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之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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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拟就《意拾喻言》编译者身份及其采取匿名(化名)出版方式的原因进行探讨。以推测“蒙昧先生”的身份开始,先假设译者身份为A,根据现有的较确凿的证据进行推断;再假设译者身份不为A,进行推断。之后,引出对另一位译者“懒惰生”的身份及采取匿名(化名)的原因的讨论。最终,本文得出的是一系列的推测。究竟实际情况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然而,这并不妨碍本文的价值所在――本文旨在对未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可能的线索。

关键词: 中西文化交流 《意拾喻言》 译者身份

《意拾喻言》1840年出版于广州。“意拾”及粤语的“Esop”音译。根据该书封面的介绍,该书的中文部分是由一位博学的“蒙昧先生”(Mun Mooy Seen-Shang)书写而成,英文的翻译和全书的编排出版则是由蒙昧先生的门生“懒惰生”(Sloth)完成。该书为十六开大小,从左到右横向书写,正文之前有“叙”和“小引”。“叙”是以一位英国人口吻写成,未署名,且“知名不具”。“小引”简介伊索生平及伊索寓言的影响,不再以英国人口吻叙述。在该书小引的最后,有一行小字注释:“The foregoing Preface and Introduction were written by Mun Mooy Seen-Shang when the Fables we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with the Writer’s name attached.”[1](《意拾喻言》,1840,广东)叙与小引为蒙昧先生在将喻言翻译为中文时所书,且附有作者姓名。正文共分三栏:中间一栏为中文的《意拾喻言》,左边一栏为其英文翻译,每一行中文对应两行英文,一行意译,另一行为直译。右边一栏为中文的拼音,每一行中文对应两行拼音,一行为官话拼音,一行为广州方言拼音。该书的封面可分为三部分:标题《意拾喻言》及英文标题Esop’s Fables 被放置在纸张开头,用醒目的大粗体写出:其下是对编译者的简介;第三部分,以整个纸张的二分之一大小的篇幅附上了两句中国谚语“孤掌难鸣”和“五湖四海皆兄弟,人生何处不相逢”及其对应的英文翻译和中文谚语。出版地点和时间在整个纸张的最底端以小字写出,形式同今天的大部分出版物。

目前,对蒙昧先生的身份的判断,学术界有两种看法。其一,根据戈宝权先生的考据,蒙昧先生是在当时广州经营对外贸易的“十三行”地区教外国人中文的中国先生,是罗伯特・汤姆(以下称“罗氏”,据考证是该书的编者Sloth的真名。具体见下文)的中文老师(孙红梅,2001:7)。其二,有的资料中“蒙昧先生”变成了罗氏的又一化名,是罗氏假托的一个身份。《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3)在介绍这一版本的《意拾喻言》的时候,写道:“译者是英国人,书上的署名是’蒙昧先生著,门人懒惰生编译’,其实译者的真正姓名是罗伯特・汤姆。”[2]很明显这里是将蒙昧先生和懒惰生合二为一。下面,笔者将根据以上两条线索对蒙昧先生的身份分别进行推断。

首先,如果“蒙昧先生”确有其人,是罗氏的中文老师,那么他懂英文吗?根据孙红梅的考证,罗氏曾在1840年的《中国丛报》中为该书写过一篇英文长序,并且提到了该书的翻译情况――是在不同时间,由编者用中文口述给老师,再由老师润色呈文,成为风格简易的文章。[3]如果这一资料可以得到证实,那么蒙昧先生应该是不懂英文的。

此外,这位蒙昧先生为什么要在出这样一本外文译作的时候隐去真名?我们可以联想到“叙”中的“知名不具”。事实上,要隐瞒真实身份,译者完全可以写上自己的化名,而不必如此突兀地将真实意图“知名不具”完全暴露。“小引”后的小字注释也很让人疑惑:似乎中文的翻译已经附带着译者的姓名早于这本中英对照的《意拾喻言》来支持这种猜测。这里我们只需注意的是译者在这一版中隐去姓名的痕迹过于明显。一种可能是这位中文执笔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而隐去真名。在出版该书的时候可能编译者都感到该书的内容会触犯当时清政府的“禁令”。后来该书的查禁,也确实说明这种预感不无道理。而此前,一方面,清政府曾与1834年明令传奇、小说等书为禁书。[3]故这本译作于当时也应属禁书之列。这也就成为译者的顾虑所在。另外,当时政府厉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外国教会和传教士有诸多限制,且在1839年刚刚进入虎门销烟,中外关系,特别是中英关系格外紧张。这样的情况下与洋人牵扯上关系,还明着将这样的关系摆出来,印在书上,自不是什么高明之举。然笔者以为,自称“蒙昧先生”是译者的一种自谦。正因为他的不蒙昧或者“博学”,才致使这部著作得以传入东方文化。

关于蒙昧先生身份的另一种猜测,即这个名字有可能仅是罗氏的一个化名这一点,笔者将在下文对罗氏的身份推测中予以讨论。

据考证,Sloth原名Robert Thom(1807―1846),中文译名为罗伯聃:

”罗伯聃(以下简称罗氏),英国领事官。生于苏格兰,1834年来华,抵广州后很快学会了汉语,于1839年用‘Sloth’(懒惰)为笔名发表了一个中国故事的译文。不久他把《伊索寓言》译成汉文。1840年进英国领事界,在厦门、舟山、镇海及广州等地任翻译。1841年10月至1842年5月任镇海民政长官,1843年10月任英国驻宁波第一领事。编有《汉英词汇》(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1842)及《汉英会话》(The Chinese Speaker)(1846)等书。”[5]

既然罗氏曾在本书出版之前使用过Sloth这一笔名发表译文。那么,可以肯定,Sloth一名并非为《意拾喻言》量身定做。且本书发表之后,“在广东出版的《中国丛报》有过三次对《意拾喻言》的介绍,其中1840年卷谈到Sloth就是Mr.Thom”。[4]由此,罗氏仅用Sloth做了一个笔名,而非有意隐瞒身份。

上文曾留下一个疑点――罗氏可能假托了蒙昧先生之名。持这一观点的原因,一方面是找不到真正的“蒙昧先生”,另一方面,在“叙”中,叙事者明显是以一个英国人的身份讲话(如“吾大英”,“先儒马里逊”);而“小引”后面的注释中提到“叙”和“小引”皆出自蒙昧先生之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所谓的蒙昧先生其实不过是罗氏的化名。可能出版时根本不曾有一位中国先生,仅仅是罗氏一人就单独完成了编译工作。那么,假托了这么一位“博学的蒙昧先生”,其原因若按照作者在叙中所述――本书是为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而作――则有可能是提高该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质量和可信度(毕竟,由外国人写的中文和中国人执笔给读者的印象是有区分的)。此外,一个中国老师与外国学生这样的编译组合,也是罗氏豁达胸襟的体现。他不是以高姿态去教“外国人”学汉语,也不是以启蒙的姿态去教育中国人,而是本着平等的方式进行文化交流。这可以从书的封面上两句中国谚语“五湖四海皆兄弟,人生何处不相逢。”[1]看出。在他看来文明的碰撞和接触是必然的,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必然打破。当然,如果说《意拾喻言》的翻译完全出自这样一个英国人,大家有理由相信他的中文修养是十分出色的。否则,一个外国人怎能写出像“初,鸟兽皆能言”“山海经载”“禹疏九河之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等看似信手捏来实则精细推敲的如此精准的中文?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1840年出版的《意拾喻言》的真实译者身份并不十分明朗。通过推测和事实相结合,笔者仅希望本文能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些许线索。此外,对于翻译意图的考察也可以间接推测作者的身份,在这一方面,本文涉及较少,应在以后研究中继续讨论。

参考文献:

[1]伊索著.蒙昧先生,懒惰生译.意拾喻言.广东:The Canton Press Office,1840.

[2]施蛰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3).上海:上海书店,1991.

[3]姚福申.中国编译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4]孙红梅.北京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伊索寓言在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2001.

[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