的，甚或受到的，关于生命的压迫和伤害是太多了，他在血痕的悲伤之中，有时竟不能不装作麻痹起来，然而这仍是为生命所采取的一种适应的方策，也就是为生存。生存这观念，使他的精神永远反抗着，使他对于青年永远同情着，又过分地原宥着，这也就是他换得青年的爱戴的根由。在生活上，我们有时麻木，或者妥协，拯救了我们的，就是鲁迅的那支笔。

鲁迅，不错，没做医生，在一九一。年当的化学、生理学教员，照了鲁迅自己的说法，不久也“出走”。然而在我看，这点科学的精神，却永远没离开他过，而且那辐射着的光芒，也无时不从他的小说，尤其是他的杂感里，而到达读他的作品的为他所鼓舞着的青年人的心。

二

从小康之家而堕人困顿的，当然要受不少的奚落和嘲讽，这也是使鲁迅所受的印象特别深的。在他的作品里，几乎常常是这样的字了：奚落，嘲讽，或者是一片哄笑。我们一方面看出他自身的一种过分的神经质的惊恐，也就是在《狂人日记》里所谓的“迫害狂”，另一方面，我们却见他是如何同情于在奚落与讽嘲下受了伤害的人物的创痛；悲哀同愤恨，寂寞同倔强，冷观和热情，织就了他所有的艺术品的特色。

三

执拗的农民性，是鲁迅特别了解深刻的所在。模糊，惮于改革，愚呆和奴性，是鲁迅所刻画得最入骨的所在。他的故事，惯于以农村为背景，而且在他的故事中，也往往以农村为背景的为最出色，在《孔乙己》《明天》《风波》《社戏》《祝福》几篇里，都明白标出地点是鲁镇，那咸亨酒店的景况，似乎我们一闭眼就可以呈现出来。其他像《药》《阿Q正传》《白光》《长明灯》《离婚》，虽然没明白标出是鲁镇，然而依然在隐约之中，却还是同一地点的光景。这样成了一个使读者极其容易熟悉的氛围了，这氛围也就是鲁迅知之最深，攻击最烈，同情最大的氛围。

执拗的农民性，不但惮于改革，还给改革者以无穷的迫害。着实说，这却又不只鲁镇一个小地方的风光了，这乃是中国传统沿袭下来的一个整个局面的缩影。鲁迅的攻击，也仍是以资本主义下的思想和文明施向封建的农村社会的传统和习俗的攻击。

然而，那点执拗性，或者又可以叫韧性吧，在另一机会，是鲁迅所劝告于人的：“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坟》，页一六八《娜拉走后怎样》）这话是对妇女讲的，在鲁迅自己却的的确确采取着，也就是在这一方面他有了战士的资格。对于白话文的拥护，对于国故国粹的掊击，对于人必得要生存的人生观的坚持，对于“西滢”（即陈源教授）的笔战，件件是不放松的，只要入了他的笔尖，他不会忘却，也不会后悔，他惯于作持久战。

这种紧握而不轻易弃置的持久性是根深蒂固的一种来自农民的精神的赐予。

（选自《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