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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国家一级演员、有沪剧“五朵金花”之一称号的陈d萍,开始关注广场舞。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内,每当夜幕降临,这名55岁的沪剧演员就会频繁出现在上海的公园等公共场所,对广场舞进行调研。陈d萍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市人大代表。今年年初,她将一份名为《疏导结合,让中国大妈的晚年生活多姿多彩》的书面意见,提交给上海市人大。今年5月,上海市多个部门对这名人大代表的书面意见有了初步答复,她提出的部分建议,已被纳入政府议事日程。
“大妈广场舞是一种文化现象,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必然性,优缺点同样明显。”陈d萍说,“我希望通过大家努力,让广场舞跳出困局。”
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广场舞困扰,但冲突起来对双方都是伤害
陈d萍和广场舞较上劲,是在一次和广场舞大妈的冲突之后。
2014年3月的一天下午,陈d萍受邀参加一个戏曲沙龙。主办方“为了图个清静”,特意将地点选择在上海郊区一个“有艺术气息”的旧厂房内。参加这个沙龙的,全是喜欢戏曲的大妈。
沙龙进行到一半,一阵节奏感极强的舞曲,忽然在厂房外响起。声音穿过破旧的玻璃窗,在空旷的厂房里不断回响。厂房内的人面面相觑,“太不像话了!”短暂的沉默后,厂房内的大妈们冲出厂房,决定“跟她们把道理讲清楚”。
一番交锋后,两拨大妈互不相让,辱骂声、呼喊声夹杂在舞曲里,“简直就是一场闹剧”。最后,沙龙不欢而散,戏曲大妈悻悻而走。
带着满肚子不快回到家里,陈d萍开始关注起广场舞。网上一搜索,陈d萍才发现,围绕广场舞有更为“荒唐”的故事出现:2013年10月,武汉某小区的广场舞大妈被住户从楼上泼粪水;一个月后,北京一名市民因不堪忍受广场舞噪音,朝天鸣枪并放出藏獒驱赶跳舞大妈……
“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广场舞困扰,但冲突起来对双方都是伤害。”陈d萍突然意识到。此前,作为国家一级演员、长宁沪剧团团长、上海市人大代表,她的生活与广场舞完全不相干。
那次冲突后的一天晚上,陈d萍跟随自家保姆走进了她家楼下广场舞大妈群体。不过,她始终是观察者,从未参与过跳舞。陈d萍发现,在这些大妈中,还有几名在外“有头有脸”的退休教授。这些教授的出现,让陈d萍更感到“广场舞有意思”。
随后,陈d萍便将自己的舞台移到广场舞,开始对这种“文化现象”展开了为期8个月的调研。
“热衷于跳广场舞的人,主要集中在50~60岁年龄段的女性,约占全部人群的83.7%。其中,高中以下教育水平的占据了全部人数的63.9%。”在对近300份样本分析后,陈d萍在书面意见里描述了广场舞参与者基本群体特征。她进而得出结论:广场舞已经成为中国大妈新生活的有效载体。
“广场舞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文化现象,不能因为出现了矛盾就把它否定了。”陈d萍说。
跳广场舞的既有保姆也有退休教授,是社会变迁让她们走到一起
陈d萍调研的起点,是自家所在的小区。这是位于上海近郊的一个小区,不仅居住着大量的知识分子,还有不少“有钱人”。同时,这里还有大量的保姆。
刘晓云就是陈d萍所住小区的一名保姆。她今年53岁,是3个孩子的母亲。为了生计,刘晓云曾组装过电视,在工地上做过饭。6年前,她到上海,成为一名保姆。“小区里除了雇主和保安,没几个人认识我们。”刘晓云笑着说。
自从小区开始有人跳广场舞后,刘晓云和其他保姆加入进来,“融入到小区的人际关系中”。而之前,她做完一天的家务后,多是聚在小区角落,和同是保姆的朋友聊天。
“这些在上海打拼的社会底层,普遍缺乏自身认同感和对城市的归属感,广场舞就成为了她们的精神寄托。因为在这里可以‘以舞会友’,跳舞是种平等的交流。”在陈d萍眼中,广场舞不仅可以娱乐健身,也是社会阶层间的剂。
和刘晓云一道跳舞的,还有女教授彭易安。彭易安55岁,儿子在国外工作,平时只有老两口在家。她每天晚上都会站在人群后面,认真地跟随其他人一遍遍重复动作。“孩子不在身边,我得给自己找个精神寄托。”彭易安说。
在舒缓或者激烈的广场舞曲背后,陈d萍还听到过一些辛酸的故事。
家住苏州河畔的李素琴(化名)是一名退休工人,陈d萍一天晚上碰到她时,“她站在广场舞队伍的最后面,表情略显疲惫,动作有些笨拙”。这些特质吸引陈d萍走了过去。
初次相识,李素琴让陈d萍猜测自己的年龄。“我当时看她有60岁,但是出于礼貌我告诉她看起来像55岁的样子。”陈d萍回忆说。“她突然哭了起来,拉住我的手告诉我,她今年只有47岁。”陈d萍睁大眼睛,虽然已经是半年前的情景,她依旧掩饰不住惊讶的神情。
后来陈d萍得知,李素琴年轻时在一个家具厂工作。因为从事高污染工种,她在45岁时就退休了。退休后的李素琴依旧不能轻松,前年她的女儿去法国留学,高昂的学费又把这位退休妈妈推出家门,与人合伙做起水果生意。
然而,李素琴尽完母亲的责任,外婆的责任又接踵而至。女儿回国后结婚,夫妻二人一起到外地工作,又把小外孙丢给了她。“我每天就这一个盼头儿,只有广场舞才能让我轻松下来。”陈d萍一字一顿地重复着临别时李素琴对她说的这句话,“对她来说,广场舞是种解脱。”
在上海大大小小的广场舞队伍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与其他大妈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她们操着不同的口音,神态和举止都散发着乡土气息。
这是一群知青大妈。几十年前,她们从上海踏上开往全国各地的火车,然后被输送到农村。到了退休年龄后,她们才得以返沪。一名今年62岁的大妈7年前才返沪,因没有住房,她与80多岁的父母住在一起。“她和我说,她在上海几乎没什么朋友。”陈d萍转述那位老知青的话说:“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其实不在自己手中,蹉跎了一辈子,到了晚年才赶上好生活,才有了娱乐的机会。”
除此之外,陈d萍还碰到了向她诉说为独生儿女减负、家庭困顿出来散心等形形的大妈。为此,她感慨道:“不是大妈们造就了广场舞,而是社会的变迁让她们别无选择。”
陈d萍的调研,就是呼吁“社会应该关注大妈的晚年生活”。
大妈广场舞的扰民问题,考验着政府的管理智慧
此前,上海市妇联做过调查,76%的受访大妈认为跳广场舞是为了“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调查还显示:大妈们感觉增强了体质占比68.3%;丰富了业余生活占比62.6%;促进了沟通交流占比44.4%。
可这个调查并不能阻止部分人对广场舞的诟病:过度占用公共资源、噪音扰民,甚至引发冲突。
去年9月,陈d萍出差宁波,工作间隙她在酒店附近散步,寻找跳广场舞的大妈。本来她对第一次外地调研充满期待,但眼前的一幕却似曾相识: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两队来跳广场舞的大妈因为场地争执起来,双方各不相让,争吵得面红耳赤,甚至互相推搡,眼看就要动起手来。
“都是当爷爷奶奶的人了,还在大街上因为这些小事大打出手。”陈d萍回忆起冲突的情节,摇了摇头。“大妈们有自身的问题,但这更加考验政府的管理智慧。”她说道。
种种经历后,陈d萍开始把调研重心,放在如何优化有限的公共资源配置上,“要把广场舞从无序变有序”。多年在社区一线演出的经验,让陈d萍在公共文化场馆的配置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社区里的文化活动中心每天晚6点就关门,完全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她说。
在广场舞扰民的问题上,身为人大代表的陈d萍希望,政府拨款购置统一的广场舞小音量的正规品牌音响设备,从源头上控制扰民问题。同时,她还提出,希望上海各辖区每年都能举办广场舞的展演,让大妈走上真正的舞台。去年,上海曾举办过一次广场舞大赛,有近千支团队报名,在上海引起轰动。
今年5月,陈d萍收到上海市多个政府部门对她提交给上海市人大《疏导结合,让中国大妈的晚年生活多姿多彩》书面意见的答复。知道这些部门承诺将采纳她提的部分建议,她欣慰地笑了。她说:“不管是教授、保姆,还是下岗工人,她们在跳广场舞时都会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她们希望也理应得到尊重。”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