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与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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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勒兹与福柯早有交往，并受到福柯的提携与帮助颇多，而德勒兹对福柯在很多时候-也言听计从，尤其在他们交往的早期。尽管到后来，二人在哲学观念上和政治行动中仍然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但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愈来愈明显，以至不可调和。他们在见解和立场上互不相让，各自坚守，但又彼此尊重，保持了友谊。

关键词：德勒兹；福柯；历史观；实在性；新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2―0001―06

这篇文章讨论德勒兹与福柯的关系，希望突破那种认为德勒兹与福柯在哲学和政治上都是同路人的肤浅认识。我们愈加细致地阅读他们的著作，就愈加清楚地看出他们之间的差异。在讨论他们之间的差异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他们之间关系的若干事实。

一、德勒兹与福柯的早期关系

德勒兹与福柯第一次见面是在1952年，他们成为朋友是10年之后，当时福柯试图为德勒兹谋得在克莱蒙费朗大学任职而没有成功。1963年，德勒兹写了一篇评论福柯《雷蒙・鲁塞尔》的文章，1966年，他写了评论福柯《词与物》的文章，称该书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充满了新思想”。在上世纪70年代德勒兹又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对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规训与惩罚》进行了积极的高度评价。这最后两篇文章经过修改，在福柯去世之后作为德勒兹一部书的两个章节出版。

在上世纪60年代，他们都对尼采和比埃尔・克罗索斯基产生了兴趣。1964年，福柯发表了一篇论克罗索斯基的随笔，而德勒兹的《克罗索斯基或身体语言》次年发表在《批评》杂志上，1969年又收入《意义的逻辑》的附录中。1966年，福柯和德勒兹开始编辑法语版的《尼采全集》，依据的是当时公认的权威版本，即由两位意大利学者科里和蒙提纳利编辑的《尼采全集》。他们合写的《导论》发表于1967年，该导论称希望他们的编辑工作能够给法国的尼采研究带来一种“回归尼采”的局面。德勒兹的《尼采与哲学》给福柯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1964年德勒兹在鲁瓦约蒙修道院组织了一次会议，福柯在会议发言时提到德勒兹对反应力作用的分析。他后来还提到德勒兹的分析对于他关于权力思想的形成产生的重要影响。在1983年接受访谈时，他再次提及德勒兹“那一本卓越的关于尼采的书”以及德勒兹在法国哲学界重新评价尼采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德勒兹关于力量关系超验场的概念为福柯在《性经验史》第一卷中有关权力的分析提供了基础。福柯在这里提出，应该把权力理解为“首先是其作用领域内固有力量关系的复合”，理解为力量关系发生变化、相互支持或者冲突的一个过程，理解为这些力量关系产生效应的种种战略。这样，权力赖以存在的可能条件就是“力量关系的动态基层，由于其不平等而不断地形成权力状态”。由此，身体的权力不存在于“我们身体具备的某种力量”，而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与其他身体关系形成的波动领域内。即使一个单一的身体权力也是分散的，导致“到处都是权力，不仅仅因为权力包容一切，而是因为权力来自一切”。

1969年，福柯发表了对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的一篇短评，次年，又发表了一篇长文，对德勒兹的这部著作和《感觉的逻辑》进行评述。这篇长文以现在广泛被引用的那句著名的论断开始：“也许有一天，这个世纪将被称为德勒兹的世纪。”人们在引述这句话时往往忽略了福柯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在那里福柯指出，德勒兹的著作与克罗索斯基的著作之间存在某种“谜一般的共鸣”。福柯在德勒兹作品中发现了与克罗索斯基作品中相同的主题，比如颠覆柏拉图主义和重新评价拟像。同时，福柯指出德勒兹这两部著作对思维本质问题的特别关注。福柯注意到，德勒兹寻找的新影像、新思维实践要求放弃差异与重复对同一性的臣服，认可思维的矛盾性、辩证性和否定性。它要求一种包容了分歧与多样性的思维形式：“游牧的和分散的多样性，不局限于或受限于同一性。”它要求一种无范畴性思维和单一的生存概念化，不是以同一性而是以差异性为轴心，就像德勒兹对尼采的永恒轮回的解释那样。虽然对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来说，永恒轮回的思想不可容忍，但福柯认为如果把它理解为差异的反复出现，那么，这个思想在德勒兹的著作中得到了实现。福柯写道，作为镌刻着德勒兹名字的“闪电风暴”带来的后果，“新思想是可能的；思想重新成为可能”。

二、政治活动

德勒兹和福柯都深受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影响，虽然两人都没有直接介入这场风暴。1969年，福柯帮助德勒兹谋得了在文森斯新创立的巴黎第学哲学系教授的位置，他们二人在70年代初期共同参与了一系列政治活动。这些活动包括福柯在1971年初成立的“囚犯情报组”，目的是让那些有牢狱生活经历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说出他们心里要说的话；还有由在巴黎近郊发生的枪杀一名阿尔及利亚青年引起的一场称之为“黄金下降”的反种族主义运动。德勒兹参加了福柯1971―1972年在法兰西学院举办的研讨班，福柯讲的内容是比埃尔・李维尔案件。二人都为以瓜塔里为首的“机构的探索与形成研究中心”出版的刊物《探索》杂志撰写过一批稿件，包括那篇题为《三十亿倒行逆施》――为同性恋辩护的臭名昭著的文章。

他们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最默契的一次合作无疑是1972年3月接受题为《知识分子与权力》的访谈，这次访谈的内容此后不久发表在《艺术》杂志上。他们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单一的统一关系的观点，主张二者关系的复杂性。他们认为，理论既不是实践的表现，也不是实践的翻译，而实践既不是理论的应用，也不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本身就是当地的实践，是从一种实践到另一种实践的接力棒；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实践就是从一个理论点到另外一个理论点的接力棒。福柯认为，法国60年代末政治运动高潮带来的教训之一，就是不需要知识分子的引导，群众就具备了足够的智性和觉悟来理解他们自身的处境，问题在于群众的知识形式受到了阻碍或变得无效。因此，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在知识的形式出现或者不能出现的话语秩序内工作，或者反抗这种话语秩序。换言之，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同各种权力形式进行斗争，知识分子既是这种权力形式的对象，又是其工具。

福柯认为现存的国家及国家机器的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权力理论，不足以用来解释权力的本质及其运作的形式。他认为德勒兹的《尼采与哲学》以及德勒兹与瓜塔里合作的著作深化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福柯不自觉地回到自己之前关于在话语和知识秩序框架内工作的观点，即认同和公开说出社会中各个权力中心，就是回到权力自身的第一步；“如果囚犯或者监狱医生的话语构成某种形式的斗争，那是因为他们至少暂时地放弃了说出监狱状况的权力。在目前，这种权力是监狱管理者及其改革小组中一群密友的特权。”1970年代，福柯著作的重心是寻找某些概念性工具，以帮助他理解权力以及权力与知识和理论的关系。1976年他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座实际上尝试回答他在1972提出的问题，即鉴于人们对于权力问题的理解仍然十分欠缺，他试图建立一套启发式原则，以期将对权力的研究从司法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解放出来，转向对贯穿人类历史的支配与臣服关系的物质主义操作的研究。福柯1982年写的《主体与权力》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被视为是其对于权力本质观的确定性陈述，其中关于支配的或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对于微型权力的极权化的分析与他10年前与德勒兹一道接受采访时陈述的观点同出一辙。

虽然，德勒兹和福柯1972年在接受访谈时陈述的观点，在他们各自后来的著作中都多次重复出现，他们的见解在后来还是出现了分歧。例如，德勒兹认可这种观点，即理论“在本质上是与权力对立的”，并且认为这是福柯的首创；而实际上福柯认为理论总是产生于话语和知识的秩序之内，而话语和知识受到不同权力形式的控制。德勒兹似乎把“理论”理解为某种哲学概念，理解为概念的制造，理解为“自在之物”，呼唤“一种尚不存在的大地和人类”。德勒兹所理解的权力似乎依赖于权力的压抑概念，他指出权力系统的极端脆弱及其全球性的压抑力，而福柯不赞成这样理解权力。福柯《性经验史》第一卷严厉批判了权力的压抑概念，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两人思想分歧的进一步发展。1977年，德勒兹在写给福柯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出福柯对西方机器构成的理解与德勒兹和瓜塔里关于欲望和权力的集合体概念之间存在的分歧。这封信后来以《欲望与》为题目发表，其中关于欲望与权力关系的部分、关于任何集合体中解辖域运动或逃逸线优先的部分，德勒兹在若干年后又作了补充，加在《千高原》的一个脚注里。

后来，德勒兹在回答詹姆斯・米勒提问时，说明他与福柯分歧的很多原因：“唯一重要的是，多年来我在政治上一直追随福柯，在某个时刻我不再完全赞成他对很多问题的见解。”导致两人见解相异的事件，包括以色列一巴勒斯坦问题、所谓的“新哲学家”和柯罗桑等事件。安德烈・格鲁克斯曼的《厨师和食客的男人》和伯纳德一亨利・列维的《野蛮与人脸》把福柯大圈禁的主题与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反对苏联极权主义的种种主张要求结合了起来。1977年，福柯在《新观察》发表了一篇只有三页的评论文章，评格鲁克斯曼的《主流思想家》，赞扬这本书把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的起源追溯到19世纪德国哲学把国家与革命联系起来的方式。一个月后，福柯撰文谴责“新哲学家们”，指责他们贩卖法律、权力、主人等等空泛的概念，而对古拉格集中营里大量无辜的受害者无动于衷。

柯罗桑事件涉及一位为西德红军辩护的被告律师。这位律师被指控支持犯罪组织活动，曾经不止一次被捕入狱。他于1977年夏天逃到法国，要求政治庇护，同年9月被法国当局逮捕。福柯、德勒兹、瓜塔里都曾参加为了营救他而成立的委员会，为他的获释和避免引渡而奔走；但是他们的一切努力纯属徒劳，柯罗桑于当年11月16日被引渡回西德。柯罗桑被引渡之日，福柯和德勒兹都曾在康健监狱门外进行抗议活动。福柯写了几篇文章反对政府引渡柯罗桑，但是他拒绝在德勒兹和瓜塔里起草的请愿书上签名。梅西认为请愿书中福柯不能接受的是把西德称为法西斯主义国家。厄尔本认为请愿书中没有称西德为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措辞，只是称西德正在向着“警察”的方向发展。德勒兹和瓜塔里发表在《世界》杂志第二期的文章没有把西德列为法西斯主义国家，也没有指责其向着“警察”的方向发展，虽然文章的确把西德的政府和司法模式称为处于“反常状态”。无论请愿书里是如何写的，福柯宁愿把自己的支持限于被告的权利而不是法律的表征。从此之后，德勒兹和福柯很少见面。数年之后德勒兹写道：“我们各人走各人的路，写各自的书。我敢肯定他读我写的书，我也怀着激情读他的书。但是我们彼此不怎么说话。我感觉最终我需要他，而他不怎么需要我，我并不为此悲伤。毕竟福柯是一个极其神秘的人。”

三、历史与实在性

1984年福柯去世后，德勒兹于两年后（1986年）出版了他的《福柯传》。在接受相关的采访时，德勒兹表达了自己对福柯的敬仰。他称，福柯为“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德勒兹承认，他们使用的方法不同，但对哲学的认识契合处颇多。这些契合之处包括，他们都对起源没有兴趣，都不喜欢诸如理性、主体或整体这些抽象概念，都关注并分析集合体或机器在不同的具体层面上的操作，都喜欢用图形来描述那些穿越社会空间和主体空间的不同种类的线条。最重要的是，德勒兹指出，他们都对寻求专属于20世纪哲学的一个问题的答案有兴趣。那就是，某种新的东西怎么可能在这个世上产生出来。这个对于新东西出现的共同兴趣，意味着两位哲学家都广泛地利用了历史和历史资料。然而他们与历史的关系都不循常规，这使他们与致力于准确记录过去的史学家的实践背道而驰。就德勒兹而言，如他在1990年接受安东尼奥・尼格利采访时所说，他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区别生成和历史的可能性。在《哲学是什么》中他解释了这种区分，指出哲学创造概念，这些概念表达纯粹事件，而历史仅仅在事物的状态或生存过的经验中捕捉事件的效应：“事件在生成中，在特殊的一致性中，在其作为概念的自身定位中，逃脱了历史。”这种对于生成和历史的区分有助于他回答关于新事物出现的问题：处于生成过程中的事件是世上新奇或变化的条件。哲学创造的概念表达纯粹事件或事件性，而后者是所有事件的一个部分，同时又逃逸或超越了其实在化。既然历史仅仅涉及实在化了的事件，历史研究就永远无法真正触及世上新事物出现可能性的条件。为此，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德勒兹在论及查尔斯・贝基的《克莱奥》时谈到了这个方法。德勒兹认为贝基向我们展示了：“有两种看待事件的方式，一种是跟踪事件的过程，收集资料说明它在历史上怎样准备的，怎样发生的，又是怎样消失的；另一种方式是返回到事件本身，把自己置身于其中，就像置身于生成之中一样，在事件中同时成为年轻和年老，经历其中所有的组成部分或奇异之处。”这第二种方式就是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哲学遵循的方式，他们创造概念来表达纯粹事件或生成，比如游牧的逃逸线概念。这些纯粹事件是哲学的真正研究对象，因为它们包含了新事物出现的条件。

德勒兹认为福柯也是这样一位哲学家，对于福柯来说，研究历史材料是他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福柯是这样一位哲学家，他发现了一种与历史哲学家完全不同的处理历史材料的方法。福柯认为，历史包围我们，为我们划定界限，历史不决定我们是什么，而决定我们从哪里区分的过程。历史不确定我们的身份，而是把我们的身份分散到我们本质的他者性中。”

德勒兹这段对福柯哲学的概括使用的文字与他用来描述自己的哲学概念使用的文字如出一辙。在别的地方，德勒兹指出他们共同的对于新事物出现的兴趣使他们与寻求发现事物的普遍的或永恒的性质的传统哲学分离：“我们不寻找某种永恒，甚至不寻求时间的永恒，而只是寻求正在形成的新事物，寻求福柯称之为‘切实’的出现。”但是这样概括福柯的哲学是错误的，因为它取消了福柯的哲学概念与德勒兹哲学概念的差异，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德勒兹与历史的关系与福柯是不同的，德勒兹使用“切实性”这个术语时与福柯使用这个术语时的内涵不一样。

在《哲学是什么》中德勒兹把自己的哲学方法与尼采和福柯的哲学方法做了比较，指出对他们三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当下（present），而是实在（actu―a1），也就是处于生成的过程中。德勒兹说，他和瓜塔里把生成视为变化的来源，就像尼采视为不合时宜一样，而对于福柯来说，承担这一角色的是实际。德勒兹不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这个法语词，一般意义上这个词指的是“当下”或“现在”，而德勒兹是在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不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已经存在或在场，而是即将出现，在生成的过程中。因此，他说：“实在性是福柯感兴趣的东西，虽然这是尼采称为非实在或不合时宜的东西。这是把哲学视为思维的行为。”

德勒兹把福柯的实在纳入尼采的“不合时宜”，纳入他和瓜塔里的“生成”，是以福柯《知识考古学》中的一段话为例。在这段话里福柯区分了当下（我们的实在性）与“包围着我们的实在性的时间边界，这个时间边界逼近我们的实在性，以其他者性标示我们的实在性”。德勒兹认为，福柯这里区分的当下与未来的边界就是实在：“对于福柯来说，区分现在与实在十分重要。实在不是指我们是什么，而是指我们变成什么，我们在生成过程中是什么状态，也就是说，他者，我们生成他者。”

德勒兹说在这段话中，福柯区分了现在与包围着它的时间边界，指明它与已经发生的事件的差异，这没有错。但是德勒兹说这个边界就是福柯称为实在的东西，这是对福柯的曲解。福柯使用的实在与德勒兹理解的不同，相反，福柯的文本将边界区域与“我们的实在性”形成对比：“对档案的分析涉及一个特权领域，既接近我们，又与我们的实在性不同，这是包围着我们现在的时间边界，这个时间边界逼近我们的实在性，以其他者性标示我们的实在性。这是外在于我们，限制我们的东西。”

福柯是在讨论呈现在确定时期、确定社会中不同话语实践整体的制度与规划时说这段话的。每一种话语实践都由一套规则所限定，这套规则支配着确定的场景中所说的话。这些规则构成历史的、作为事件的先验陈述，也就是说，作为实际说过之事件的先验陈述。这些支配着确定时期、确定文化背景中话语构成的规则的总和，就是福柯称之为档案的东西。这个档案就是“决定哪些可以说、哪些不可以说的法律，是支配着作为独特事件的出现的系统”。既然一切话语的陈述，包括考古学家的那些话语陈述，都必须服从这些支配着哪些可以说、哪些不可以说的规则，福柯在这里遇到的问题就是要解释怎样以及在什么时候描述这样的档案成为可能。显然我们不能描述我们在其中言说或者书写的那些话语档案，但是我们可以描写那些不再属于我们的话语档案。在这个意义上，福柯从事的、使话语考古学成为可能的一个条件就是：“将我们从我们不再能够言说，从那些超出我们话语实践的东西分离出来的非连续性。”这种非连续性，这种差异，就是福柯所说的包围着我们现在的“时间边界”。

德勒兹对福柯《知识考古学》中这一段话的误读在他的《什么是设备？》一文中显得更加过分。在这篇文章中德勒兹对福柯的这一段话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析。这里德勒兹不仅仅把“实在性”等同于包围我们当下的时间边界，他还认为这个包围着我们在其中言说和书写的话语当下的边界，不简单地是一个回顾性的差异，允许我们确认和描述那些不再属于我们的话语实践的档案，而且是一个具有前瞻动能的差异。按照他的这种理解，实在性获得了积极的生成意义，成为我们将来成为什么的代名词：“设备与先于它之前的关系的新奇性是我们称之为实在性的东西。新的就是实在的。实在不是我们是什么，而是我们正在成为什么，我们在生成过程中的状态，也就是说他者，我们生成他者。在每一个设备中我们必须区分我们是什么（我们已经不再是什么）与我们正在生成什么：历史的部分和实在的部分。历史是档案，记录我们曾经是什么，停止了是什么，而实在是我们将成为什么的一幅素描。”

在福柯的文本里，将我们从我们不再能够言说的境况分离的时间边界只是在很小程度上、在否定的意义上才具有生成的含义，而在德勒兹的评论分析中，这个时间边界成了实在，成了我们正在生成什么或能够生成什么。这显然是对福柯文本的曲解，这样的曲解使得正确理解福柯著作的其他部分变得十分困难。

第一个问题，我们在福柯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很难找到他关于即将到来的是什么或者说关于生成的分析论述。按照德勒兹的假说，《规训与惩罚》应该分析监狱在生成过程中是个什么样子，而不是像福柯实际做的那样，局限于对自19世纪初以来权力的规训做技术分析。德勒兹对此的反应是，我们需要扩大对福柯著作理解的视野，不仅仅是他的作品，也包括他接受的访谈。福柯出版的专门讨论某个档案的书籍，无论是癫狂也好，临床医疗也好，规训的权力或者，都只是故事的一半，故事的另外一半是福柯在出版他书籍的同时接受的大量访谈。在这些访谈中福柯显示出他对历史的研究如何影响到他对时下问题的见解。这样德勒兹把福柯划成了两个部分，一方面是福柯对档案的具体方面的分析，体现在他的谱系学和考古学研究中；另一方面是他对于现在正在生成什么的诊断中，体现在他的访谈中：“在今天，疯狂、监狱、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正在出现的有别于希腊或基督教的新的主体化模式是什么？福柯很看重他在法国接受的采访，更看重他在国外接受的采访，不是因为他喜欢接受采访，而是因为他在接受采访时能够追寻实在性的轨迹，这需要一种不同于他在其主要著作中使用的表达方式。这些访谈是给现实世界开出的处方。”

但是，自1997年福柯《保卫社会》的讲稿出版之后，福柯系列讲稿的出版使德勒兹关于福柯思想二分法的观点难以为继。这些讲稿给除了福柯的书籍、访谈和应景写作之外提供了第三种文本。它们大多数维系了福柯对待当下的谱系学方法。虽然这些讲稿材料大多以解释性演练的形式保存了下来，但它们追踪问题，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些方案在福柯已经出版的学术著作中难以找到。它们还包括了福柯早期的历史分析草稿，后来经过福柯修改写进了他的著作中。例如他1972―1973年讲的《惩罚理论与机构》这门课的一些内容后来出现在《规训与惩罚》这本书中，正如他1975―1976年《性史》这门课的最后部分讲稿，后来写进了他《性史》的第一卷一样。而且米歇尔・斯那拉指出，福柯的这些课程讲稿遵循一定的对社会的和政治的事件干预的程序，把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导入了理论话语的秩序中。

福柯以教案和授课的方式对当下事件的介入在1970年代有所变化。他的有些课程涉及的材料可以用德勒兹理解的实在来进行分析。例如，福柯1978―1979年讲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代表了一种对自1973年或者1976年已经变化的政治背景的完全不同的反应。这些讲座是在1978年3月法国立法选举之后进行的，当时左派联盟痛失多数席位。尝试重新思考法国左派今后的政治方向和战略目标构成了福柯系列讲座的背景，这使他在第四讲结束时深入思考社会主义治理术的本质：“社会主义治理术是什么样子？有合适的社会主义治理术吗？”他的答案是，如果真的存在社会主义治理术这个东西的话，这个东西尚有待于发明出来。最近的研究对福柯与所谓的“第二左派”的联系关注较多。这个第二左派是法国社会主义政党中一个少数派，他们反国家的“自治”主张与新自由主义关于国家在治理社会经济生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有若干契合之处。如果说福柯1979年的讲座包含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战略主张，显然是夸大事实；但是放弃技术的规训，主张采用纯粹经济的手段治理个人行为则是福柯当时所提倡的。

鉴于这些讲座是在西方政府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经济管理模式的早期进行的，它们可以被用来进行德勒兹意义上的实在性分析，也就是说，处在生成过程中。但是，具有反讽意义的是，福柯讲的关于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内容使他进一步偏离了之前他与德勒兹共享的历史观和政治观。1978―1979年的系列讲座充斥着批判“国家恐惧症”的偏激言辞，而当时许多法国左派人士的确患了国家恐惧症。国家恐惧症涉及一种本质主义的概念，把国家视为必然地主宰公民社会，因此，对国家权力持怀疑态度。德勒兹和瓜塔里把国家看作日益臣服于全球资本主义化的捕捉设备，实际上不过是由马克思主义激发的国家恐惧症的更为复杂的翻版。福柯认为，这种本质主义的概念化采用，源自第一原则的政治分析形式，因此，避开了对当代政治现实的经验的和历史的认识。福柯之所以在这些讲座中对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原则进行分析，一个原因就在于战后的德国正是以这些原则为建国的基础，此时，它们已成为法国公共政策改革的榜样。福柯认为，寻求明显的社会主义治理术至少应该以当下的政治现实为基础。与当时左派对国家的普遍怀疑形成对照，福柯不反对政府、机构及其贯彻执行的政策。正如他前一年在法国哲学学会的演讲中所解释的那样，他自己对当下的历史哲学分析采用的批判态度，不是质疑我们为什么被治理，而是质疑我们怎样被治理。福柯在这些演讲中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原则的分析反映出他批评重心的转移。他从对国家的一味谴责转向对权力如何操作问题的更细微的政治关注。如果说这些演讲讨论的是法国政府在生成过程中的状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德勒兹对福柯关于当下方法的概括。具有反讽意义的是，福柯的演讲矛头指向国家权力的基本本质主义和压抑概念，而这正是德勒兹这个时期所坚持的。

（本文是保罗・帕顿教授2012年5月在河南大学举办的“中国开封国际德勒兹研讨会”上的发言，现征得作者同意，由河南大学外语学院高继海教授翻译，以期对国内关于德勒兹与福柯关系的研究提供某种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