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小卒的真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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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看《董生和李氏》，那是自己看，在2002年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我也因此认识了著名剧作家王仁杰先生。剧场里笑声不断，当时，我还为自己过于放肆的笑声有些不好意思。看完以后，我有一种写作的冲动，但我仍对这种冲动没有信心，因为看戏能这么会心地笑，这么轻松地乐，这种感觉久违了，我有些怀疑自己的直觉，所以没有落笔，一直拖到现在。第二次去看《董生和李氏》，是2005年12月在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场，那是去看别人，我要在剧场看看别人的反应，来印证多年前的直觉。感觉仍然一样，剧场里的笑声依然如旧，只是更加爽朗，更加无忌，因为观众年轻了许多，大多是戏剧学院的学生。

《董生和李氏》说来是那么无俚头、荒诞不经的故事，一个穷酸书生受死者生前之托，看住死者新寡美貌的妻子，使其恪守妇道，不料却监守自盗，与其生情。创作的源泉实在是奇特，来源于尤凤伟的现代短篇小说《乌鸦》，现代的人物被作者翻版为古人，以梨园戏这么古老的艺术形态来演绎，又赢得今人的理解和笑纳，是什么让这种超越时空的心灵际遇如此谐趣?是什么让实质上语言不通的人相互认同?因为上海观众几乎完全要依靠字幕才能理解闽南话。人们怎么就轻易地宽容它故事的荒诞不实呢?这也并不是一句“艺术创作可以虚构”能简单解释得了的，时下的观众为什么不用这句话去宽容电影《无极》或电影《霍元甲》呢?

当代舞台艺术外在包装上的玄妙精美，实在是没有哪一个时代可以企及，但在内容上的空洞无物也几乎已登峰造极。在很多戏剧迷失在情节陷阱中的时候，在舞台迷失于复杂的灯光布景的时候，在剧作用空洞无实的主题思想架起跌宕起伏的故事结构，迷失于戏剧冲突、情节高潮、主题思想、艺术真实等教科书的专业术语时，恰恰忘记了最不该忘记的人和事，即观众及其所想所愿，更忘记了戏剧艺术本体之美。当下所有出生地不同，表演特质不同的剧种都在朝着雷同的方向靠拢，让人感叹“世界大同”的魔力。而王剧像散文般的情节让观众经历了水到渠成的流畅与散淡．撤去了外在奢华布景灯光，虚拟空间的设置让观众完成了对戏曲环境的自我修复，它向观众恢复性地展示了古典戏曲表演和唱腔的魅力，它昭示了一种向戏剧本体艺术的回归，在演员表演的举手投足之间，顾盼回眸之际，一进一跟一推一就，摇曳生姿，每招每术、行腔吐字都美轮美奂。

著名学者钱理群曾感慨说“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往往有‘事’而无‘人’，或者有‘大事’而无日常生活的‘小事’，有帝王将相学者名人‘大人物’，而无普通平民百姓‘小人物’，有人的‘外在行为’而无人的‘内心世界’。这其实都是反映了一种颇为狭窄、机械与粗糙的历史观的。”(《我看》)实质上这种狭窄，机械与粗糙的历史观并不可小觑，长期以来成了文艺创作的主导力量，形成了创作者的集体无意识。我们高谈教化的文化传统，又使创作者总是下意识地提高自己的人格和地位，充当教训他人的角色，然而鲜有作者在普渡众生之前先修成正果的，所以也极少有令人心服口服的说教。创作主题则更大化，动辄爱国、反封建，即使写小人物的作品也往往用大主题来支撑，经常造成观众感觉的错位，给人一种白米饭中含沙的酸痛。而事实正相反，没有几个观众是带着受教育的心态去看戏，而是带着另一种期待去的，这种期待是什么?是期待审美愉悦能得到满足，期待对未知生活领域或情感领域的虚拟涉足，只有唤醒了观众对命运的共同体验，唤起观众的集体记忆，观众真实的眼泪才流给无由头的故事和人物，也流给虚拟的自己。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历来是戏剧创作的主体，因为小人物的故事实在难写，于是当代戏曲就有了一种风气，就是不断地借着历史人物之实名，而内容上又主观，率性、无根据地任意虚构，反复地用传统故事和人物去演绎“新思想”，却没有自信和勇气去造一个“新”人。徒有历史人物之虚名，而无生活内容之真实。而王仁杰却很另类，他是时下一个笔下很少涉及宦海宫廷，专写小人物、专门生产制造“新人”、专写他们“内心世界’的特立独行的作者，他塑造了诸如皂隶、女赋、颜氏这样一系列流光异彩的小人物。董四畏也是如此，这样一个畏天命畏大人畏贤人畏妇人、处处忍让，提着小心做人的循规蹈矩的普通小人物，被逼不得已之时，也“出格”了一回，也“发作”一次，释放了压抑，成就了英雄救美的壮举．虽是完全虚拟的，观众却接受认可了，并同时完成了对隐在故事背后的“反封建’主题的升华，给人如同饭中埋肉般的适意。

《董生和李氏。没有太奢华的外在包装，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结构，没有太多交错的线索，而不要忘记，观众是苛刻的，当他们可以忽略不咎其故事的真实性之过的时候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细节的丰富和真实。是剧中充实的细节和剧中人物丰厚的内心世界反过来支持了内容和故事，普通小人物“爬墙偷窥”，自我解嘲等等可笑的言语和动作，在谐趣和幽默中完成了性格的塑造，让观众产生认同和理解。在这种行云流水般的流畅之中，无人去深究故事是否真实。而我们很多的戏剧，由于被情节的交代叙述、空洞的主题表白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和空间，细节则越来越少。《董生和李氏》正因了情节的单一，才有了足够的笔墨去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行为细节。由此，我联想到红极东南亚的韩剧，韩剧总向我们反复地展示着韩国人日常生活中几乎无意识的内容，那种细腻素朴，韩国所独有的生活气息的对白和动作，顽强地表现出韩国文化有的生命力和文化底蕴。韩剧《澡堂老板和他的儿子们》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天，澡堂老板不停地数着一叠澡堂的营业款，坐在一旁的老板娘鄙夷地说：“数什么数？不是告诉你4000元吗?怎么不相信？”澡堂老板眼睛一瞪、理直气壮地说“怎么啦?我就喜欢数钱!”这时，观众则大笑不止。这种琐鄙的生活细节，在我们很多作者心中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内容，但却正是这些生活中细节的真实体现了人性真实的层面，才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台湾学者王安祈评价《董生和李氏》说：“避去了尖刻的批判，文化意蕴指向诙谐幽默，而诙谐幽默是半世纪里戏曲创作中最为缺乏的。”确实指出了它成功所在，我们再追问一句，这种诙谐幽默来自何方?善于将个人的体悟升华，幻化为众人的体悟，这是一种个人的才情，作者将个人的才情倾注于返璞归真的创作，是来自于作者对民族戏曲艺术丰厚内涵的深刻体悟，是作者踩在了古典戏曲丰厚肥沃的土地上，以敦厚的文化心态对小人物给予心灵关怀，没有这种挚爱和才情，无法另辟蹊径，成就不了《董生和李氏》。

不用去提及《董生和李氏》获得的荣誉和奖赏，我们就如此喜爱它。我们的戏曲如果能放下虚空的架子和浮华的外表，反思一下对内容和人物的选择，写多些社会生活中没什么话语权的无名小卒的真实的内心世界，那可看性会增强许多，观众也会有热情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