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作家眼中的华美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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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月份的“台北书展”上，同为华美作家而风格各异的哈金和张翎，围绕“从海外人眼中看华美文学创作”的主题，侃侃而谈。
问：海外移民经验对你们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哈金：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我找不到跟汉语有关的工作，就只能用英语写作。用英语写作，就得注意到很多华文以外的东西，最起码英美作家或是其他用英文写作的作家在这个领域做到了什么，我不能再重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写作又不太一样。其中有很多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能不能生存下去。这问题在一开始是没有答案的，所以那时候确实非常焦躁。但慢慢地也觉得这种不确定性有好处，因为如果你觉得一本书肯定能写好的话，那这本书肯定不会很好，因为这一过程中没有冒险，而冒险是写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张翎：我和哈金的经历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我们的前半辈子是在中国度过的。我1986年来北美留学的时候，心里很确定要成为作家。但这其中也遇到跟哈金相似的问题，就是维生。我的专业是英国文学，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作家是弗吉尼亚・伍尔芙。她讲过一句话：一个女人要成为作家，首先要有五百英镑的年收入和一间自己的房子。我把它理解为，任何人要想成为作家，需要一份不需为衣食担忧的固定收入，以及一个独立的思想空间。于是我选择以听力康复医师为职业，花费了十年的时间让自己在北美生存下去。只有实现生存以后，我才开始写作。第一本小说出版的时候，我已经41岁了。在那个时候才开始写小说，似乎已经浪费了我人生大好的、创作激情澎湃的年月，但回过头来看其实也蛮好的。
刚开始移民北美的时候，由于被连根拔起移植到另一个陌生的文化中，心中有非常愤怒、激烈的情绪，它导致你无法认真观察一个事物，因此对外界的认识往往是非常肤浅的。然而经过这十年的沉淀，当我开始写第一部小说《望月》的时候，这些很肤浅的东西已经慢慢地成为一种比较理性的思考。我个人写作，不喜欢带着明显的情绪，而是希望自己能够跟我作品中的人物、跟我叙述的那部分历史有一个理性的审美空间。这十年刚好给了我这个机会，所以客观上对我的写作是有益处的。
问：两位在作品的选材方面不太一样，其中也经历过几次题材的转变。在这过程中，是如何选择写作的题材？
哈金：刚才说到作家的生存问题，不光是物质上的还需要有自己的空间。美国有一个优点，就是任何人都能在这里找到生存空间。我觉得我用英语写作，是比较甘心于在边缘找一个写作空间，不过选择的题材要跟人家不一样。刚去留学的时候，我所知道的就是大陆的事，所以当时的题材只能是大陆的题材，但那时心里就知道，我将来会写一本书，叫《自由生活》，但同时也知道当时的我还没有能力去写，只有我真正经历过，知道移民是怎么回事之后才能写。所以一开始我只能先收集材料，并作一些构思。
我的大部分作品是介于两个语言、两个文化、两个国家之间的，比如《战废品》中涉及中国人、韩国人和美国人，也就代表了不同的语言、族类和文化。这慢慢成为我的写作空间。因为我在国外用英文写作，很难写一本完全关于中国人在大陆生活经历的书。题材是作家生存的一部分，跟作家的亲身经历无法分开。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活法，所以这种不同的活法往往决定了华美作家各自不同的题材。
张翎：我的每一本小说，都是各种各样的家族史诗。我比较偏好这样的题材。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自己的无能，我没有能力描写当下和自己，比如写当下的都市欲望、白领生活或是小女子的失恋等这类话题，对于写自己我也很无能，我写的几乎都是离自己非常远的事情。另一个原因，跟我的审美观有着很大的关系。我始终觉得当下和自己，都属于我看不清楚的东西，我对它们还没有形成理性的思考，所以我选择从历史里面寻找试点，寻找我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问：哈金的《南京安魂曲》也是记述一个历史事实，您怎么用小说的笔调来描写它？
哈金：实际上写这本书也有个人心理的需要。虽然我是用英文写作，但跟自己的过去从来没有分开，通过这个做法，我想跟自己的过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于是我找到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用这个办法来满足自己心理上的需要。当然，这个事件这么大，用一般的小说是很难做好的，所以我在写作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
为什么要以一个美国人为主人翁来写这个小说呢？在座的也知道，对这个重大事件，国际上还是有分歧。日本有一个虚构派，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但我们知道，有大量的国际人士介入这个事件，他们保存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和图像、影片，这些都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我从这个角度来写，就是把中国人的经历放在国际的大结构下来叙述。因为我住在国外，也是一个移民，所以角度就跟纯粹在大陆生活的作家的角度不太一样，但也不是纯粹的西方角度。像我刚才所说的，这本书还是在两个语言、两种文化之间，找一个角度来看重大的历史事件。
张翎：如果我仅仅是一个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作家，也可能会写出《金山》、《余震》这样的作品，但一定不是一样的。以《金山》为例子，我们听过华工的历史，我听到的都是一些义愤填膺的、标语式的控诉。我问中国的大学生，一听到“金山”这个题材，想到的是什么。所有人举手都是说“种族歧视”、“血海深仇”一类的词。这样没有错，但我想，这里面有比这更复杂的人性。如果我在中国写金山，从小到大的教育让我看到了金山的正面。现在我有了海外的经历，让我能够绕到金山的背后，看到它的另外一面。我把金山的正面和背面结合起来，产生的会是不一样的，比较立体的金山。我想这就是海外经验对我个人产生的影响，它在我的小说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却是很深刻的痕迹。
问：哈金先生在《南京安魂曲》的序里面说，这部小说前后改了32遍，不知道怎么样写才最适当。后来您选择了由助理这个第三人来讲述故事。怎么会选择这个角色来讲述这么大的事件？
哈金：这跟个人存在有关系，一说到历史小说，总觉得要有宏大的叙述。实际上对我个人来说，更强调如何在宏大的事件中通过一个人的感受、角度来说完整的故事。在刚开始写《南京安魂曲》时，我有点太傲慢了。之前我出了8本小说，觉得自己的写作技巧没有问题，就从魏特琳的角度来写。后来一直改，改到32遍以后，再也改不动了，就把手稿送给编辑。编辑说这本书不能成为一个整体。其实我心里也明白，这本书已经做到了一个份上再也做不动了。细节很有意思，但是整体上有欠缺。就像音乐一样，每首曲子都很好听，但是拼凑到一起就不和谐。我说，再给我两年时间，我再想想。这期间我的编辑也提了很多建议，但都行不通。到最后我就想再创造一个虚拟的人物，从另一个人的角度来写。这其中有伦理道德上的责任，这是中国人的经验，需要一个中国人来讲，还要做到恰到好处，不能喧宾夺主，不能让高安玲的故事把魏特琳的故事盖过去。
写历史小说，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历史人物，已经有人写过他的传记，你就很难再重新创造历史事件。这是个很大的局限性，我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已经有两本专门写魏特琳的传记，所以我不能创造事件。这就是为什么最后我要创造高安玲的故事以此来保持叙述，在技术上是这个问题。其次还有伦理的层次，就是从历史来看，高安玲的家人以及她身边的小人物才是真正的受难人。所以改了32遍以后，拿回来又改了八九遍。
问：《南京安魂曲》写的是中国的事件，要在英语世界出版，之前已出版过很多相同的题材，这就需要用更不一样的角度来写。是不是因为这样，您才一直坚持用英语而不是中文来写作？但是你也提到过，可能用母语写《南京安魂曲》会更容易些。
哈金：我在翻译的时候能够感觉到，用母语写作非常自在，而用英语写就遇到一些差距，处理方法都不一样，特别是小的地方。描写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英语作品已经有很多了，我不能再重复别人的故事。选择了语言，也就选择了题材，选择了切入点，各个方面都选择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真正的文学能够超越语言。所以用什么语言写作不是最主要的。写小说不光是语言，还有更高的层次，就是故事的内在，这是更重要的。
张翎：我想先就哈金的英文写作谈谈我的看法。因为我看过哈金的好几本英文小说，觉得语言很实在，也很合理。但我同时也看过他几本书的中文翻译，事实上中文翻译非常忠实于英文原著，我说的忠实不是说每个字都翻对了，是说把英文原来的风格也相当好地传承了下来。但是很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完美的传承，反而不能让我感觉到在读英文时候的那种流畅和自然。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否按照原文一字不漏地翻译过来，重要的是能够让读者领会到故事的氛围，这就是翻译的精髓。所以，翻译是有两面性的。
哈金：我觉得，翻译只会不断地丰富原著而不是缩减。比如契诃夫作品的英语翻译就比原著要好得多。我想这是因为，过几年就有新的翻译，新的翻译肯定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好。好的作品不光是语言好，还有内在的东西能够支持着各种翻译。这是很神秘的力量，翻译能不断地把作品的生命力加强、增大。
问：有评论说，有些非本土的东方作家写自己的经历，是为了迎合美国主流观众想要了解东方移民生活的阅读需求，两位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哈金：对我来说，读者是比较模糊的概念，因为没办法知道谁喜欢，谁不喜欢。但作为一个华美作家，我相信有一种理想的英语，即使不那么纯正，但依然能够让母语为英语的读者明白它的意思。这个基本要求要有，但具体谁对这本书感兴趣，这是很难把握的。就拿《南京安魂曲》来说，这本书褒贬不一。但好在我之前已经出了九本小说，我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作家，就算这本书失败了，也不至于被彻底毁了。但说句良心话，如果一个年轻的作家，刚开始写小说就选择这个题材的话，很容易一下就栽了，再也起不来了。但我写一本书是不考虑这些的，只是自己心理上的需要。
张翎：我觉得迎合主流这个说法也挺好玩的。像美国这种自由的国家，我都搞不清楚什么是主流。作为作家，你即使想迎合都迎合不来。对于我自己来说，通常我选择的东西，是不太考虑别的因素的。我自己有一个理想，就是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作家，当灵感在脑子里形成的时候，我想把它保留在最纯洁的状态，直到它成为完整的作品，这中间受到的污染越少越好，包括对市场的考虑，对读者心态的揣摩，对出版商的口味的各种猜测。因为我觉得这是你完全没有把握的世界，我绝对不会浪费生命去考虑我无法把握的世界。我只能把握我的写作想法，努力把我能够把握的事情做好，这是我的写作态度。
问：当心境和生活有了不同经历的时候，就会像哈金这样不断转换着写作的题材。而现在您想写心里的需要，请谈谈这个问题。
哈金：最近几年，我的作品中有一个主题，就是个人和国家的冲突。这是我的重要主题。一个作家要有思想，要考虑问题，这些问题换成哲学家或思想家，也会面对，也会写出很好的东西。但对于作家，更重要的是一些小的东西，因为思想丰富的人有的是，但是小说家能够本能地把小的东西放到句子里，让句子更有质地、有信息，让读者读起来有意思，成为一个整体。整部作品都要靠这些小东西支撑着，这才是小说家真正的任务，也是最难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