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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对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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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市场经济环境下,现金持有水平是企业存亡的关键因素之一。它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盈利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而且关系到企业投融资、股利分配等重大决策的制定,是反映企业经营战略和财务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财务指标。因此现金持有量水平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本文基于新疆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背景,以个人主义与不确定性规避作为民族文化的考量角度,研究民族文化对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民族文化;现金持有量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概况

影响现金持有水平的因素众多,有研究发现公司治理、股权结构、市场环境等是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Harford J.2008;Fanlkender M.W.2002;胡国柳、蒋永明2005)。企业高管的民族文化背景影响着财务决策,从而影响现金持有水平,高管的民族文化背景越来越受到关注,而且基于民族文化视角下的企业现金持有研究较少。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有关企业现金持有量的系统论述最早可以追溯至Keynes(1936)的货币需求的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理论。Kim C.S.,Mauer D.S.(1998)研究了影响现金持有量的因素。Harford J.(2008)发现企业现金持有量与高管的行为特征紧密相连。Guiso,and Zingales (2009)认为高管的文化背景影响企业的经济活动。很多学者验证了民族文化对公司经营活动的影响(Bottazzi,2010)。Hofstede(1983)研究了民族文化差异影响工作相关的价值观,提出的民族文化模型,为研究民族文化对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提供依据。Hofstede(2010)发现,个人主义文化中,高管更加看重企业与竞争者的差异,表现出过度自信与自我归因偏见,会高估企业预期发展,并提出,不确定性规避测度了人们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容忍程度。Cyert and Marsh (1963)认为,企业高管在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中,更注重短期收益与解决紧迫的问题,而不是制定长期策略。其他的研究,Chui(2002);Zingales(2008);Chui, Titman(2010);Kanagaretnam(2011)也都表明民族文化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股票价格、以及盈余质量。但并没有具体关注民族文化对于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文献关于文化对企业经营作用的研究有很多种,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是认为文化背景对公司财务决策具有导向、约束、协调、激励功能(陈薇,2000;华锐,2003等),也并未具体到民族文化对于公司现金持有的研究。在公司财务决策中,现金持有决策直接关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廖理、肖作平,2009)。韩俊辉(2008)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水平普遍偏高。关于现金持有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学者们大都从财务状况或公司治理的角度展开,胡国柳、蒋永明(2005)发现企业规模与现金持有量呈正相关,而财务杠杆、现金替代物、公司年龄等与现金持有量负相关。然而,财务状况的好坏和公司治理水平的高低,并不能解释新疆各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差异。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文化的多样性特征显得尤为突出。新疆多民族文化对新疆的社会生活、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新疆企业的现金持有量也深受其影响。

二、新疆民族文化差异概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北边上,面积大约166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新疆现有47个民族成分,其中世代居住的民族有13个,维吾尔族人口最多,约占新疆人口总数的46%,还有汉族和哈萨克族。新疆各地区物产丰富,资源雄厚,造就了瑰丽璀璨的多元民族文化。各少数民族大都有较深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多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蒙古、藏族信仰藏传佛教;俄罗斯人的大部分信仰东正教。独特的历史条件、地域位置、民族构成,汇聚形成了新疆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与文化特色,使得新疆人民在心理、生活习俗上有所不同。

在新疆的企业中,由于高管的民族文化背景不同,使得其在做公司决策时偏好有所不同,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造就了高管个人主义程度与不确定性规避偏好的不同,高管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下,过度自信,更倾向于参与资本支出和资本回购的活动,从而导致企业持有较少现金;高管处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中,具有预防风险动机,更倾向于持有现金,防止资本

短缺。

三、民族文化影响企业现金持有量

公司的现金持有决策是公司股东、经理人等利益相关者在不同动机下相互较量的结果,是公司自身财务特点、治理结构、宏观经济波动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多种多样的民族文化也会影响高管现金持有动机,本文为影响企业现金持有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民族文化,发现企业的决策不仅仅由风险与收益的客观因素的决定,还受管理者主管意识的影响,而这种主观意识就依赖于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选取个人主义、不确定性规避作为民族文化的两个维度,研究其与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关系,并深入探讨企业持有现金的动机,不仅对于现金持有相关研究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新疆企业的未来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一)个人主义影响企业现金持有量

个人主义,指的是:在人与人之间松散联系的社会中,人们只照顾自己与其核心家庭。集体主义指的是,人们从出生起就融入到强大而紧密的群体当中,这个群体为人们提供终身的保护以换取人们对于该群体的绝对忠诚。各个民族之间的个人主义程度有明显的不同。有些少数民族个人主义程度较强,自信心膨胀,只顾及个人与核心家庭的利益,对于存储现金的偏好程度弱,他们更愿意利用现金去参与投资活动,尽管很冒险,但抱有可以为自己带来额外利益的信念,这些现金活动使得企业的现金持有量降低。相反,如果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是集体主义较强,则高管倾向于参与集体的决策,他不仅仅顾及个人与其核心家庭,还会考虑到周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其做出决策时,考虑因素增多,可支配现金就会减少,因此企业的现金持有量会增加。

(二)不确定性规避影响企业现金持有量

不确定性规避是从美国的组织社会学中借鉴而来的,特别是James G.March的著作。所有的人都会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未来是不确定的,但我们要与之共存。一些民族不确定性程度较强,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难以忍受,人们寻找方式去规避风险。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这些高管倾向于持有大量现金,让自己度过难关,防止资本短缺,企业的现金持有量较多。相反,在若不确定性规避的民族中,高管们对于未来风险的敏感度较低,他们不会有很强的动机持有现金规避风险,因此企业的现金持有量较少。

(三)相应对策与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应在董事会中保持适当的少数民族高管的比率,利用不同民族风险厌恶程度不同的特点,使得董事会成员的风险偏好程度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从而提高董事会决策的效率。第二,企业应当努力提高高管的整体素质,举办相应的培训。第三,企业应该加强各民族高管人员之间的沟通,帮助他们了解不同的民族文化,兼顾各民族风俗带来的不同决策效应。

四、本文贡献

本文结合新疆的实际情况,研究民族文化和企业现金持有量情况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为探究企业现金持有量提供新的角度――民族文化

前人多从公司治理与财务状况分析企业现金持有量差异的原因,本文为探究企业现金持有量差异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民族文化。让利益相关者与社会公众更加关注高管的民族文化背景。本文选取新疆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新疆是我国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在这片广裹的大地上,生活着47个民族,众多的民族、悠久的历史,为新疆带来了丰富多彩而又底蕴厚重的特色民族文化,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条件。新疆民族文化影响新疆各个企业的现金持有情况;而各个企业作为微观个体又反过来影响着新疆的宏观经济。新疆目前已充分认识到民族文化对新疆企业决策、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新疆的民族文化建设关乎新疆企业的未来发展,关乎新疆经济的腾飞。

(二)利于综合评价民族文化和企业现金持有量的相关性,利于企业决策

民族文化与会计理论的交叉研究成为最近十年新兴领域,一些学者认为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性体现在文化价值观上,由此影响到投资、融资、股利分配、以及盈余管理等等企业决策行为,但国内外很少有文献对民族文化和现金持有量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对企业现金持有量的研究,有助于为公司投资者、债务人、管理层和公司的监管部门等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和建议,有助于企业结合本身的财务情况,文化特征以及公司规划后确定目前的目标现金持有量,有效的利用现金的交易性和预防性好处,在融资时机选择上发挥其低成本的优势,避免现金持有的过量和不足造成的资金闲置和投资不足,资金链断裂等情况,这对新疆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

参考文献:

[1] 廖理, 肖作平 . 公司治理影响公司现金持有量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 2009(6):98-107.

[2] 韩俊辉 .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影响因素实证研究[D] .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3] 胡国柳 , 蒋永明 . 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因素―来自 B 股公司的经验证据 [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49-54.

[4] Hofstede,Geert.The cultural relativity of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and theo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4(Fall), 1983: 75 ~ 89.

[5] Myers,S.,Rajan.R..The Paradox Of Liquidit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113):733-771.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会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