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在新型城镇化发展方向上存在的偏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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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新型城镇化规划解析及发展现状要求
1、政府规划具体要求文脉的传承，科学的推进;因地制宜，求同存异;建设绿色、生态城市;要求谋定而后动，过冷过热均不可取;要以人为本是核心，过去经验教训引以为戒。
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如果农村文化消失了，那么城镇化将是单调的。古村落和村落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体现，需要得到保护，推进城镇化建设绝不能以瓦解农村文明、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地方的人文和风俗”，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同样化。城镇化并不自然导致城乡一体化，如何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使传统的城乡二元格局的利益分配由失衡走向平衡，实现国民利益分配均等化和无歧视？这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为确保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此次规划突出城镇化要体现生态文明、绿色、低碳、节约集约等要求，提出要让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成为城市经济生活的主流，中国将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城镇化的进程，不走发达国家城镇化高能耗、高排放的老路，将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之路探索出有益经验。推进新型城镇化，应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过热”，雄心勃勃，大干快上，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二是“过冷”，为难发愁，裹足不前。当前尤其要注意防止“过热”，切不可将城镇化搞成“”、“运动式”。
我国城镇化是在人口多、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推进的，这决定了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出发，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为了避免走弯路，新型城镇化规划认真总结了我国近年来城镇化的经验教训，包括：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等。
2、目前我国城镇化的现状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仅为46.1%，与发达国家74%的平均水平相距甚远，与中等收入国家53%的平均水平也有较大差距。
1978-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其核心是以人为本，重视管理，发挥人在城镇建设中的“软实力”作用，构建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管理，就是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投入的同时，重视后期的配套设施建设和管理服务，发挥各种人才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达到“以管理促建设，以管理促商业”的目的，真正做到提高城镇化的水平，实现“人的城镇化”。
3、从实际推动过程来看，一些不合理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后劲不足，城镇化现状略显尴尬
城镇化战略的成功推进，背后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建设功不可没，长期以来，保证了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也是带动就业的有力手段。然而，利用投资拉动建设，利用建设贡献经济的做法，近年来弊端逐渐凸显，不可持续性亟待解决。后期管理跟不上，使得前期建设投入大打折扣。
十多年来，地方政府大范围招商引资，大面积修建开发区，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到综合开发区，再到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大小规模的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兴起。相关部门“搞建设，带商业”的本意是好的，但楼堂馆所修建起来之后，后续管理和服务没有跟上，招商难度不减，企业无人光顾，一片“无人搭理”的破败景象，最后政府也只能做起“甩手掌柜”。前期规划建设投入的大量资金，因为后续管理没有跟上，使得开发区的设施功能和服务功能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大量浪费现象让人唏嘘不已。开发区后期物业管理和经营不善，不仅不能使得前期建设投入效益最大化，甚至还会产生很多负面的社会影响。
在新农村建设和保障房建设过程中，轻管理问题依然严峻。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城镇化，农民进城除了就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住房，尤其是在大中城市，由于户籍限制和房价高企，农民工没有经济实力购买商品房，国家为了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要求地方政府修建保障性住房。然而，由于建设保障房，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都无利可图，保障房的建设速度和房屋质量都令人担忧。大量的房屋不仅结构设计不合理、欠舒适，很多房屋质量也没有达到国家标准，尤其是后续物业管理和配套设施不完善，给入住的低保户带来更大的生活负担。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很多还迁房位置不佳，没有医院、学校、交通和商业等配套，使得刚刚进城的农民又走进了“城中村”。有的项目在群众反对声中一路高歌猛进，最后公众不埋单，有的甚至成为了烂尾楼。
实际上，人们很容易发现中国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误区，如将城乡统筹理解为农村变为城市、将农村集体用地变为城乡建设用地去“农村化”;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解为城乡公共服务同等化;将产业转型与升级理解为强调产业高端化、高技术化和产业链条弃下游化;将低碳环保理解为单一的拉闸限电、限制机动车数量、限制私家车出行和植树造林;将“集约紧凑”理解为“高密度、高强度与高层建筑”;将追求城镇化质量理解为房企城镇化速度或使城镇化停滞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地政策制定者对城镇化问题认识和理解参差不齐，甚至存在较大的偏差。同时高估城镇化速度;一般情况下，本地农村人口难以支撑如此高速的城镇化，因此各地在人口规模预测中都将新增人口来源瞄准了欠发达地区或周边地区，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全国几乎所有地区都将成为人口净迁入区。以广东为例，2011年的城镇化率已达到66.5%，且在最新的城镇化政策中已开始强调提高质量水平，但为刺激新一轮的增长，依旧不愿放弃城镇化的速度。《广东省城镇化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到2015年全省城镇化要达到70%，即“十二五”期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0.8个百分点，其中粤东西北地区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但实际上，2010年到2011年，广东的城镇化率仅增长了0.33个百分点，要实现2015年的目标，“十二五”后四年的城镇化率年均将增长0.9个百分点，这在当前跨区域的流动人口不断减少的背景下显得更加困难。但在保增长的思维主导下，最新的城镇化政策甚至提出“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至2020年全省城镇化率达到75%，率先全面进入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的目标，难免令人质疑。同时低估城镇化成本，城镇化带来了物质形态乃至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变，是一个成本相当高的过程。但就近期社会讨论较为热烈的人口“市民化”过程，就将消耗巨大的成本，涉及住房、社保、教育等各个方面，而当前我国的城镇化还遗留着难以弥补的欠账。根据相关数据，目前全国城镇人口超过7.1亿，其中1/3没有当地户籍。住房方面，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群体中，52%住在集体宿舍，47%租住农民房，自有城镇住房的仅为0.7%，其中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仅有3%。社保方面，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如果交齐所有社保，一年约8000-10000元，而目前全国约80%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城镇社保，产生巨大的资金缺口。教育方面，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1.25亿人，有1260万在城市上学，只有10%的孩子随父母进城，已经让城市的学校难以接纳，未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孩子进城带来的教育资源压力也将剧增。中国社科院的蓝皮书指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人均成本为10万元，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至少要40-50万亿的成本。由此看来，巨大的城镇化成本，将对城市财政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而所谓人口“本地化”或“市民化”，也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只能流于口号。更进一步看，大量的城镇新增人口会产生较大的住房需求，可能推高住房价格，从而反过来抑制城市居民消费。一定规模的人口聚集的确能够推动消费增长进而带动宏观经济增长，但当城镇居民增长超过城市可承载能力时，城镇化则难以持续发展。因此，城镇化存在边际收益，这种边际收益是城市这个系统中的种种关联和反馈共同导致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对这些关联充分考虑，否则将得出完全背离初衷的政策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