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文:文明融新是时代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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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之后到福山以及西方的各种智库，关注的中心都是文明，文明比较是时代话语的核心观念。
中国的新儒家学者，同样加入了对文明的讨论。苏州大学教授方汉文对《望东方周刊》说：“相对于西方的关键词‘终结’，中国学者的关键词是‘融新’。”
他认为，新儒学的人文主义观念，有利于不同与文明之间“和而不同”的新世界秩序建构。
新儒家的理论话语显然并不是孤立提出的。方汉文认为，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金砖国家经济体为代表的21世纪新模式，是不同于20世纪后30年亚洲四小龙的“东亚现代化”的新阶段，是民族文明传统的复兴，以经济快速发展、多元文明的“融新”为代表。
2014年11月28日，方汉文受邀在中央民族大学作了主题为“‘一带一路’：中国与世界文明的‘融新’之道”的讲演。演讲结束后，他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文明融新
《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当代新儒家以“和而不同”的原则来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以“文明融新”的观念促成当代新儒学的转型？
方汉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一个时代的重要理论观念往往是在应对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中自然形成的。全球化时代，中华文明复兴必然要与世界不同文明和谐相处，所以文明关系成为当代新儒学研究的中心，是一种与现实的结合转型。
新儒学与西方关于文明关系的对话很早就已开始。从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兴起之后，有儒学背景的文明传统就引起国际关注。
过去20余年来，中国当代新儒学的视域经历了反复审视，基本建构起“儒学与世界文明的融合与创新”（简称“文明融新”）。著名学者汤一介曾指出，世界文明体系之间存在差异，“和而不同”是原则，但不是止境，还要在世界文明的磨合、融合中创新，建立和谐的文明生态――这就是“文明融新”。
“文明融新”成为当代新儒学话语，是时代使然。
《望东方周刊》：“融新”是一个新概念，能否解读一下？
方汉文：新概念并不是新词。“融新”来自于中国经典中常见的“融合创新”思想，是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强调创造新文明。
比如，中国文明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文明，自从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外来文明与中国传统融合创新，出现了“儒释道合流”的主体文明，这就是融新，就是中国的新文明。中国文明是不断融新的，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提出“一带一路”，为世界文明融新作出了重要贡献，促使了传统文明的创新。而且在新世纪中，世界文明将会继续“融新”。
《望东方周刊》：如何理解“一带一路”是中国传统文明与世界文明“融新”的历史与未来之道？
方汉文：首先，“一带一路”将中国的陆地与海洋、西部与南部、经济合作与文明交流传统两大路线与地域政治经济体结合为一，形成一种体系化的文明战略。这是对2000多年历史的丝绸之路与5000多年的中外文明交流史的高度概括，也是一种研究与实践方式的大转型。
其次，将历史文明、文化遗产与现实经济融为一体的一种指向，走出西方的“世界经济体”现代化模式，开辟了21世纪以“文明融新”为主体、以“中国文明复兴”与金砖国家经济为代表的新时代的理论。这是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之后的新理论体系建构，指导21世纪多元文明创新，其意义非常重大。
儒学人文主义
《望东方周刊》：你刚刚提到的，很重要的部分是经济环节。儒学中很少谈及经济，它怎样成为推动文化复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方汉文：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复兴为新儒学带来传播机会，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传统儒学在亚洲的传播，就没有这种经济腾飞。
中国经济发展是引起世界关注儒学的重要原因，但我们研究儒学，会发现在儒学中其实最少谈到经济。为什么这样一种学说会成为当代的重要价值观？儒学是不是一种宗教并不重要，根本在于儒学的人文主义。重要的是它将人的信仰而不是一神教的神，置于人类精神的中心。
《望东方周刊》：那么，当代儒学研究与传统儒学研究有哪些主要的不同？
方汉文：当代新儒学是全球化时代的多元学术，表现在研究课题方面有三大主题。
一是21世纪新国际秩序中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关系。包括中国与欧美、拉美、亚非等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
二是偏重社会经济的，即现代化问题。用当代格鲁兹奖获得者，以色列社会学家爱森斯塔德特的话来说是“多元现代化”。20世纪有儒学文化背景的“亚洲四小龙”兴起，21世纪中华文化复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文明传统能否为世界的未来贡献智慧，推进了人类文明走向引发广泛讨论。
三是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明融新。我曾将易经逻辑“同异交得”作为中心阐释全球化中包括西方、东亚与金砖国家在内的多元文明融新发展，从文明逻辑角度补充了新儒学。
《望东方周刊》：按照你的解释，新儒学研究的领域与中心发生了重要改变。
方汉文：对。传统的信仰与道德观念如仁义礼智信、宗族社会伦理的天地君师亲，个体修养如修齐治平、“心性本体”等方面不再居于中心。代之以三个方面：确立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而不同”原则，是儒学“协同万邦”的理想，有利于建立新型世界秩序。以孔子的“仁学”来实现新型“全球伦理”。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有利于建立世界生态文明。
《望东方周刊》：从传统到现代，随着时代的变迁，儒学经历了太多的演变;在你看来，儒学走向不同文明世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方汉文：儒学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儒学的封建道德就有缺陷。此外儒学关于不同社会阶层历史地位的理论都与现代社会有相违背之处。因此，它与任何与人文学说一样，必须“融新”。
复兴不是复古，中国儒学走向世界最大障碍是自我中心与封闭保守，排斥改革。如果儒学要“独尊”，要“罢黜百家”，拒绝与世界多元文明之间的融新，它就无法走向世界。不一定非要所有人用同一种方法研究儒学，新儒学也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
多元文明儒学研究
《望东方周刊》：秘鲁前总统阿兰・加西亚・佩雷斯刚刚在中国出版了他的《儒学与全球化》，怎么理解秘鲁儒学以及如何评价西方儒学的研究？
方汉文：世界农业史上有两大梯田耕地，一个是中国，另一个就是秘鲁的山地梯田。作为一个重要的农业文明民族与新兴经济体，关注儒学与中国是必然的，而秘鲁的儒学研究在拉美也是一直领先的。
《儒学与全球化》是一部很有见地的著作，作者所指出的“中国现象”代表了国际社会的主流评价。对于中国“性格”的分析，以及这种性格与汉字思维方式的来源，处处可见其独到敏锐的观察与深刻的思考，对中国读者与学者都具有启发性。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多元文明的儒学研究的建构正成为现实。从儒学的宣传到学术的主动接受，包括西方的研究机构、智库对中国文明的研究，像具有传统的哈佛东亚研究、波士顿新兴的研究，德国、法国的儒学研究各具特色，可以说部分超越了我们。
《望东方周刊》：关于欧洲，近来学界谈得较多的是法国朱利安的争论。
方汉文：欧洲是历史悠久的汉学研究重镇。朱利安是当下法国儒学研究领域标志性的人物。朱利安的争论是朱利安与瑞典汉学家毕莱德、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德国汉学家顾彬等学者之间的学术讨论与争辩，是从儒学思想观念入手，讨论不同文明差异。
对欧洲新儒学的研究我们不必忙于下结论，但无可怀疑的是，欧洲善于将当代新理论引入儒学研究，这是其特色之一。不同于谢和耐等老一代汉学家，更不同于伯希和等汉学家的考据性传统学术研究，欧洲当代新儒学观念具有全球化时代的特色。
《望东方周刊》：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我国内地、香港之后发展丰富中国哲学的第三块基地，美国有哪些比较知名的儒家研究学派？
方汉文：美国的儒学研究主要有三个中心成就斐然。第一是杜维明多年主持的哈佛燕京学术讨论会，主要是进行文明对话，提出了新轴心时代等观念。第二是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主持的东西哲学比较研究，主要用解释学观念来研究儒学。还有田辰山、安乐哲与郝大为等学者，理论深化的本体诠释学方法研究是其特色。第三是波士顿学派的神学学者，主要是波士顿神学院院长南乐山与副院长约翰・白诗朗，主要研究新儒学的中心观念，自我与礼乐教化等问题。提出将原罪与人性结合，提倡“居敬穷理”等。
此外如余英时等人对儒学也有论述，只是还没有形成一个有传承关系的学派。
《望东方周刊》：还有没有其他有代表性的外国儒家学者或学派？
方汉文：俄罗斯儒学研究以学养深厚著称。翻译《论语》的贝列罗莫夫、翻译《四书》的嵇辽拉都是资深汉学家与儒学研究者。
嵇辽拉翻译的《四书》2004年被普京当作国礼赠送给，称赞中国提出的“和谐社会”是儒学思想的理想，认为21世纪中国文明传统将发挥更大作用。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是俄国儒学研究的大本营，所长季塔连科在2013年“中国儒学与俄罗斯文明对话”会上强调：中国儒家的“和而不同”的理念，对中国与俄罗斯文明交流有重要作用。
日本当代研究中，《日本中国学会报》、《东京支那学报》、成均馆大学等的研究中心都关注国际文明关系。韩国的金圣基、李承焕等一批新生代儒学学者都对21世纪儒学在国际文明关系中的作用进行论说，深切感受到东亚新儒学研究具有理论的同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