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要告别“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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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各国政府对危机的应对，又一次引发了在市场体制中政府的功能及其与市场的边界的争议。这是经济学长期争议的一个经典问题，也是现代社会制度安排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核心问题。

学术上的争议、制度上的安排和政策上的选择，简言之是“大政府”和“小政府”两种主张。前者主张增加债务和税收扩大政府财政预算，以加大对市场干预的力度，实施转移支付和提供福利改善收入分配产生的贫富差距；后者主张减税，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鼓励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

从理念上讲，这两种主张反映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应对短期经济周期波动与支持经济长期增长、公平和效率、消费者和生产者（企业）希望获得的福利和所应有的自由认识和偏好差异。在现代市场体制国家中，这个争议是在一定共识基础上两种主张之间均衡点的摆动，而不是相互替代或相互颠覆的两种制度安排。这些共识主要表现为：

一是自由市场的供求形成均衡价格，并由此引导资源的配置；二是政府的主要功能是：维护法治和市场秩序、保护产权、提供公共产品和具有外部效应的产品、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平抑经济周波、通过税收实施二次分配以改善收入差距和社会公平；三是市场本身不是完美的，会出现“市场失灵”，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但应警惕“政府失灵”，应“慎用看得见的手”。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对政府应对政策的争议中，主流观点是向“大政府”方向偏移。但这种偏移并不意味着从此告别“小政府”，也没有颠覆社会对政府功能的共识。中国处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后期，现代市场体制的建设仍有一段路要走。因而当下中国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议，与已建立起市场体制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意义。

争议的实质是经济制度的选择，即是继续坚持持续了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还是要寻求一个替代现代市场体制的不同模式？中国当前经济、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矛盾是市场化改革所产生的，还是市场化改革遇到瓶颈、甚至倒退的结果？中国目前形成的政府主导经济模式是已完成了使命的过渡性的制度安排，还是需要强化的制度创新？

市场体制从经济学看是一个“事后帕累托效应”，即自由价格体系引导的供求会产生失衡，从失衡到新的均衡会伴随经济波动、企业破产和失业；从社会公正、正义来看，尽管可以通过政府二次分配使之改善，但贫富差距的问题是内生的。面对经济上的问题，民主政体在应对中会受到选票、党派之争的掣肘而损失效率或做出过度的反应。

现代民主政体、市场体制是一个在各种约束条件下的次优制度安排。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完美的制度只是一种理想或乌托邦，制度建立和选择的核心是它的学习、制衡和纠错功能。

在历史上，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曾尝试过寻求对现代市场体制的替代方案，其中最典型的，一是前苏联时期的列宁―斯大林模式，在上世纪30年代，在这个体制下前苏联经济得以高速发展，而西方国家则陷入了大萧条，由此引发了经济学界的一场大争论；二是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发展主义政府”模式，曾创造了日本和东亚经济的奇迹，引发了关于经济体制的又一场争论。

历史最终宣告了这两种体制的失败，因前者是一个封闭、僵化，以个人权利、自由为代价的富国强兵之路；后者则导致价格扭曲、资源错配、。这表明，现代民主政体和市场机制需要进一步改善，但它仍具生命力，人类尚未找到替代它的体制。

中国的改革、开放终止了计划体制，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使中国经济走出濒临崩溃的边缘，步入高速增长的轨道。在转型初期由于市场不发育，需要政府推动，导致采用了类似日本的东亚模式，即政府主导经济。

当前中国的问题是这种模式的使命已完成，应克服特殊利益集团的掣肘，从中脱嵌、转换政府职能，完成市场化改革。而政府职能转换的核心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向建立法治、提供公共产品为中心的政府；从以政府主导经济体制转向市场主导、政府调节的体制。

作者为博源基金会理事长、招商局集团和招商银行前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