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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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看了本关于爵士乐的书，叫做《然而，很美》，书里写了七位爵士乐大师的故事。

这些爵士乐大师的生活痛苦而混乱：酗酒、吸毒、自杀。他们写出哀愁的曲调，而音符自身也是感伤而脆弱的，围绕在音乐家周围，祈求和他多待一会儿。

看完这本书之后的第二天，我去采访一个摇滚歌手。他出道二十年，早期作品充满了彷徨和迷茫，被意识超前的乐迷和乐评人视为珍宝，可是叫好不叫座。他也患上忧郁症。我听了他在忧郁症期间写出的音乐，能听出虚无缥缈的明天、脆弱不堪的理想，还有对社会苍白的宣战。听每首歌，几乎都能看到他在一个又一个无眠的夜晚，咬着后槽牙写歌的场景。经过了痛苦的几年之后，他又出专辑，词的风格大变，关于“温暖”、“微笑”和“阳光”，卖得很好，歌也传唱大街小巷。

采访他之前，我听了他的最新专辑。制作精良旋律优美自不必说，时常有让人惊叹的段落。然而，我却不能被唤起半点同感。新专辑比此前的更正面，频繁出现的词是“喜悦”、“欢喜”、感激”、“恩赐”。他生命中所有的怀疑与痛苦，都被抽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温暖与阳光。从一个人类对另外一个人类的感情上说，我欣然看到这种变化；但从一个听众对一个音乐家的要求上说，我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和他产生共鸣，也无法被他打动。

我意识到一个多少令人有点惊悚的事实：“正能量”不一定是艺术创作的来源，痛苦与不完善的人格才是。作为一个采访者，对于采访对象，我发现自己身处某种矛盾和分裂之中，有种阴暗的、难以描述的心理：我既希望他幸福，又希望他不幸福――当然我深知，受众对于艺术创作者的任何要求都是粗暴而自私的。

过了几个月，我刚好去采访另外一个和他同时期出道的摇滚歌手，早年的音乐性感而颓废，歌颂和原谅生命里所有的荒诞。如今，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出专辑了。早年的音乐与那时候颓靡的生活方式有关，现在他已经顺利被一个女人收服，过上了幸福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他感激早年出现在生命中的姑娘们，但是并不怀念。最后，采访变成一个失控的场面――我反复地、热切地、痛心疾首地说：“还是要搞创作啊。出专辑啊，搞创作啊。”他笑而不语。

这两个摇滚歌手有相似的地方：他们早年都有着极其敏锐的天分，捕捉普通人肉眼看不到的生命的痛苦，把痛苦转化为创作的力量。而当痛苦的浪潮越卷越高，淹没口鼻，他们选择自救，挣脱出来。

在最开始创作的时候，所有人几乎都被创作所带来的巨大热情和快乐所笼罩，说过“文学/艺术/音乐就是我的生活”这种话，但最后，当创作所带来的痛苦超过快乐，人们才修改自己：创作是可以抛弃的身外之物，生活才是生活。有少部分人依然执迷不悟，被苦难折磨而毫无自救意识。就像尼采所说的“amorfati”（爱命运），他真心诚意地感激命运给他的任何一次希望或者猛击，因此，他在任何敌意中都感受到充实，感觉到一切苦难都是幸福。amorfati这句话最忠实的执行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命运用贫困、欺骗、病痛，不放过任何一次给他打击的机会，然而他把这一切都转化为创作的优势。

痛苦并不是让艺术家更有灵感。更恰当的说法，是一位多产的艺术家，创造了自己的冲突与折磨。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明知道如果放弃写作，他的婚姻就能够持续，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能够缓和，但是他不能放弃，只能选择延续生活的痛苦。生活和艺术，你只能选择一样。能否在做一个天才艺术家的同时，做一个幸福的人，我想是很难的。因为艺术家对于迎面而来的苦难，不能逃避和躲闪：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选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