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宗教为什么没有能够在异邦人间广泛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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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五十年，是台湾历史中重要的五十年。其间既有台湾同胞前赴后继的奋起抗战、殖民者的残酷镇压，又有台湾农业、交通、电力、卫生等事业的快速发展。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五十年中有很多方面值得思考研究，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亦有文学、宗教等社会生活层面。矢内原忠雄在其《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一书中提到“在欧美各国的殖民地，虽于政治及经济方面大行压迫与榨取，但在宗教家中，则有与各原住民友善，以其教化，略为堪辅政治家与资本家的榨取的。至于日本，殆无此事。日本国民迄今不能在异邦人间传道，其故何在?这是可以慎重考虑的问题，这也是可以热心青年的实践家来解决的问题。”早在1895年神道教便伴随着日本军队的铁蹄进入台湾岛内，日本总督府也从各方面给予帮助，尤其是在财政上大力支持。总督府不仅为神道相关人员发放薪俸，而且还外出提供旅费。明治三十四年(公元1901)总督府公文类档案甲种永久第六卷，“有关台湾神社之各项规则”记日“有关属于台湾神社之事项规定拍电文致关屋参事官案：台湾神社官制，若依贵电报，则本官以为神职人员之定额、俸给、旅费、会计事务等一般事项可由本府规定之。然为期慎重，请洽商有关当局，特此复电。明治三十四年三月日些致辞关屋参事官。”明治三十四年三月总督府正式颁订的“神职人员俸给规则一府令二零号”对于神职人员之定额、俸给、旅费、会计事务等事务给出了具体相关规定。对于上述事项在以后的时期内，总督府多次发文进行变更，最大的特点便是上述费用被不断提高。得到总督府如此支持，神道教却没有能够在台湾岛内真正广泛传播，占据台湾民众的思想领域。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大家深入探讨的问题。

本文以最具代表性的日本神道教为例，综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对矢氏“日本国民迄今不能在异邦人间传道，其故何在?”这一疑问做出了回答。希望笔者对此一问题的研究能够有助于深入了解日据时期台湾的宗教发展情况。

一、日本神道教的发展演变

神道教作为一种多神教是日本国内最重要的宗教之一，其在明治政府时期，成长为日本的国教，在日本社会的各阶层中均有着重要影响。“神道是日本固有的自然宗教，祭祀神道的神的地方就是神社。神道的神有无数，起初以自然物或自然现象为神，在静寂的土地，围植杉木，使自然和人化为一体，就是日本古代的神道信仰。其后逐渐祭祀祖先，但无特定的教祖，亦无圣经或教典，可说是一种没有传教概念的。神道的起源很早，几与日本民族的诞生同时。神道是以稻作为中心的农耕社会之成立而形成，其后虽经千余年的演变，但基本上是对谷灵与祖灵的信仰。日本神话有‘八百万’的神，神的数目极多。全国亦有不可胜数的神社，‘佐太神社’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神道教现有的教义与宗教经典，是伴随着儒教与佛教的传入而逐渐形成的。其首先与佛教结合，在日本人的中形成了所谓的“神佛同居”的局面。“自平安中期(十一世纪前后)起，神道由于‘神佛结合的思想’，产生‘本地垂际说’(本地垂际说意指佛陀本质的存在，神为佛陀的化身。本地的神与佛是合一)。但同时也出现反对的说法，而产生了伊势神道。十七世纪初期，神道逐渐脱离佛教而倾向儒教思想，采取‘神儒合一’的立场。但到了十七世纪后半，由于‘国学’的盛行，与儒佛结合的神道思想受到批评，恢复古神道思想之风甚盛。”

至明治政府时，神道教可谓盛极一时。明治政府于1868年颁布了《神佛分离令》，开始将神道教上升为日本的国教。借助神道教地位的提升，而进一步将天皇也神格化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麻痹人民思想的精神鸦片。明治政府推行的国家神道正是裸地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宗教，或者说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明治政府所推行的国家神道，是在传统神道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并为巩固天皇制国家体制、让人民孝忠天皇、成为国家驯服工具的宗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的80多年里，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一直以高压手段推行这种神道，用它来统一人民的思想。”此时已上升为国教的神道教已失去了传统宗教的意义，与其说它是一种宗教，而不如说它是―种政治统治工具，因为它的政治性远远超过了其宗教性。

明治时期的神道教根据其与国家政治联系的紧密性，可分为国家神道与教派神道，两者均形成于明治时期。“日本教派神道，又称宗派神道、宗教神道、是幕末维新期因应社会不安而兴起的宗教，共有十三派，称为‘教派神道十三派’。”在政治地位上，教派神道依附于国家神道下勉强生存，下文中提到的神道教皆指国家神道。

在日本先后占领朝鲜与台湾后，神道教也传入上述两地，用以控制殖民地人民的思想，妄图使他们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战败，天皇的神秘性随之荡然无存。神道教也与政治、国家相分离，成为一种各地祭祀的民间宗教。但其影响仍不可小视，尤其在近时期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抬头，其仍然是军国主义分子利用的重要工具。

二、神道教在台湾的发展概况

日本国家神道传入台湾后仅在在台的日本人中间传道，却没有能够在台湾人中广泛传播。考察神道教在台传播情况，可根据日本总督府实行的宗教政策将其分为两个时期：信仰自由时期与宗教压制时期。日本占领初期，在台实行渐进性的信仰自由政策。一是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缓解台湾人民的反抗情绪。二是因为当时实力较大的基督教长老教会与天主教会都在某种程度上投靠了日本侵略者，并为日本统治台湾人民服务。面对日本占据台湾，基督教各派系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南北长老教会并不持反对态度，更不会去号召教徒去采取抵抗措施。对它们来说只要能够传教，它们是不会关心台湾的统治者是清政府还是日本人。而且有些时候还主动帮助日本人并获得日本政府的嘉奖。英国长老教会的著名传教师甘培霖在“同治末年日军犯台南时，曾为庇护日本西乡从道都督派赴台湾府之将校。民国四年六月，由日本政府赠与勋五等旭日章；至民国六年三月，又赠勋四等瑞宝章。”与甘培霖同属于英国长老教会的传教师巴克雷博士在“割台当初日人入台时，该博士与同事‘华岩’同访乃木部队，向导其进入台南城，使日本顺利前进。因此，于民国四年由日本赠与勋五等双光旭日章，民间赠送轴幅(一九三四年《日本时报》载巴克雷博士谈话，台南高等工业学校林教授调查等)。”

这一时期在台日本神社可“分为官币社、县社及无格社三阶级，计有官币社二所，县社九所，无格社十五所。日人藉此，对台民灌输神道思想。”据统计至1934年时神道有说教所74所，布教师132人及信徒25949人。其中日本人15528人，本省人10414人，其他外国人7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台湾进入了宗教压制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侵

略中国，尤其在“七七事变”后，日本更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台湾人民的态度如何，对于日本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加紧了对台湾人民的思想控制，日本总督府于1937年8月在台发动“皇民化运动”。其重要内容之―就是强迫台湾人民改信日本宗教。1936年底，“日人即大肆强制本岛人各户家庭中奉祀神宫大麻(日本国家神道中心伊势神宫主神天照大神的神符)。1937年神官大麻的奉祀数急速增至56.9万尊。1941年更增至73.9万尊，占该年底全台107.5万住户(含本岛人与内地人)的68.7％。”同时对台湾民间信仰冠以“迷信”字样，发动“寺庙整理”运动，以“送神上天”的名义对民间信仰大加破坏。“日人旋并推动更严厉的正厅改善运动，就是令本岛人在神案正面安置神棚，以奉祀大麻，左侧祖先牌位则改为日本式牌位。1941年12月底，全台奉祀神龛的本岛人约73.8万户，占当时全台95.9万户本岛人的77.0％。”

虽然在日本总督府政治强压下，台湾人不得不参拜神社，在家供奉神像，可在内心并没有接受这种外来强加的异教信仰。“吴浊流回忆说，他们的教员宿舍里摆着领来的神官大麻，但却从来没有拜过。在乡间，普通老百姓更是对日本式的信仰不明就里，对于天照大神，他们说：‘上面叫我们拜它，所以才拜’，‘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日本战败后，台湾的神社、天照大神都很快被人民遗忘了，神道信仰马上被中国人传统的神佛等民间信仰所取代，这就是文化自身的力量，它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台湾人的中华民族之民族性。”

由此可见神道教并没有真正在台湾人中广泛传播，表面上对神道教的信仰，恰如基督教在台传播中遇到的“食教人”现象。为了某些不得已的情况，面对生命安危或政治压力，不得不在表面上屈服。

三、神道教没有在台广泛传教的原因

在世界殖民历史上，殖民者每到一个地方，便会将其宗教传入当地，作为政治统治、经济压榨的辅助工具。日本殖民者也不例外，在其占领朝鲜与台湾后，神道教便跟随其传入两地。“朝鲜的宗教可分为外来的和固有的两种，外来的宗教是佛教、道教、基督教、神道教等，这四种宗教殆占朝鲜宗教中的大部分。”由此可见神道教传入朝鲜后便迅速在朝鲜人的思想领域构筑了阵地，然而于此相对神道教在台湾却没有能够在台湾这块土壤里生根发芽。其没有在台湾广泛传播有着众多原因，首先和日本总督府在台执行的宗教政策有很大关系。据初期，为了减少台湾人民的抵抗，集中全力镇压抗日武装力量，实行自由政策。台湾同胞也借助其来抵抗神道传播，保护自己的传统信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为了加强对台湾民众思想的控制与同化，在台湾发动皇民化运动。在宗教方面强制台湾人改信神道教，甚至基督教各教派也被迫参拜神社。此时神道教表面上看似乎得到了广泛传播，但由于神道教是由上而下的宗教，其远离台湾人民的生活，因此并没有在实质上取得民心。

其次，台湾传统民间信仰的抵制作用。随着闽粤移民的大量来台，原来移民故乡的民间神灵也随之分身来台，构成了台湾民间复杂的信仰系统。台湾民间信仰极其庞杂，大略可分为天神崇拜、传说神崇拜、儒教神崇拜、道教神崇拜、开拓神崇拜、族群神崇拜、自然神崇拜、动物神崇拜、守护神崇拜、妇幼守护神、人鬼神崇拜、异教神崇拜等十二个系统，各种民间神灵达122种之多。。 “相对于教义繁琐、清规戒律甚多的来说，这些民间信仰更容易深入人心，为下层民众所接受，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从而，使得它本身具有明显的传承性，历经久而不衰。而且与西方国家的不同的是，中国百姓的信仰多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他们信仰某一个神仙，不是为了社会教化，更不是为了纯洁心灵，他们所关注是自己所祈求的愿望能否实现，所祈求的神祗能否给自己带来现实的利益，正所谓‘所以笃鬼神者，由于禳灾祈福之故。’这种情况下，各种民间信仰成为台湾民众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和心理需求。久而久之，这些信仰便逐渐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当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欲以强制方式注入人们的心灵时，便不可避免地遭到强烈的抑制。”

再次，任何一种外来宗教想要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都必须经历本土化这一过程。例如基督教开展的“本色化运动”，进行医疗传教使手术刀与十字架并行。后来事实也证明了正是较早的开展了这一运动，台湾的长老教会实力迅速超过了天主教会。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外来的宗教也才有可能被台湾民众接受。然而神道教却只是日本总督府以政治高压，生硬地将其嫁接在台湾民众的身上。此种做法从开始就预示了其必将失败的结果。

最后，强大的中华民族意识也是对抗日本宗教同化，阻挡神道在台湾传播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中华民族传统意识中的华夷思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自古就有“贵中华而鄙四夷”之说，这种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处理中国与周围国家的国际关系时的一种思维模式。在近代明、清两代与其他国家交往的过程，这种思想意识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后，“中原甫定，该如何来统治明王朝，亦即如何来制定并实施其一系列的对内对外政策，便成为明太祖的当务之急。在对外政策上，明太祖意欲从传统的华夷思想、礼治观念出发，恢复元代以前的那种以中国为中心，中华天子帝中国而居四夷的华夏秩序下的国际关系。”从上述观点出发，在大明王朝建立后不久，便诏谕安南、占城、高丽、日本等来贡。这种思想从历史上中国王朝对日本的称呼上可见一斑，在东汉时称H本为“倭国”或“倭奴国”，《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倭》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汉光武帝刘秀对日本国王“赐以印绶”印文为五个篆字“汉倭奴国王”。《汉书・地理志》亦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直到明代中后期日本浪人出没于中国沿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人民称其为倭寇。“倭”字在汉语中有难看的、丑陋的、矮小的意思，可见倭字是具有明显的贬意的。加上明清时东南沿海“倭崽”四起，尤其是地处于东南沿海的闽粤人民对于“倭患”有着深刻的切肤之痛。明天启五年的兵部题行《条陈彭湖善后事宜》说“臣惟海上之患，莫大乎倭；功令之禁，莫严于通倭。盖向者倭奴挟狙诈反覆，久为祖宗朝所厌弃。嘉靖间，为祸东南甚烈，闽人至今能言其惨毒之状。”明中后期倭寇烧杀抢掠的残忍行径，更导致了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人的仇恨与鄙视。1895年5月8日“中日双方就马关条约在山东烟台交换批准。斯时，台地官绅士庶知和议已定，割台难以挽回，乃于15日以‘台湾士民、羲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十六字电奏北京。”可见台湾人民在思想深处也是鄙视日本人的，因此思想上是很难接

受自己被“倭人”统治的残酷现实，这也可以从日据初期风起云涌的抵抗运动得到印证。

因此当日本人在岛内传播神道教，妄图以此来控制台湾民众的思想，使其成为日本人的“顺民”时，自然会遭到根植于台湾人民思想深处的华夷思想的强烈抵制。虽然在行为上迫于日本殖民者的政治压力而不得不参拜神社、在家供奉神龛，但在思想上神道教是不会真正被接受的，这一点在台湾光复后得到了深刻印证。1945年光复的消息一传到台湾，那些与神道相关的一切都被民众抛到了九霄云外，民间信仰迅速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

可见日本神道教没有在台湾民众间广泛传播，既有外因又有内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日本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宝岛台湾，并对台湾同胞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是一种可耻的、非正义的行为，必然会遭到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在岛内推行的一切不义之举也必然遭到台湾同胞的激烈抵制，其所推行的妄图将台湾同胞奴化的国家神道教，在整个日据五十年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台湾光复后瞬间凋零就是最好证明。

注释：

①矢内原忠雄著、周宪文译：《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年10月初版．第184-185页。

②温国良编译：《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宗教法规史料汇编》，台湾省文献委员会，2001年12月31日出版，第11页。

③温国良编译：《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宗教史料汇编》，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9年6月21日出版，第552页。

④⑤林明德：《日本通史》，三民书局，2005年1月初版，第302页、第303页。

⑥于长敏：《日本文化史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第一版，第204页。

⑦陈玲蓉：《日据时期神道统治下的台湾宗教政策》，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2年4月第一版，第101页。

⑧⑨井出季和太著、郭辉编译：《日据下之台政》。海峡学术出版社，2003年11月初版，第62页、第63页。

⑩井出季和太：《日据下之台政――台湾治绩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3年11月初版，卷三，第1002-1004页。

⑿⒀⒁戚嘉林：《台湾史》(增订版)，海峡学术出版社，2008年4月增订版，第376页、第377页、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