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上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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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正式发行面世。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也在不断推进。最新消息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在30日召开的执行董事会会议上，最终决定是否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

从金属币到纸币再到虚拟货币，钱币形式的进化也映射出世界币制体系的变化。货币的背后是金融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等金融架构的演进，也为国际格局下的财富分配提供了新的金融文化、新的路径以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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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进化与自由选择

钱币催生文明，币制改革下的国家财税体系变化与一个王朝的动荡与安稳密切相关。比如，五铢钱、交子、袁大头等时代标志物的出现便映射了一个国家在商业路径上的选择。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从货币到货币体系再到货币战争，人类的生活图景从集市进化到了地球村。在这期间，货币化的市场交易推动了文明的融合与进步，开启了现代化的序幕。

历史学界一般认为，人类现代化的历程萌芽于14、15世纪发生在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英国的商业革命。而商业革命的核心是货币化交易的内容与地理范围的双扩张，也就是让更多东西、更多资源成为商品，不仅在本国之内，而且在欧洲更大范围内跨国界以货币化方式进行交易。

商人们的跨群体、跨地区、跨国界的交易，给欧洲人展示了货币化交易能促长正义、消除怨恨、带来和平；商业革命渐渐地激发了文艺复兴，让人们重新回归理性和思索，反思“人为什么是人”、“人类如何才走出野蛮”这样的话题。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以此为基础配置资源。而货币化又是民间自由选择秩序的必要支撑，货币是自由选择的具体工具。反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必然包括去货币化，因此也必然削弱人的自由。回头看计划经济的年代，出差远行要自带米菜被子，要自带粮票油票，似乎很荒唐，因为今天的人出行带信用卡、带钱就行，但那种荒唐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不自由与去货币化之间的关系。

一个社会要想走出野蛮、减少暴力，前提必须是社会越来越充满正义，而正义的前提又是社会中资源配置、利益交换都基于自愿与自由选择。由于货币化、市场化配置资源的前提是自愿与自由选择，所以，我们看到货币催生文明，也催生了和平。

SDR与国家影响力

古往今来，钱币的所到之处，便是国家的影响力所及之处。

钱币不仅是物品交换的媒介，更是一个国家的“名片”。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从商朝的贝币算起，距今已有近四千年的历史，比文字的起源还要早。中华民族独立发展起来的货币文化，源远流长，周边的许多国家，不仅广泛流通中国钱币，而且还仿制了大量汉文圆形方孔钱，成为世界货币文化中的一大奇观。

货币在进化，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在世界金融体系中也需要新的表现形式。因此，进入SDR，成为国际货币，这对于中国话语权的提升至关重要。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开始重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机构反映出一个时代正逐渐远去的现实。与多元化金融体系相伴而来的，还有“特里芬难题”。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提出：如果没有别的储备货币来补充或是取代美元，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必将崩溃。

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参与世界已经日益加深。中国经济崛起以后，通过贸易，中国产品在全世界有了越来越高的地位，中国的货币地位也需要相应的提升。

在更深远的角度，人民币的国际化之路还关系到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复兴，这种文化复兴、经济复兴与货币强有力的推广，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普世价值的传播，需要普世货币的推广。银本位制维持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金本位制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而普及全球。如今，美元时代的荣光渐行渐远，人民币时代如何讲述大国复兴的故事？未来已来，我们正处在这个激荡变化的年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