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的经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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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化与大融合

英国曼彻斯特南边的Bollin河谷中，坐落着一名为StyaI的小村庄，村里一幢漂亮的5层砖楼，便是Quarry BankX，厂所在。1784年，商人Samuel Greg投资建造了这座工厂，他当时的赚钱门道是为兰卡斯特的织工提供棉线。原棉从美国的奴隶种植园运来，在最新发明的Richard Arkwright水力纺纱机上得到加工，然后运出。工厂运行一段时间后，Samuel Greg扩大了工厂的规模，并且安装了燃煤蒸汽机，作为对Bollin河水能的补充，这些做法大大促进了生产力：在1700年，厂内一纺织女工采用踏板驱动纺织机生产1磅纱线可能要花200小时，而到19世纪20年代，她生产同样数量的纱线只需花费约1小时。 　 在工业领域的革命中，Samuel Greg的工厂只是一组成部分，而这场革命终将深刻改变整世界的强弱格局。新技术，包括节省劳动力的发明、工厂化生产、化石燃料驱动的发动机，正在西欧的其他地方不断扩散，之后又在美洲登陆。那些早期的工业化先行者(包括一些后来的拓展者，如日本)得以在技术和生活标准方面建立并保持了领先地位。

西方世界与其他地方的“大分化”持续了两世纪。在这一过程中，Styai村中的那座工厂曾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厂之一，如今则是一座博物馆。厂内一些由水车驱动的织布机仍在为其礼品店生产茶巾，但棉花加工业务却早已转移到国外工资成本更为低廉的地方。现在，另一次历史性转变正在撼动全球经济格局：随着相对贫穷的国家迅速采用新型技术、吸纳专业知识、推出曾经促使西方创富的政策，一场生活水准的“大融合”正在全球范围内上演。中国和印度就是其中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后发国家，拉美和非洲也已投入繁荣的新兴市场怀抱。

蓬勃的新兴市场

大融合的脚步正在加快。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等债务缠身的富裕国家已经见证了增长乏力的苦楚，而新兴经济体则在经历了少许阵痛和轻伤之后摆脱困局，并在去年大力控制经济过热势头。据国际货币基金预测，作为一整体，新兴经济体在今、明两年内的经济增速将比富裕国家高出4百分点。如果这一预测准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13年，新兴市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的定义)的产量将超过全球总产量的一半。

经济实力转移的表象之一是：投资者预计富裕国家麻烦不断，却推定新兴市场危机不再。很多人认为富国老化僵滞、债务重重、才思枯竭，与之相比，新兴市场却朝气蓬勃、存款良多、激情四溢。而事实比表象更复杂：新兴市场的企业渴望在富裕国家立足，一大原因是后者的商业环境更为友好，而最近的一连串金融“爆炸”却让富裕国家的商业环境看上去更易感染危机。

美国的次贷危机及其随后引发的金融风暴，竟然具有某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危机的特征：大量资本经由管理差劲的银行流入边缘借贷者手中，以便推动房地产繁荣。而债券投资者投身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速度，也让人想起他们在过度借贷的新兴经济体中所展开的角逐。

对四下躲逃危机的投资者来说，新兴市场上目前还没有十分可靠、活跃的债券市场供他们避风。于是，惊慌失措的投资者只好将钞票投向了美国国债和其他一些富国。选择如此之少，以至于美国国债在8月份被降级时，很多人还要买入其债券。实际上，对这种高安全、高流通债券的渴望，诱发了民营和公共领域的信贷热潮。

当下富裕国家踯躅不前的GDP，正是信贷热潮的残留物，而这又加重了富国的不爽感。在美国、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很多家庭都开始努力增加存款，以减少自身债务。那些拥有空闲现金的家庭和公司则紧紧抓住手中的钞票，以此作为应对不确定未来的救命稻草。一批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在已经适应本土严苛的商业文化之后，现在对在富裕国家投资充满热情，其热度似已超过了魔力不再的大多数西方公司。

后发者更快

在美国和西欧长大的人们已经对西方主导全球经济的观点习以为常了。实际上，一只有30多国家、占全球人口少量份额的群体操控全局的情形并不多见。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实力取决于人口数量。1700年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棉花生产国是印度，其当时的人口数量为1.65亿；之后是中国，人口数量为1.38亿；英国当时的人口只有860万，其产量在全球的占比不足3％。即便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加速前进的1820年，亚洲两大巨人仍在全球GDP中占有半壁江山。

像Quarry Bank工厂一样为实现特定目标而设的制造企业不断扩散，使得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不再紧密相关。随着西方变得更为富有，这种相关性就更为淡薄了。生产更多、用工更少的局面意味着，即便小国也能成为经济巨人。到1870年，英国的人均收入已经6倍于中国和印度，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的人均收入又已被美国超过，后者成了20世纪的超级大国。

“大融合”已经扩散到了中国和印度之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es)的Arvind Subramanian认为，在稍大一点的贫穷非产油国中，3/4的国家在2000-2007年间的人均收入增长快于美国，这7年内的增幅高达29％，相当于这些国家在1960-2000年间的增幅。这些后发的经济体正以更快的速度不断追赶：2000-2007年，其人均GDP平均增速比美国高出3.3百分点，2倍于此前40年里两者的增速差距。

按照Arvind Subramanian的估计，如果新兴市场继续以高于美国3百分点的年均速度(这只是保守估计)增长，到2030年，它们在全球总产量中所占比重将达到2／3。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当今4人口最多的新兴市场一一中国、印度、印尼和巴西，届时将占全球总产量的2／5，而美国和欧盟合计所占比重将从现在的1／3强降至不足l／4。

经济追赶正在加速。由于生产力增长从棉花产业扩散到其他领域，英国经济在1830-1862年的32年间翻了一番。而美国仅用17年时间便实现了GDP翻番，于19世纪70年代超过英国。中国和印度实现经济翻番只用了不到10年。

未来的走向

几乎没有人认为美国会在―二十年之后变得不如现在富有。当前的局面可能真的不容乐观，但金融危机的影响终将消退，失业率也终会回落。西方富裕国家所面临的只是一次相对意义上的经济衰退，而非平均生活水准的绝对下降(尽管其少数国民或许的确境遇糟糕)。这对政府而言很重要，因为大多数人是通过与别人对比、而非通过绝对收入水平来衡量自身的生活质量。

如果美国失去在世界经济中的头羊地位，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将受到空前严重的影响。英国曾在20世纪初期有过类似的烦恼，当时其军事上的竞争对手德国逐渐崛起，在电子、化工等领域中昂首前行，而英国却似乎陷在纺织、钢铁等旧式工业中无法拔足，其聊以的只剩下绝对生活水平。英国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的Nicholas Crafts称，当时英国的国民情绪已经与19世纪中期的必胜信念相去甚远。一波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开始挑战自1846年以来一直稳居上风的自由贸易共识，尽管这股思潮最终消散，但它已经分裂了保守党阵营，使其在1906年的选举中败给了自由党。

没有一国家、一集团可以永远保有经济头羊地位。历史研究和经济学理论都表明，领先者迟早会被后来者赶超。但我们也无法苟同那些基于近年增长率的线性推断，经济实力从富裕国家向新兴市场转移，所耗时间要比某些预期更长。富国如果不能实现非比寻常的增长，它们的前途将令人忧心。而人们过快地忘记新兴市场曾经遭遇的危机，也只会增加危机重演的可能性。

教育和社会保障将必须与一工作机会快速出现、快速更迭的世界相适应。一般情况下，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增速还会高于其他商品，这将促使进出口比价优势移出美国这样的消费大国，转向资源富足的国家。人民币也终将成为与美元并驾齐驱的国际货币。

经济融合的力度取决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从贫穷变得不再那么贫穷并不太难，难的是从中等收入水平跃升到相当富有。而后者才是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需要认真做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