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大源:发展市场调节下的学校中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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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再一次使职业教育成为人们的关注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况如何，面临哪些困难?职业教育在解决就业问题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和前景如何?
日前，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就相关问题接受了《财经文摘》专访。
发展道路不平坦
《财经文摘》：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经历了怎样的路程?
姜大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78年至1998年，是职业教育的发展加速期。由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现代化对职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拉动了职业教育的大发展。1998年前后中等职业教育在高中阶段的比例曾高达58％。
第二阶段自1999年至2002年，是职业教育的发展回落期，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比例下滑到38％，下滑了20％。
第三阶段从2005年开始，将持续至2010年，是职业教育的发展机遇期。国家审时度势，将装备制造业作为国家工业化的重点，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国策，要求2010年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回升至50％。
《财经文摘》：从1999年到2002年，为什么之前20年的高速发展在这4年内一下子滑落这么严重?
姜大源：我在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许多外国人对20％的下滑速度感到不可思议。出现回落，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中国传统文化认为，21世纪是知识的世纪，知识意味着高学历，从而导致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扩把二，人均国民收入增加，教育结构就随之调整，没有意识到教育结构调整的依据是产业结构，而非人均国民收入；三，职业教育研究滞后于职业教育实践。
《财经文摘》：您提到了传统文化，事实上，许多老百姓到今天为止仍认为孩子“考不上大学才上职业学校”。
姜大源：人们潜意识里认为，职业教育培养的人都是智力低下的，这其实是一种错误观念。职业教育依然是成才教育，只不过是针对那些以形象思维为主的青少年的成才教育。换句话说，清华、北大进行的是培养成功者的成功教育，而职业教育是培养那些“所谓的失败者”的成功教育。
刘翔得世界冠军，跟他去华东师大读硕士研究生有联系吗?航天英雄杨利伟非得强调他是研究生吗?为什么看一个人是否成名总要冠以学术身份呢?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已经发展成为研究生的预备教育，教育只是为了培养研究生，而不是为经济和社会需求培养人才。教育结构的不合理加剧了人们对技能的鄙视，但社会上需要的恰恰是那些掌握“雕虫小技”、能直接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人。
这一点从就业率上就可以看出来。从2004年至2008年，研究生就业率平均下降2％，本科生就业率下降1％，而高职生就业率则上升了2％。
技能和技术之辨
《财经文摘》：中国职业教育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一些职业院校在升级的过程中，向高等教育靠拢，或者可以称之为“职业教育普教化”，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姜大源：学校升级，有抬高社会地位的考量，这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深层次分析，这是类型和层次的问题。类型是深层机制，但类型中有层次，这是外延发展的空间。
高职学校升级不升级，不应该是教育自身决定的，而是社会决定的。如果社会需要高层次的高技能人才，就应该升。但说高职要升就是升级到普通教育，就错了。高职即使要升，也是高职的本科和研究生层次。
很多人提出，高职不应该局限于技能型人才，而且要加强技术型人才的培养。言下之意，技能型人才比技术型人才低，技能的培养终结于专科，只有技术型人才才有本科。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高职不会局限在技能型人才，不会局限在专科，还会有本科层次，还会有研究生层次。这是因为策略层面的技能人才不会局限在专科层次。
英国在平行于国家学位制度之外，还有国家职业资格制度，原来分5级，现在是8级，7、8级就相当于硕士学位。那我问你，这相当于硕士的7、8级人才是什么人才?是技能型人才。事实上，EMBA和MBA就是职业性学位。高职即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依然是职业学位，不是学术性的硕士、博士。
但是现在，反对高职升格的人和赞成高职升格的人，都没有搞清楚这一点，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财经文摘》：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姜大源：是人们对技术与技能的认知混淆。技术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客观力量，技能则是一种内在于人的主观能力。
从哲学上看，枝术是科学的开显，技能是对技术的开显。技能和技术不是划分教育层次的依据，技术教育与技能教育也具有非叠加性。
因此，倘若技术型人才可有本科、硕士，而技能型人才只有中职、专科，那就意味着技能教育的终结性和技术教育的非终结性。
而世界教育的现状表明，技术职业领域里的“技师”，非技术职业领域里的“大师”(如艺术类)，与硕士、博士学位等同的制度，比比皆是。在这个意义上，高技能人才可以是技术型人才，是一个学校教育加学校后教育的过程。因此，技术型人才与技能型人才都是不可替代的。
《财经文摘》：金融危机对职业教育有什么影响?
姜大源：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警示之一是产业结构调整，中国这个世界制造中心绝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低水平重复的加工中心，而应该是高水平具有创新能力的制造中心。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制造业仍将占据主体地位。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百万计的专门性人才，是建构世界制造中心的基础。
然而，目前中国枝术工人等中间层次职业人才的构成状况不容乐观：7000万产业工人中，不仅只有三分之一是技术工人，而且其中的高级工仅为4％，中级工占36％，初级工竟高达60％。“谁”能改变这一状况，为制造中心“制造”满足需要的职业人才呢?答案是：职业教育。这是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金融危机还凸显了就业问题。2000万失业农民工的培训和大学生“回炉”再教育，都离不开职业教育。中国目前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多属于弱势群体，也是扶贫对象。他们若能通过职业教育摆脱贫困，那无异于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排忧解难”。
职业教育搞好了，不仅实现了教育公平，促进了就业，必将为新增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其“乐业”打下坚实的基础，进而为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财经文摘》：那您认为应该怎样发展职业教育?
姜大源：世界上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目前主要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
日本。英国为代表的市场模式，办学主体是企业，培养的职业人才具有高专门性、高针对性的特点。但这种模式过于功利，而对人格教育的目的不够重视。
第二种是意大利、法国等为代表的行政模式，办学主体为政府，培养的职业人才具有高普适性、高理论性的特点。但这种模式精于传授而对经济发展的需求不够关注。
第三种是德国、瑞士等为代表的合作模式，办学主体虽为企业，但强调企业与学校的合作，所培养的人才具有高应用性、高能力性的特点。但这种模式长于合作而对机制变化的应对不够灵活。
对中国而言，要寻找职业教育的参照系，不能完全照搬，应该参照各种模式的优劣，发展市扬调节的学校中心模式。
《财经文摘》：德国的“双元制模式”得到了很多人的推祟，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如何?
姜大源：德国的最大贡献是把教育机构扩展到了企业，实行以企业为中心的工学结合模式。企业可以搞培训，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有资格办教育。国家对教育企业没有任何优惠措施，成本完全由企业承但。
在德国，企业作为教育机构，是企业招生，而不是企业招工。企业与学生签的是教育合同，而不是劳资合同。3年之后，学生毕业离开了，企业不能找学生要一分钱。其他企业找这个企业要学生，也不给一分钱。
中国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经验，德国文化并不鄙视技能。而且，“教育企业”这一点在中国做不到，中国企业偏向于功利。校企合作为什么做不好?就是因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太差。
《财经文摘》：近些年，一些职业培训机构发展迅速，您如何看待他们在中国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姜大源：职业培训机构做得好的太少了，中国很多私人培训机构，像新东方、北大青鸟这样的机构，有很大的局限性。新东方搞外语，北大青鸟搞软件，而真正搞制造业的培训机构几乎没有。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职业培训机构功利性太强，公益性和社会性太差。因此，需要大量的有识之士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
《财经文摘》：那像蓝翔这种专门针对农民的培训学校呢?
姜大源：在中国，发展职业教育必须以国家为主。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靠民办的力量解决国家的问题，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作为补充没问题，但绝对不是主力，主力仍然是国家和公办职业学校。
《财经文摘》：中国高职院校的师资力量遭到了很多批评和质疑，您怎么看目前中国职业教育的教师队伍?
姜大源：我认为，高职教师的水平应该高于清华和北大的教师水平。这就对高职和中职院校的老师提出很高的要求。
一个职业院校的老师的能力应该包括四个部分：专业理论、专业理论在职业中的实践、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论和方法论、职业教育理论在职业教育中的实践。只有四者结合，才能成为职业学校的老师。
我们是四者缺其三，只具备一个专业理论。比如说学数控机床的，都学过理论，但是专业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才刚刚开始得到学校的重视。
而另外两方面，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个悲哀。德国人说，你要教数控机床吗?不是你到大学去学数控机床，你就能教数控机床，你要去学今后能当数控机床老师的专业。全世界只有德国、瑞士、奥地利有这个概念。
课程是核心，教师是关键，所以我跟教育部建议，要把老师送到北欧去进行培训，提高教师基于工作和教学过程的设计能力和实施能力。
《财经文摘》很多人对《职教法》的修改充满希望，认为其将推动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姜大源：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比之前好多了，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什么?《职教法》本来有棱有角，但改了九稿就无棱无角了，很多刚性的东西没有了。德国《联邦职教法》有一部分叫做“处罚条例”，针对的是如果不执行就怎么办。但我们的用词是“鼓励企业参加职业教育”，恐怕实际意义不大。
德国的职业教育立法对我们很有参考意义。德国联邦职教所是全世界最大的职业教育研究所，其主管委员会由四方代表组成：联邦政府、州政府、雇主和雇员，遇有重大事务，必须四方投票决定，然后提交议会立法。而中国现在的立法过程只有政府一方，地方政府、企业和工人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