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卣和齐族地望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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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齐卣为1927年宝鸡戴家湾地区被盗大批青铜器中的一件，本文先从器形、纹饰和铭文确定这件器物的时代和归属，再查找前辈学者对“齐”字的分析与甲骨文、金文及甲骨卜辞中关于“齐”字的记载，由此推测商代齐族的地望。

关键词：齐卣；商末；齐；地望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3

1927年军阀党玉琨在陕西凤翔期间盗掘今宝鸡市戴家湾地区墓葬，盗掘品中有1000多件青铜器，后来这批青铜器大部分流失海外或下落不明，齐卣就是其中的一件。

一

这件卣通高35.2厘米，器高25厘米，口径10.7厘米。器身修长，直口，长颈，鼓腹、圈足。腹部横截面为圆形，圈足较矮而外侈，下有低台阶。器盖顶部有圈形捉手，提梁扁平，与颈两侧的半环形系相连，提梁两边有兽首装饰。器盖沿面和颈部装饰云雷纹组成的饕餮纹，圈足上有两周弦纹，从图片看侧面似有一镂孔器盖对铭，共有六字“乍（作）父乙尊彝。”铭文行款相同，只第一个字写法不太一致。据《殷周金文集成》记载此卣为于省吾旧藏。

卣颈部的饕餮纹除兽目和扉棱突出外，其余为较细的线条勾勒，这种纹饰朱凤瀚先生在《古代中国青铜器》中将其归为“有首有身不简省”一类的Bc型，认为其流行时间为商晚至西周早期[1]。

此卣的铭文“乍（作）父乙尊彝”，其中，为作器者，是族徽文字[2]， “父乙”是祭祀的对象，“父”是亲属称谓即“父亲”，“乙”是十天干之一。这条铭文中族徽和日名同时出现，据张懋F先生《周人不用日名说》和《周人不用族徽说》可断定这是件臣服于商统治之齐族人为祭祀先人所作铜器。

《陕西宝鸡戴家湾出土商周青铜器调查报告》作者王光永先生将这件卣编号为I7，认为其与《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中A602卣和1955年岐山贺家村出土的卣酷似，应为西周初期器[3]。器型与之相似的还有帝辛时期的四祀必其壶和郑州洼刘99出土的M1：9提梁铜壶

这件器物的铭文中“父”字，笔画较肥，首尾出锋。根据朱凤瀚先生《古代中国青铜器》第六章中所讲青铜器铭文的特点，及对卣形态的观察可知这件器物不会晚于西周早期，应在商末周初这段时间。

综合以上对纹饰、铭文、器型的分析，我们认为这件卣是商末齐族之人所作器物。

二

是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释为“齐”。《说文解字》：“齐，禾麦吐穗上平也，象形”[4]。此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齐”字有以下形体，见表一、表二：

表一：甲骨文“齐”字的字形表

（采自《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302―303页）

表二：金文“齐”字的字形表

（采自《金文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387页）

然而通过观察“齐”字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学者们对《说文》的释义有不同意见。刘敦愿先生通过《说文》、《礼记》、《白虎通义》等文献资料中关于“妻”字的条文和商周社会制度的分析，得出“妻、齐本是一字”的结论，且将“齐”解为女子头饰，认为比《说文》解释更合理，“因为禾麦吐穗应该平齐，现在却一点也不平齐，而女子的头饰却是可以中间高起两则低下的”[5]。李步青、刘玉明先生从齐字字体、《毛诗》笺注和《史记》记载及齐国地域三方面论述，认为“齐”源于于“己”[6]。李衡眉先生引《史记・封禅书》、《尔雅》和《经义述闻》得“其实‘齐’或‘脐’应释为‘中’”的结论并怀疑组成齐的符号是由甲骨文“中”字写法讹误而来[7]。王树明先生则认为齐字最初的形象是箭头而非麦穗[8]。

由表中所列可看出，甲骨文中“齐”字的形体多数像是三个菱形以品字形排列，金文中尤其是在周时铭文中菱形下面划出三道短线，而这里讨论的这件卣铭文上的族徽“齐”是三个菱形以倒品字形排列，这可能是当时工匠疏忽所致，与之相同的排列甲骨文中有一个字，金文中不见。据前人对商末周初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格式研究，如本器“某作某某器”者，其中作器者“某”一般不会是私名，而是所属国名或族名，且先秦时人也有以居住地作为本族人姓氏或代表本族的习惯，所以这件铜器所见的“齐”字应是源于居于齐地的齐人。除这件齐卣，见于著录的带有“齐”字铭文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因此齐族非西周齐国，故不录周代铜器）有6件（《集成》486、5686、6423、8345、8753、8754），但这6件都没有确切出土地点，且据其上铭文尚不足断出齐族地望。

我们再看商代甲骨刻辞中包含“齐”字的辞条（从右到左共11条）[9]：

在这11条甲骨刻辞中，按照对甲骨文五期分期，前两条为第一期，后九条为第五期，此期时代相当于帝乙、帝辛时期。有8条“齐”以地名出现，其中5个是 “在齐师”（第3、5、6、8、10条），两个是“在齐”（第4、9条），一个“齐师”（第11条）；两个意思不明（第1、2条）；一个乍看作为人名（第7条）出现，但是在五期甲骨中都没有找到名为“齐”的贞人，所以第七条里“齐”字前残损的应该是个“在”，那么“齐”在此还是作为地名了。第五条词条中的“在齐师”，“齐”和 卣铭文中刻写的一样，都是三个菱形呈倒品字排列。刻辞中“齐”多次以地名出现，“齐师”是商王军队驻扎之处的“齐师”和商末这件齐族人所作卣很可能有关系，齐族所在极有可能为“齐师”所在地。这个“齐”地位置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李学勤先生认为“齐师”可能与河阳济水有关，并且“‘齐’绝不可能是周代原名营丘的齐城”[10]。

（二）、陈秉新先生认为齐“不可能是临淄，似亦非大小齐城。疑齐当读为济，齐师或在定陶西古济水之滨”[11]。

（三）、陈梦家先生观点是“在陈留的大小齐城可能即卜辞的齐师”[12]。

（四）、王树明先生认为齐地在古青州城内，临淄一带[13]。

参看上图中甲骨卜辞第三条，其释文有“在二月，在齐师，惟王来征人方”，其中所说“人方”是上的一个方国，“来征人方”意思是征伐人方回来。从这条卜辞可以看出齐地应在殷墟和人方之间，那么知道了人方在那里，就可以判断齐地在殷墟的哪个方向。据《商代地理概论》，殷商时期人方在一期甲骨卜辞中称“人”或“夷”或“东夷”，三期后的卜辞“人方”成为“人”或“夷”族的主要称呼，“人”和“夷”两个称谓指的是同一部族，因“人”字的甲骨文由“夷”字甲骨文简化而来，所以夷方、人方不同只在早晚而已[14]。人方，其势力范围大致在山东西南部和江苏北部，即黄河活动在下游地区的东夷和淮夷[15]。

如果按照李学勤先生的说法，“齐”所在的河阳济水位于安阳殷墟以西，那么当时讨伐人方的军队绕道国都西边再返回，似乎不合常理，所以我们不赞同这个观点。根据陈梦家先生对记录商末乙辛时期伐人方甲骨卜辞研究，队伍在归途中从夏邑行进到商丘用时约二旬，之间“在齐师”，所以“齐”地可能是夏邑至商丘之间的地名[16]，陈秉新先生的结论“或在定陶西古济水之滨”，定陶位于山东省西南部，观《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商时期中心区域图所示[17]，定陶在商丘之商的北面，而夏邑在商丘之商的东南，如果齐在定陶，行军线路过于曲折。关于齐地在临淄说，查阅地图发现商时临淄一带属于薄姑氏的势力范围[18]，经于嘉芳先生从文献、青铜器铭文、前人的古文字分析和考古学文化这四方面考证，认为“薄姑与齐，属于不同的姓氏部落集团，在称谓上决无混用或假借的可能”[19]，由此看当时在临淄生活的并非齐族之人，且据对“齐”和“济”两字自古可通用进行考证，加上《左传》中的记载，最终得出结论“先齐之地望，依现有的资料虽尚难确指其具体地点，但可以肯定在豫东北、鲁西南一带的济水上游附近，也就是济源以东，安阳以南，商丘以北，济宁以西的范围之内”[20]。

综合以上对各家关于齐地观点的分析，我们倾向于陈梦家先生的意见。本文中齐卣出土地陕西宝鸡戴家湾地区可能是以殷遗民为主体，同时由当地原住民和周人共同组成的方国[21]，这件青铜器应是迁移到那里的齐族之人所作，如果要确定商时齐族所居具体地点，还有待以后更多有明确出土位置的、带有“齐”字铭文的商代青铜器出现以供研究。

参考文献

[1]朱凤瀚.中国古代青铜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386.

[2]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9，555.

[3]王光永.陕西宝鸡戴家湾出土商周青铜器调查报告[J].考古与文物，1991，（1）：10.

[4]（汉）许慎撰，（宋）徐铉校订.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6重印，143.

[5]刘敦愿.释齐[J].文史哲，1984，（5）：29-31.

[6]李步青，刘玉明.“B”铭义初释及其有关历史问题[J].东岳论丛，1984，（1）：82.

[7]李衡眉.齐国得名原因再探[J].管子学刊，1991，（1）：75-76.

[8]王树明.齐地得名推阐.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321―323.

[9]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辞类纂[M].北京：中华书局，1998，773.

[10][11]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9重印，2049.

[12][16]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308.

[13]王树明.齐地得名推阐.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321―323.

[14]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352.

[15]张懋F.西周南淮夷称名与军事考[J].人文杂志，1990，（4）：86.

[17][18]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3，13-14.

[19][20]于嘉芳.先齐地望考略――兼论周初齐国的二次分封[J].管子学刊，1993，（1）：84，85.

[21]任雪莉.宝鸡戴家湾地区出土商周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8，4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