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方“两”之量值的考证结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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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文献整理的方法对近现代关于经方本原剂量“两”之量值的相关考证结论进行概述，总结出如下结论：以吴承洛、丘光明、柯雪帆为代表的经方1两合今13.92g，13.75g，15.625g；以《伤寒论语译》为代表的经方1两合今7.8g，以教材为代表的经方1两合今3g；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经方1两合今1.0g-1.6g。可见对经方本原剂量的研究结论不一，只有将文献研究与临床研究相结合方能给出合理的答案。
关键词：经方剂量考证
【中图分类号】R-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801（2013）11-0084-02
近些年来，对仲景时期药物剂量的考证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东汉货币（如前文所述章太炎先生就主要是通过测量汉代钱谱而进行考证）；②东汉衡器；③《汉书・律历志》所载累黍之法；④水的比重；⑤黄金比重；⑥药物实测。[1]在这些方法中，又以文物考古学的方法为主导，而且以文物考古学方法得出的结论较为权威。但以药物实测、累黍测量等方法考据的文献报道亦不在少数。笔者将近些年来通过各种文献报道的经方量值考证结论择其代表列述如下。
1经方1两合今13.92克/13.75克/15.625克
之所以将这三种结论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这三个数值相差不大。而且这三个结论均是运用文物考古法对出土的汉代权器文物进行考证而得。
1.113.92克――是吴承洛（1892-1955）在《中国度量衡史》中提出的观点，是根据新莽货币与嘉量考证而得出的结论。[2]吴承洛被誉为中国现代度量衡的创始人之一，他撰写的《中国度量衡史》是其多年以来有关度量衡研究成果的结晶。该书结论是以吴大澄考据新莽货币校得新莽一两等于13.6746克，以及刘复考据新莽嘉量测得新莽1两为14.1666克这两个数值相加取平均值，从而得出新莽一两为13.9206克。这一结论影响很大，在近代中医界被广泛引用，如五版、六版、“十五”国家规划《方剂学》教材、《中药大辞典》、《中医方剂大辞典》等权威著作均采用此结论。支持这一结论的医家也有很多，如中医科学院范吉平教授撰写《经方剂量揭秘》一书，书中运用文献分析法与实验研究法并结合目前中医临床处方用量调查对这一结论进行佐证，并建议目前临床应用经方时当按照13.92克/两进行折算[3]。另有王笑青[4]、赵国强[5]等人采用累黍之法测定1200粒黍子的重量，再乘以二，得出的数值与13.92克所差无几。
1.213.75克――是卢嘉锡、丘光明在其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中根据东汉出土的39件权器文物进行考证而得。该书将东汉一斤量值暂定为220克，1两重约13.75克。[6]渠敬文[7]通过对大量文物资料分析，认为西汉时期每斤约合今248克（一两约合15.5可），新莽时期每斤合238克（一两约合14.875克），仲景所处的东汉时期每斤约合220克（一两约合13.75克），与丘光明之说吻合。程磐基[8]通过对出土文物及相关文献进行考证，认为东汉时期1斤在220～250克之间，1两在13.75～15.625克之间，程氏此说表明他认同吴承洛、丘光明及柯雪帆所考证之结论，认为这三种考证结果均具有科学合理性。
1.315.625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柯雪帆教授依据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光和大司农铜权”进行考证而得。柯氏结合医药经验认为该折算标准符合近年来开展的药理实验与临床实践，按此数值对经方剂量进行折算并应用于临床具有可行性与科学性。[9]今年来支持该结论的文献报道很多，如畅达[10]等人把仲景方中以量器和个（枚）数计量的28味药物分别按1两≈3克和1两≈15.625克进行折算后比较，认为柯氏考证的数据科学合理。郝万山[11]通过文献分析法认为根据“光和大司农铜权”考证的结果是较为权威的标准，汉1斤约为250克，1两约为15.625克，1铢约为0.65克。闫艳丽[12]从药水比例与解表药煎煮时间两个角度进行验证，也支持柯氏提出的经方1两约合15.6克之说。贾传春[13]通过对仲景方剂非衡器计量药物的用量统计，重剂取效的病案分析法以及经方常用11味药物的剂量统计法对经方本源剂量进行考辨，认为柯氏论点合理可靠。李玉胜[14]等人从临床实际出发，结合经方的配伍组成规律，并以麻黄汤为例进行实物测算，进而验证柯氏之说的真实可靠。仝小林[15]以柯氏之论为基础，认为仲景方1两合今15克，回归经方本源剂量来临床治疗2型糖尿病郁、热、虚、损四阶段的病证，所采用的经方有半夏厚朴汤、大柴胡汤、小陷胸汤、承气汤类、泻心汤类等，皆按照原方1两=15克进行折算，临床收效显著。近些年来支持柯氏之说的文献报道数量可观，在此仅就验证方法不同择其代表而论，别者不复赘述。
2经方1两合今6.9克/7.8克/8克/9～10克
从约7克/汉两至10克/汉两这一区间内的考证结果多样，但差距并不大，考据方法有用文献分析法，有用黄金比重测算法，有用水蜜比重测算法，有用煎药萃取原理比对法，等等。不似前文吴氏、丘氏与柯氏的考证结论，均是运用文物考古学的方法而得。
2.16.9克或7.8克――这两个数值是在上文所引吴承洛提出的汉1两合今13.92克以及柯雪帆提出的汉1两合今15.625克基础上进行折半所得。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现更名为中医科学院）主编，1959年出版的《伤寒论语译》[16]即持此观点。折半的理论依据是唐・苏敬在《新修本草》中的一段文字“谨按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后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一两为二两耳，金银丝绵，并与药同，无轻重矣，古方唯有仲景已涉今秤，若用古秤，测水为殊少，故知非复秤，悉用今者耳”[17]，由是推断仲景时期的药秤并非“复秤”，即仲景使用的是为当时衡量二分之一的“今秤”，若按当时衡量一两为13.92克折算，则《伤寒论》中一两应为6.9克。朱文惠[18]亦赞同此说，不过朱氏是在柯雪帆考证的东汉一斤约合今250克的基础上进行折半而得出仲景方一两为7.8克。此外，朱氏还认为仲景在度量衡上，称量药物是使用复秤（小秤），人命关天，必求合古，而对水溶液之类，则使用今秤（大秤）称量，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如苏敬所言“若用古秤，测水为殊少”，才符合客观实际需要。
2.28克――陈家华[19]用水蜜比重测算法，依据《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症治》篇乌头桂枝汤方后注“右一味，以蜜两斤煎减半，去滓，以桂枝汤五合解之，令得一升……”认为一斤蜜的容积是0.5升，若按照东汉一升约为198毫升，生蜜比重为1.27克/毫升，可以推算出东汉一斤约合今126克，每两约合近8克。
2.39克～10克――黄英杰[20]、谭曦然[21]根据《伤寒杂病论》进行药物实测及文献考据，并结合当今临床处方用量调查，认为仲景本源剂量1两约合今9克～10克之间。党玉兰[22]则从古今煎服方法的不同着眼，认为仲景方剂多为一煎三服，而今日则多两煎三服，根据萃取法原理与郎比定律进行实验研究，推导出若按今日二煎三服法折算，则仲景一两约合今10克。
3经方1两合今3克
仲景1两约合今3克是当今临床使用最为广泛的折算标准，但这一折算比例，恰恰不是由文物考古法得来。若要寻其本源，则要追溯到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到的那句话“古今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23]。在李时珍之后的很多医家也都认同该折算比例，如李中梓、汪昂、陈修园、曹颖甫等名医。足见李时珍这一结论虽非考证而来，但却比较准确的反应出当时对仲景剂量的折算标准，也为后世进行折算提供了一定依据。明代的一斤约合今600克，每钱约合今3.7克。自1956年全国首批四所中医学院建立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是《伤寒论》教材还是《方剂学》教材均采用汉制1两折合公制3克的标准。即便在当今，很多新版教材开始逐渐采用吴承洛、丘光明或柯雪帆等人的考证结论，但临床大夫在开据处方时仍以经方1两合3克来折算为主。
4经方1两合今1.0～1.6克
位于1.0～1.6克这一区间的折算标准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量值非常之小，与吴承洛、柯雪帆等人的考证结论比较，相去十余倍之远！这一范围内的经方折算比例主要是日本医家应用，较具代表性的有①小岛学古《经方权量考》：“两者，三分四厘八毫”（约合今1.3克）。②平井《古方分量考》：一两约为二分五厘（约合今1.0克弱）。③清水藤太郎《国医药物学研究》：“一两为1.42克”。④大冢敬节《药物的权量》：“汉制一两，合今1.3克，一升合今200毫升”。⑤矢数道明《汉方处方临床应用解说》认为仲景方按1两约等于1.33克折算。⑥粟岛行春氏等，依据孙思邈“神农秤”之说进行考据，认为汉一两约等于今1～1.6克左右。[20]日本医家采用如此之小的折算标准，其文献基础正是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所言“古秤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之“神农秤”，因该衡值采用的累黍之法――“十黍为一铢”仅相当于《汉书・律历志》中“百黍为一铢”的十分之一，因而以此推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汉制的十分之一。但日本汉方医运用该折算标准也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有学者曾就中日两国生药材质量、易感疾病类型、水质、人的体质以及用药心理等多方面对日本中药处方用量较中国少3～5倍进行探讨[24]。
5小结
综上可见对经方本原剂量的研究结论不一，《晋书・律历志》云“医方，人命之急，而秤两不与古同，为害特重”。正因此，经方本原剂量如何折算是关乎中医方药临床用量规范化、合理化的重大问题，是关乎中医方药量效关系研究的重大问题，单纯的文物考证、文献研究与实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似乎都难以令人信服亦难以应用于当代临床，或许，只有将文献研究与临床研究相结合方能给出合理的答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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