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蝙蝠”,祭起实验戏剧的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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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方》的风潮
1985年，随着“”后祖国经济文化的复苏，社会、文化艺术界出现新的气象。中国作协“四大”闭幕，提出纠正左的偏向，保证创作自由；王蒙道出了作家们的心声，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京沪两地举行纪念活动，研究布莱希特体系；美国电影家抵沪，美国电影周举行；深圳建造摩天大厦，高88层；皮尔·卡丹到沪，展示他的服装设计艺术……
上海的文化艺术界处处飘逸着温馨的亚文化氛围。大学学子的青春期正置“”后文化艺术发展的青春期，探索诗歌、探索戏剧、探索文学，悄然而起。上海开始举办全市大学生文艺汇演。一纸通知发到了各大学。
上海西南方的师范大学，一间教研室里，校方领导正在与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谈话。“你想怎么做？”“我想排一台话剧。”“话剧？我们学校没有一个会演戏的演员。”“给我一个班，就是普通的没有文艺特长的班，我用三个月，就能排出一台戏来！”“哦？”……
三个月后，戏果然排出来了，剧名叫《魔方》，在当年的大学生文艺汇演中一举夺魁。
年轻人叫陶峻。当时在校的身份是校团委书记，干修生。只因在原来的学校眼看要毕业拿到文凭了，可是，身为校团干部，由于演讲等社会活动太多，耽误了毕业。因为“欠他的账”，团市委将他作为干修生送到上师大学习两年，以完成最后的学业。可是，这个陶峻偏偏喜欢戏剧。别看他没有进过高等艺术学府，可是，当农民时在农场排过戏演过戏，当兵时在二炮文工团也排过戏演过戏，因为演得好，还获得过三等军功章。他用功，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戏剧理论书籍，大凡当时能看到的所有关于戏剧的文艺理论刊物他都细心看过，就连还是打印稿的余秋雨编写的《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他都仔细读过，完成了一般文艺院校学生都未必完成的“课程”。所以，说起古今中外戏剧和主义流派，他如数家珍，满腹经纶，搞起戏来自有一套“文韬武略”，每每有突发异想。1983年因为同是晋京演讲，认识了中国纺织大学的研究生刘擎。没想到，三言两语一对话，发现刘擎也是个狂热戏剧人，从此，两人一拍即合。于是，有事没事，两个人就一起做戏剧的梦，沉浸在浪漫的戏剧王国里。关于《魔方》构想的雏形，刘擎也参加议论过。
多少年后，上海的有些实验戏剧家们才开始的“没有剧本，导演和演员一起在排练场边排边编，最后由导演整合成一部戏”的方式，陶峻在当时就已经这么做了。
三个月，陶峻和这帮并没有文艺细胞的同学们在一起琢磨，先由陶峻引导，然后互相启发，互相刺激，逐渐“出戏”。完成的《魔方》由7段戏构成，每段戏都用了不同的戏剧流派或演剧方式来表现。据陶峻说，分别用了梅耶荷德表现主义戏剧、象征主义戏剧、贫困戏剧、荒诞剧、意大利喜剧、哑剧、独白剧等等。既是对学生们进行艺术熏陶，也是尝试新的表现样式。如独白剧没有形体的展示；“黑洞”的戏其实就是运用《青鸟》的象征；“此路不通”的戏就是《等待戈多》新表现等等。还有剧中的“戏中说戏”、“魔方中说魔方”，体现着绘画奇才埃舍尔“自相缠绕”的哲学意境。三个月后，在陶峻的引导下，学生们都成了“编剧”、“导演”、“演员”、“舞美”，但谁又都不是编剧、导演、演员、舞美……大家都在“过程”中一起创造，关于戏的一切，一起产生，连说明书都是自己动手画的。就是演出完了，也没有正式的剧本，只是一堆手稿，带有很大的未确定性。直至后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看好，王晓鹰要把它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开排，才坚决要求陶峻把剧本“成型”。然而，陶峻认为，这个戏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在它产生的过程。他始终认为，戏，不在剧本，不在导演，不在演员等单方面的艺术环节，而在于互动、在于整个完整地制造戏剧的戏剧人。所以，当年他和当时排他戏的中国青艺闹得并不愉快。以至于多年后都不愿意再提起此事。所以，当后来《魔方》声名雀起，全国很多专业剧团争相演出时，陶峻却非常伤感，因为他们只是把它作为剧本，根本不了解这个戏的内在东西，演出几乎都是图表面的效果，糟蹋了这个戏。
《魔方》演出的成功受到各方的好评，也引起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注。著名导演胡伟民特意找到刘擎，对《魔方》的艺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后来文汇报用了一整版报道了他们的访谈内容。由于观点新颖，思维活跃，这篇报道获得了当年的田汉戏剧评论奖。陶峻和刘擎关于戏剧的评论也获得了首届上海文化艺术奖评论奖。
《魔方》的出现确实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奇迹。它不仅显示了青年戏剧人的创造力，而且给全国的从事主流戏剧的专业话剧工作者上了一课。它因而被历史沉淀下来，成为中国“”后中国戏剧发展的一个“神话”，越来越体现出迷人的魅力。据说该剧还获得西方格利高利最高戏剧奖。
青春狂放的“白蝙蝠”
1985年，12月，上海的冬天来了。中国青艺携排好的《魔方》到上海演出，陶峻随团也回到上海。寒冷的冬夜，刘擎带好友张昭兴致勃勃地来看戏，结果感觉跟自己期望的很不一样。看完戏，刘擎便把张昭介绍给陶峻。
张昭，复旦大学计算机系毕业，转攻哲学硕士。酷爱戏剧、文学，天生一副好嗓子，因和刘擎共同在全市诗朗诵比赛中双双获奖而结识成为挚友。于是惺惺惜惺惺，大家相见恨晚，一起来到华东纺织大学附近的小店，叫上一盘三黄鸡，弄一扎啤酒，就畅谈起共同的爱好戏剧来。谈着聊着，大家都觉得《魔方》演完了，剧组解散了，可是，人不能就这么拉倒了。既然现在学校里都在纷纷成立“诗社”，那咱就成立一个剧社吧！大家立刻赞成。叫什么好呢？既然大家都喜欢实验戏剧而不喜欢传统型的常规戏剧，那么名字也不能传统了。聊着说着，“白蝙蝠”冒了出来。对，就是它！大家又是立刻赞成。
不久，因与刘擎以诗结缘的刘洋也参加进来。刘洋，一个典型的文人，当时是每期发行量八千份的著名民间刊物《新上院》的主编。写得一手好文章和诗歌。不久，由校园“江南四才子”而结盟的“白蝙蝠”剧社便正式成立了。
寻常的蝙蝠通体为灰色或黑色。形鼠相而鸟翼，状飞禽而哺乳。这个本来就处于在鸟和兽边缘的动物取名为“白”更显得怪异。他们自己也曾煞费苦心地为自己的戏剧图腾寻找注释。他们找到的是：英文White Bat；Bat，蝙蝠，半瞎的，古怪的，发痴，异想天开，疯癫的……最后，他们发现，白蝙蝠是仅存于中国武夷山地区的一种特殊蝙蝠。
此后，他们便自诩为在野的“外外百老汇”。
虽然自持才高，可是，面对由国家演出院团组成的庞大主流戏剧阵营，他们毕竟是刚开业的小号，不在正册。那时各大学似乎还没有形成排戏演戏的氛围，像他们这样的由大学生跨校组成的剧社要获得演出的机会是很难的。演戏要有演出证，然而，他们不信邪，1986年4月，上海举行第一届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他们觉得是个机会，刘擎和陶峻立马联手创作，很快写出了四场诗剧《生存还是毁灭》。将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哈姆莱特》、《李尔王》、《奥塞罗》和《麦克白斯》来个大串烧，用今天的社会新闻和时代信息和莎剧的人物及内容搅和在一起，进行人性的思考，预示对现代文明的不安。语言除了用一些莎剧语言外，还用朱生豪翻译莎剧的文风编写了大量几可乱真的“莎剧台词”。有的地方是独白，有的地方是同时“独白”，如“重唱”，表现丰富。由张昭扮演哈姆莱特，陶峻扮演麦克白斯，刘建荣扮演奥塞罗，刘擎请来好朋友，曾在1985年青年艺术节上一起得奖、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林栋甫扮演李尔王，自己扮演现代人，有一个吉他手边弹边唱，介入演出。虽说是业余，可他们一个个都是好嗓子，扮相也不错，用麻袋片做的中性服装质朴而凝重。陶峻担任导演和舞美设计，将剧情设定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形式为咖啡戏剧，要求简单，“贫困戏剧”风格，只要十平米就能演出，可是，无论你有多少创意，人家不接受，至多作为戏剧节的演出。但是，朋友们很抱不平，4月23日，由上海青年记者协会、解放日报团委联合，在解放日报社汉口路309号礼堂举办了“莎士比亚”诗剧朗诵会。入场券上重点印出“奥塞罗、李尔王、哈姆莱特走在一起，对那个现实社会中的邪恶势力、冷酷自私、人情菲薄发出呐喊……这就是。（特邀复旦、华纺、上海师大十位研究生演出）”。
当年江西省文化厅主办的《影剧新作》是一份非常有锐气的文化刊物，发表了很多具有新思维、新创见的文章和作品。1986年6月号上，他们约请了陶峻做“实验剧场”栏目的主持人，陶峻于是组织“白蝙蝠”成员齐上阵，在该刊上发表了《生存还是毁灭》的剧本和一组关于实验戏剧的理论文章，用作品和理论阐发了他们的戏剧理想。
刘擎在发表于1986年《影剧新作》上《实验戏剧：必要的反叛》的文章中说：“使命：（白蝙蝠）作为一种亚文化状态与主流戏剧保持适当的距离；作为一种活性因子，鼓励戏剧处于激动状态。他们的戏剧是想作为一种更多人参加的自娱。……
戏剧革命主要是通过实验戏剧来完成的。而所谓实验戏剧就是指与既有的‘戏剧范式’相冲突的具有反叛意义的戏剧作品、观念和理论。……
艺术的伟大往往就是从反叛开始的，没有实验戏剧的反叛，就不能产生新的戏剧范式，也不可能有戏剧进步。因此，我们可以说，实验戏剧是戏剧革命的动力，也是新戏剧范式的基因。”
叶梅、张潮：“这里，没有中世纪丹麦王国阴暗的城堡，没有麦克白斯谋杀邓肯的血腥场面，没有李尔沉思人生哲学的海滩，没有军营中的罗纱帐，只有四座雕像，时而冰冷沉默，时而滔滔不绝，要么是喃喃地追溯、许诺，动容地奉献爱情；要么是一双黑夜的手，摸索那块命运的栖石，噙泪发出喘息，发出怒吼。……
这里没有醒目的表现，没有刻意谋划的场面调度，没有令人眩目的舞台布景……
四个灵魂带着已逝的干涸的童话和吟唱声绝的喑哑的祈祷，扭曲着，挣扎着，最终被一条无形的纤绳缠绕成一尊历史的雕像，使我拥有了凝视的支点。我从具体中感到抽象，又从抽象中感到具体。我为这尊活动的雕像惊叹不已。……
他们是不是过于狂妄了？他们胆敢把摩天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贴贴剪剪，拼接出一部‘新莎士比亚诗剧’。……
如此大胆地渗透，如此随意的主客观交流，不分你我，不分彼此，同样激动震颤”。
陶峻：“什么是戏剧？戏剧是一种人际关系。马克思说：‘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交换信任。’爱和信任是戏剧的基石。”
刘洋：“我们所有的错误都是因为别人。别人不同意我们；我们没有错误，自己永远不会错，只是因为别人说你不对，你才错。也许因为我们不知道别人会不同意，所以我们错了。然而最终我们的错误还是因为别人，因为身边有其他的人。”
《生存还是毁灭》在解放小礼堂的演出反响不错，既而又在巨鹿路上海文联大厅和交大、华纺演出，都很成功，并且在莎士比亚戏剧节闭幕式获准演出了一个片段。可是，就在他们移师复旦大学，准备按原计划在那里演出时，被告知演出取消了。
一盆冷水，被彻底浇下。
这之后，他们几乎就没有了演出的机会。
不能演出，但他们不能停止“做梦”。于是就写剧本，用文字抒发戏剧的感受。可是，陶峻痛苦地说，戏剧不是剧本，戏剧是互动的演出，我们都应该是戏剧人……。可是，呐喊无济于事。由于戏剧观念的差异，写出的剧本也无专业剧团问津。他们写出的科幻电影《极乐游戏》虽也被专家叫好，可是内容复杂，思想过于超前，技术要求高，最终也无法拍摄。
对于时代，似乎他们来得太早了。
不久，由于上海电视台按照有关领导意图要充实艺术力量，特意将已有名声的陶峻调到台里，充实编导力量。当初的陶峻并不愿意去电视台工作，因为他离不开“白蝙蝠”，不想离开学校，可是，“调令”难违。然而，这一去，他不能再做实验戏剧的青春之梦了，因为电视台一周两台晚会压着他，要拿出好的创意，想出金点子。陶峻果然不负众望，编导出一台台高质量的晚会节目。可是，他也因此断了戏剧的缘。很快，“白蝙蝠”其他成员也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忍痛放下戏剧，各忙各的。“白蝙蝠”便无形中解散了。
……
20年后，当我们和陶峻、刘擎相约在徐家汇港汇广场见面时，刘擎的第一句话就是：“恍若隔世！”
真的，20年前，徐家汇还不曾有港汇广场，如今这里，已是灯红酒绿，光怪陆离。
作为“白蝙蝠”的后话，我们能告诉大家的就是：
陶峻由于工作过于劳累，积劳成疾，目前正病休在家。但谈起当年的实验戏剧，仍然大有“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撸灰飞烟灭”的气概。
刘擎于1991年去美国深造政治哲学，2000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任副研究员，工作三年。2003年回到上海，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任研究员。然而，该校的“扬之水剧社”及热衷演剧的学子们却不知道他这个“前辈”，只知道他曾是“诗人”。一首《六月的纪念》至今还在网上流传。
张昭1990年出国，学一年哲学，然后又专攻电视电影制作，拿过一次“小奥斯卡”奖。1995年回国，目前任光纤传媒集团艺术总监、副总裁。
刘洋曾在学校软件科学中心工作多年。目前任北京国务院新闻办“东方视点”栏目总编。
（选自刘永来、张盈著《独立戏剧（上海1985-2007）》，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