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吉《渔父词》的文化精神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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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渔父题材并非乔吉首创，但比照同类题材的作品，乔吉的《渔父词》不仅有所继承，而且具有更大的拓展和创新。通过解读乔吉散曲中的渔父词，我们不仅能发现他与世浮沉、放浪江湖的词人心灵，而且更能捕捉元代典型的时代文化之折光。一是在现实的压抑中显示出独特超迈的人格力量和鲜明的反抗精神；二是表现一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内涵。

关键词：乔吉 渔父词 时代文化

文化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概念，对它的解释可谓异彩纷呈。在人类学家看来，文化主要是指一个相互信任的价值、习惯、行为的系统。显然，文化在人类学家眼里着重是指观念的领域，是指观念系统，它潜藏在一个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之下，为一个特定民族所共享，它只能从发生的行为和事件中推导出其共同的观念系统。

文学来源于生活，任何文学都是时代文化的投影与折射。乔吉曾写过二十首《渔父词》，在其散曲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在全元曲中也居突出的地位。其实，渔父题材并非乔吉首创，早在乔吉之先，歌咏渔父形象的诗词也不乏佳篇。但是，比照同类题材的作品，乔吉的《渔父词》不仅有所继承，而且具有更大的拓展和创新。通过解读乔吉散曲中的《渔父词》，我们不仅能发现他与世浮沉、放浪江湖的词人心灵，而且更能捕捉元代典型的时代文化之折光。

一、在现实的压抑中显示出独特超迈的人格力量和鲜明的反抗精神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异族统治的封建王朝。在元代，知识分子的地位低下，所谓“八倡九儒十丐”的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知识分子的地位极其低下却是事实。一方面，元代知识分子更确切地说汉族读书人（因为统治阶层文化水平低，素质低，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读书人多为汉人）难以逃脱的是等级分明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元朝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色目人主要是指西北各族，来自西域的各种商人，汉人指长江以北原来处于金国统治下的汉人和女真人、西夏人等，南人是蒙元最后征服的南宋的汉人。元朝人口达到五千多万，蒙古人色目人等不过一二百万，其余都是汉人、南人，从数量上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却最受歧视。另一方面，元朝曾经较长时期中断科举考试，知识分子失去了仕进的机会，理想泯灭，丧失了积极进取的精神。他们对元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冷眼旁观，冷嘲热讽，愤世嫉俗，甚至玩世不恭。通过作品抒发强烈的反抗精神；通过流连山水，赏玩风景，在大自然中显出独特超迈的人格力量，以期安顿自己的灵魂。因为大部分知识分子被排除在统治阶级集团之外，而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特殊身份甚至使他们失去了参预现实生活的机会。因此，他们不愿也不能去关心国家大事和国计民生。于是,他们就将注意力从国家大事、现实生活转移到自身，对自己的个体生命和个人生活非常关注，并且从多方面进行审视和思考。在这样一种心态的支配下，元人散曲中出现了大量以渔父为题材歌颂隐逸生活的散曲。乔吉的二十首《渔父词》正是这一心境的折光。以下举几篇典型的篇章加以分析说明。

中吕•满庭芳《渔父词》第十三首：

活鱼旋打，沽些村酒，问那人家。江山万里天然画，落日烟霞。垂袖舞风生鬓发，扣舷歌声撼渔槎。初更罢，波明浅沙。明月浸芦花。

曲作者一开始就带领读者进入渔家生活的具体场景：现打活鱼，索沽村酒，自斟自饮，一醉方休，渔翁的生活何等逍遥自在，令人羡慕。接着作者又给我们展示了万里江山，长天落日，云霞绚烂的壮观图画，在此氛围之下，渔翁乘着酒兴翩翩起舞，纵情歌唱，那扣舷而歌的姿态，声撼渔槎的响亮歌声……处处显示出渔父但求适宜，自由自在，无所顾忌的气度和情怀。

中吕•满庭芳《渔父词》第十六首：

秋江暮景，胭脂林障，翡翠山屏。几年罢却青云兴，直泛沧溟。卧御榻弯的腿疼，坐羊皮惯得身轻。风初定，丝纶慢整，牵动一潭星。

秋天傍晚，江头眺望，红的枫林，绿的山峦，色彩眩目，这样美丽的自然风光却勾起了江边垂钓者的身世之感。他是一位由求取仕宦、致身青云而终归退居于江湖之上的隐士。“青云兴”从曾有到罢却，才使渔父到达了“直泛沧溟”这一“自由”的境界。“卧御榻弯的腿疼，坐羊皮惯得身轻”是不求济世，只求逍遥的俏皮说法。只有归隐江湖方能卸去精神上的沉重负担。“风初定，丝纶慢整，牵动一潭星”，健劲豪宕，“玩”得出常规，“玩”得有气魄。

中吕•满庭芳《渔父词》的第三首和第七首更是具体而详尽地展示了渔父的生活。“闲来得觉胡伦睡，枕著蓑衣”。“桃花浪里，春水鳜鱼肥”。“湖平棹稳，桃花泛暖，柳絮吹春。萋蒿香脆芦芽嫩，烂煮河豚。闲日月熬了些酒樽，恶风波飞不上丝纶”。渔父既无贪欲，又无祸患，荡舟于山水之间，出没于烟波之中，足见渔父的悠然自乐的情怀。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乔吉的《渔父词》中所展现的渔父生活，是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有着理想化的色彩。正由于作者对现实不满，才借理想的境界展示自己人格的独立，一种与现实背离的精神。对乔吉来说，既然功名富贵已不足恃，那么惟一值得珍贵的就是自己的生命了。他们认识到，功名富贵终成土灰，而生命对于自己来说则只有一次，而且生命正在不停地衰老，从而更加引起了他们的焦虑和哀思。正因为对生命的感受如此强烈，而功名富贵、建功立业对他来说又毫不相干，因此他就只能或者宣扬及时行乐，或者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到大自然的山水景物之中，以求得一种心理上的补偿。当苦闷达到极点,就必然会走向对苦闷氛围的冲决。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对健康的积极向往,一种希望发展,或希望人的各种潜力都得到实现的冲动”。

二、表现一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内涵

读罢乔吉的二十首《渔父词》，我们会被作者强烈的乐观精神所感染，但细心品味，我们也

能发现曲作者隐藏在自由闲适背后的隐忧和无奈。

当本人将乔吉的二十首《渔父词》的内容进行梳理，发现“梦”、“醉”、“愁”三个意象在作品中各使用两次。开朗豁达的背后另有隐情。作者每天在借酒浇愁，只有用酒来麻醉自己，只有在醉中，才能忘却往事，忘却“古今愁”（中吕•满庭芳《渔父词》第十七首）。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关键是元朝士子始终在骨子里没有背离儒家思想的精髓。漫漫历史长河中，我们会被这样一种现象所吸引：有史以来，中华文人为家国天下而不懈努力和抗争，这种求索与抗争最基本的途径是入仕。“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通过对乔吉的二十首《渔父词》分析，笔者认为乔吉的《渔父词》承接着传统诗文不绝如缕的怀古之叹，曲作家以忧国忧民、推崇悲剧性英雄、是非分明的精神为散曲注入大气、坚实、厚实的养料。与前代的隐逸士人相比，元士大夫文人身上的枷锁是沉重的，它不单因为个人的“命途多舛”，更有家亡国破之恨，在这样的精神重负下写出的作品即使再佻达放旷，也难以摆脱它悲剧性的内涵。

阅读陶渊明归隐后而写的田园诗，我们会从诗中发现一个彻底忘却尘世、功名的农夫，而阅读乔吉的 《渔父词》，我们从中发现的是一个个充满内心矛盾的渔翁，他们一方面醉心于山林，一方面又难以舍弃儒家兼济天下的使命；他们一方面闲来垂钓溪边，扣舷而歌，另一方面又以酒麻醉自身，不愿酒醒。这就是曲作家乔吉的困惑，也是元代所有文人解不开的一个结。

参考文献：

[1][美]Ｃ•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人类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2][明]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1976。

[3]弗兰克•Ｇ•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吕明、陈红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4]《白话四书五经》，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

韩国春：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蔚华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