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教学的拨乱反正 告别填鸭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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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最失败之处或许在于填鸭式教学。教育者多以僵化的教学方式传授知识，无法将课内知识与丰富多彩的课外生活联系起来，这点在文科教学中尤为突出。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被无形的高墙分割开来，始终无法迸发出联想的火花。当然某些有“荣誉感”孩子很爱“学习”，会时常翻阅课辅材料，踊跃发言，以求“正确”回答老师的问题。

那么今日语文教学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还是先从识字开始谈起吧。

就字母文字而言，每个单词由几个词根（包括前后缀）组成，而词根既对应了音节，又被赋予了特定含义，几个词根相组合，遂产生了新含义。比如作为后缀，“log”有“说”的意思，“mono”有“单独”的意思，于是monologue意即独白。当学童听到某个生词时，会自然地模仿发音，并根据各词根和上下文猜测其含义。由于孩子总是先从模仿说话开始学习语言的，当他熟悉了各个音节（相对应的词根）的特定含义后，就较容易揣测出生词含义。

汉语的每个词汇都由汉字组成，而汉字又属于表意文字，由其图像符号传达特定的含义，比如“旦”字很形象地再现了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意境。正因汉字不直接通过音节（词根）表意，更无法利用音节的组合衍生出新的含义，但是汉字的发音算上声调也并不多，自然就会出现太多一音多义的情况。而模仿发音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因此这对于孩子的辨析能力和记忆能力都是一个挑战，比如当他听到“武警”一词，或许会猜想它是否与“午睡”有关。这绝不是说这个孩子多笨，恰恰反映了学习语言的自然规律。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的辨析力和记忆力也同时得到了训练。

比较而言，英语也存在一音多义，但其实质还是一词多义。比如“key”即可指“钥匙”，也可引申出“关键”，唯有结合语境方可作出判断，可见英国小孩学习口语时不仅锻炼了辨析力和记忆力，还丰富了孩子的联想力。但是学习中国小孩却不能依靠生字的发音展开合理的联想，往往只有结合上下文揣摩词义。正如前文所提可能从“武警”联想到“午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学习母语的过程中，中国小孩发展联想力的时间滞后了。他也会对词汇进行联想，比如他已明白“不但”、“非”的含义，当他听到别人说“非但”时，就容易结合上下文联想到其含义。不过这种联想方式的起点并非方便的音节符号，而是更复杂的（已掌握的）词汇和语境，故而只能说学中文对发展孩子的联想力提出了更高挑战。

到了识字阶段，汉语的独特魅力就逐渐得以体现。英国孩子自然可以根据词根和语境综合分析出单词的大意，但这种活动早在学习说话时就已进行过了，识记词根写法本身已难以激发其想象力，但对国人却恰恰相反。

汉字可分为象形字、会意字、指事字、形声字等多种类型。

象形文字源于图画，是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埃及的象形文字、苏美尔文、古印度文以及中国的甲骨文，都是从原始社会最简单的图画和花纹产生出来的。因其文字符号本身就具有表意作用，所以比拼音文字更有利于发展孩子的抽象思维能力。

不过这种造字法有先天性的局限性——有些实体事物和抽象事物是画不出来的，而且书写象形文字很慢。随着时光的流逝，大多数地区都不再使用造字法，转而逐渐建立拼音文字系统。历史上，连埃及人自己也忘记了如何释译，后来经过法国人的译解，才再次学会辩认这种文字。但即便是英语也还留有象形文字的胎记，比如单词“eye”。值得一说的是，我们老祖宗并未摒弃象形文字，而是不断推动其向前发展。如今汉字虽然还保留象形文字的特征，但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已跟原来的形象相去甚远，所以不属于象形文字，而属于表意文字。当然很多基础汉字仍属象形文字，比如“门”(繁体的[门]更像)字就是左右两扇门的形状。

首先发展出的是指事字。它是一种抽象的造字法，当不方便用具体形象画出来时，就用一种抽象的符号表示，指事字重在用抽象符号进行提示，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加表意的标志；象形字则重在象原物之形，是照样画葫芦。例如“凶”就一个指事字，它是指地上有个深坑，走路的人没有看见而踏空掉进坑里，「ㄩ代表深坑，中间的「×象征掉下去后的险情和惊恐。

会意字是另一种形式。所谓会意，即根据意义之间的特殊关系，用两个以上的独体字合成一个字，以综合表示这些构字成分的合成意义。如“武”，戈即代表武力，止是趾的本字，戈下有脚，表示人拿着武器走，便有征伐或显示武力的意思。“但”字的含义是对于一个人而言，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存在变化。此时你会发现一个小小的“但”字，竟也能向我们传递着老祖宗的淳淳教诲。

形声字更为复杂，是在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由两个文或字复合成体，由表示意义范畴的意符（形旁）和表示声音类别的声符（声旁）组合而成。形声字是最能产的造字形式。意符一般由象形字或指事字充当，声符可以由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充当。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声符，也有表意的功能，比如“稼”的声旁是“家”，即决定了读音，也意指一个家庭离不开粮食（“禾”字旁意指粮食）。

从汉字发展史看，形声造字法不仅突破了象形、指事、会意的局限，找到了为许多元形可象、有意难会的事物造字的简便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它弥补象形、指事和会意不能直接标声的缺陷。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如果不能标示读音，就极不便于使用，无法持久存活下去，所以在世界范围内，表意向标音的过渡乃是一切文字发展演变的共同规律。

中国的汉字虽然没有演变为纯标音的文字，但是由于形声造字法的发明和表声字的迅速增多，并很快在后来的汉字中占了绝对的优势（现今使用的汉字形声字占85%以上），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汉字的标声功能，也说明中国的汉字同样是在遵循共同的声化规律而发展、演变的。汉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形声字可谓功不可没。

基于以上特点，故无法套用学习字母文字的方法学中文，老外也自然会感叹中文最难学。难怪有人会说：我们的语文教育最大的问题是用教西方字母文字的方法教中国的表意文字。在我小时候，父亲曾给我买过一套识字玩具，他不断变换意符、声符，帮助我识记了很多形声字。或许这就类似于私塾先生的教授方法。据说在过去，一年的私塾教学就能传授两千多字！我臆测，优秀的私塾先生不仅会这样教形声字，还会以说文解字的形式教各种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这才是识字教育的正途啊！可现在我们把如此科学的识字教育抛弃了，很多孩子到三年级还看不懂东西。

现在小学语文教学仍然依循先学拼音、生字，再学词汇、句子这样的逻辑框架。其理由不过是：要读文章就得先识字，想识字就得学拼音。

这个理论果真无懈可击么？

事实上，刚上学的小朋友早已会说话了。因受当地方言影响，此时其发音体系尚不标准，但却绝对是比较完整的。那么此时为何还要劳神费力地把他们拉到枯燥抽象的拼音上，纠正其顽固的地方腔？毕竟孩子会为之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却丝毫无法体会学习的乐趣，难道将拼音印刷成形象的卡通体就能弥补趣味性的缺失了么？

倘若朝鲜和越南还沿用汉字，那么对老广东而言，学习普通话和韩语、越南文的难度是差不多的。或许只有一种解释：为了形成一个统一稳定的大家庭，中央政府在有意识地让各地方言边缘化。历史上曾发生过类似事件：秦始皇为促进经贸往来，文化融合和政权的巩固，统一了七国文字。要避免孩子对拼音的二次学习，要么家庭和社会为子女创造练习普通话的环境，要么就索性不如此要求。

你可曾发现大行其道的拼音教学与推行简体字存在因果关系？后，国人为民族命运深感焦虑，遂在各个方面都向西方列强看齐，以至于居然有人提议以后要用“拼音”完全代替“汉字”，就像越南所为！（我们自然不难理解越南放弃使用汉字的原因。）拼音化教学动摇了旧有识字教育体系的根基，国人越来越忽视字形结构的表意功能，最直接的影响便是繁体字变得越来越难认了，我们也就不难想象台湾小朋友过得有多累了。到了解放后，大陆为了开展扫盲运动，便开始着手一步步推行简体字。

平心而论，繁体字与文盲率高低没有关系。诚然古代文盲率很高，但不过是由于当时读书的经济成本相对很高，并非每家每户都消受得起。否则你如何解释私塾老师的旋风式教学？

那么对今人而言，是否可以考虑拨乱反正？一方面恢复繁体字这一珍贵而富有生命力的文化遗产，一方面推行科学的识字教育改革。毕竟当“爱”没有了“心”，不仅让我们感到怅然若失，也不利于小孩的识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