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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谈到荆轲,都会称赞他义薄云天,视死如归,深谋远虑,机智沉着,其实他更是个像烛之武那样的辩士。下面就他劝说樊无期那一部分,来简要谈论一下。
荆轲是一个职业杀手,杀手杀人的方法有多种,最差的是自己亲自动手,其次是借刀杀人,最出神入化的就是让死者自杀,而自己却不沾丁点血腥,不担丁点儿责任,可谓兵不血刃。看《战国策》,似乎重新回到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中。
故事发生在战国末期的公元前 227年,即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六年。当时,秦于公元前 230年灭韩,又于公元前 228年破赵( 灭赵是公元前222年),秦统一六国的大势已定。地处赵国东北方的燕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当初,燕王为了结好于秦国,曾将太子丹交给秦国作人质。而“秦遇之不善”,太子丹于公元前 232年逃回燕国。为抵抗强秦的大举进攻,同时也为报“见陵”之仇,太子丹想派刺客去劫持秦王,“使悉反诸侯之地”。或者刺杀秦王赢政,使秦“内有大乱”,“君臣相疑”,然后联合诸侯共同破秦。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文章的一开头,就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中。秦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对燕国大军压境。燕国危在旦夕,而燕国太子丹面对这样的情况,却是非常“恐惧”,通过田光找到了荆轲,预备刺杀秦王。荆轲为刺杀做了一系列精心准备:燕国督亢地图,见血封喉的淬毒匕首,人莫敢忤视的助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差一个近距离接触秦王的机会。他深知不能被秦王亲自接见,就算武艺再高强,计划再周密也无济于事。所以他想到了被嬴政恨之入骨的樊无期,决定用樊无期的人头作为觐见秦王的敲门砖。
但作为燕国继承人的太子丹,却成了荆轲此计的最大阻碍。他竟在燕国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大谈仁义:“樊将军以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
荆轲傻眼了,但受“士为知己者死”根深蒂固思想影响的他,总不能为了大业而让主公背负“不仁义”的罪名。可是,樊无期的人头却也是非要不可的。这个职业杀手在关键时刻显示了他非凡的辩说能力,也将杀手的最高境界演绎得淋漓尽致:让樊无期自杀。这样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成就了太子丹的“仁义”之名。
且看荆轲与樊无期的对话。
“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之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荆轲没有开门见山,直接说明来意,而是试探性地从秦王的刻毒残忍说起,问起了他对自己的深仇大恨如何处理。他的一句话就挑起了樊无期的仇恨之心,毕竟作为一个有血性的将军,与秦王有着灭族之恨,却被秦王追杀如丧家之犬,而不得已投奔太子丹,实乃奇耻大辱。
作为一名征战沙场多年的老将,见惯了生死,有一副铜肝铁胆的樊无期本应是喜怒不形于色,却被荆轲的一番话触动了。于是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
被复仇怒火淹没的樊无期,可以说处在一种狂热而非理性的状态中,似乎他的人生除了复仇再无其他,这种失态让荆轲看在眼里。可荆轲仍旧沉得住气,继续试探,问了第二个问题: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而报将军之仇者,何如?
荆轲在询问时巧妙地把“燕国之患”“将军之仇”并驾齐驱,有意无意间已经把樊无期私仇与燕国的国恨牵连到一起。而对复仇心切的樊无期来说,这真是瞌睡遇上枕头,怎能不欣喜若狂,“樊於期乃前曰:‘为之奈何?’”
猎物一步步上钩,而且如此迫不及待,荆轲不动声色地来了第三问: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秦王必喜而善见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将军岂有意与?”
荆轲此时,不再遮掩,于是痛快地说出了目的――借樊无期的人头。但又表现得义气凛然,自己将亲赴秦国,既报太子丹的知遇之恩,又能使樊无期得报大仇,可谓一箭双雕之计。
樊无期自己在走投无路之时被太子丹收留,深受大恩,自当相报。自己的私仇与对太子丹的回报都由荆轲一力承担,荆轲能够舍生取义,樊无期深受触动,再加心愿已了,故“偏袒扼腕而进曰:‘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刎”。
荆轲凭自己的慧心妙舌,做到了杀手的最高境界。兵不血刃地让自己的杀人目标自戮,又不用负道义上的任何责任,可谓“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兵;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