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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拍”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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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拍的精神分析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生活中的深刻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熟悉我们的生活,就像熟悉我们的指纹一样,知道它的存在,但是我们更会好奇它为什么存在。很多事已经模糊,很多人已经淡忘,只有很少的人,牵连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而看电影,无非是看投射在银幕之上的芸芸众生,虚构人物的喜怒哀乐,自然如实地记录着现实中自顾不暇的观影人。倘若此言不虚,那持摄影机的人们,他们如何在银幕中映照自己?都说木匠家里没有好凳子,那是因为好凳子要卖给顾客换个好价钱,但电影人调转摄影机拍自己身边的故事,那是带着写自传的心情,又怎会懈怠?

用电影成全自己

有那么一些特殊的影片,涉及了不同的电影人自身的独特经历:演员、导演、摄像师、录音师……,他们是万千人海中的渺渺一粟,有着凡人的梦想和悲喜,电影是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他们眼中这不是一个仅用来标榜趣味、实现价值的光鲜职业,而是一种雕刻生命的工具。电影的梦想从来不是新片会上的豪言壮语,而是寂寞枯寂的默默耕耘和不足与外人道的情感笔记。而神秘的电影工业,以何种方式生产出令世人欷[不已的经典之作,恐怕只有在此类影片中,才能让好奇的观众一探究竟。关于电影人的电影,其实就是关于电影本身的电影,犹如好奇的孩子会抛下炫目的演出,钻到剧场的后台,那是另一个神秘美妙的世界,自有别样的风景。

不得不说的高大上理论

按照法国哲学家拉康的理论,一切混淆了现实与想象的情景都称为镜像体验。一部关于电影人自己的电影,从某种意义上满足了电影作者自我实现的内在需求,是典型的镜像实践。在一个消费主义独占鳌头、艺术灵性被边缘化的时代里,影人的自述、自省和自描显得尤为可贵。从某种角度来说,影人自拍是带着怀旧情结的。在某些时候,怀旧同样可以成为精神成长的契机。因为自我的挫折和成长是如此清晰地印在影人的脑海中,是他们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只要是一个对于生活充满了热情的人,在他的一生当中,定然会有一到两段的生活境遇,因为一些特别的因素,成为其一生中时常产生怀旧情绪的特殊经历,这对影人来说就是永远无法回避的母题。

与此同时,影人自拍这种怀旧的创作倾向又反过来证明了一代人身份认同危机的存在。作为人类共通的流行病,“怀旧”这种全球化病症在电影艺术家身上尤其明显。梁启超有一句名言:“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不可否认,电影是成年人的艺术,需要有岁月的风霜给它添上有神韵的光环。但是,在当下的电影界,参与自拍的导演呈愈来愈年轻的趋势,从过去的两三年中横扫中国影坛的青春题材影片导演的整体年轻化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总而言之,镜像也好,老年人怀旧也好,甚至青年人怀旧也好,都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关键在于,影人自拍这一现象的出现确实值得我们去深思,不管是从商业角度还是人文角度,抑或是哲理角度。

在华语电影圈,电影人的“自拍”是较为直接的,基本上瞄准的对象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从早年周星驰的半自传电影《喜剧之王》,到如今的《煎饼侠》《少年班》《岁月神偷》《解救吾先生》,无不渗透着浓重的自我记录情结。

《喜剧之王》(1999)

很多人将《喜剧之王》当成周星驰的转型之作、破格之作,当作他最成功、最受欢迎的作品,因为这他第一部不用去“演”的电影。在《喜剧之王》里,影片中醉心表演却郁郁不得志的尹天仇,仿佛就是刚踏上演艺道路的周星驰的缩影。无需加以修饰的表演反倒使角色显得真实生动,而周星驰也的确在角色身上融入了不少自己的真实经历。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周星驰为何会拍摄一部半自传性质的电影,但我们明白,无乱是周星驰还是我们自己,那些关于美好的想象,都离不开为理想奋斗的故事。

《煎饼侠》(2015)

无独有偶,前一段时间热映的喜剧电影《煎饼侠》同样是一部导演的“自拍之作”。一路飙升的票房和口碑,让观众重新审视起了这部电影。影片讲述了因为一次意外跌入人生谷底的演员大鹏通过拍摄电影来圆梦的故事,导演大鹏并没有延续他在某部网络剧中的恶搞风格,而是将自己与角色融为一体,将亲身经历的那些所见所闻所感添加到角色身上。至于为什么要拍《煎饼侠》,大鹏表示:“我只是把自己想到的、能做的所有事情做了。”相信《煎饼侠》不仅是大鹏自己的圆梦之作,也是他送给每个追梦人的一份礼物。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2011)

这部耳熟能详的电影,可谓开启了台湾地区青春片的新篇章,取得了让人瞩目的成就。众所周知,影片里讲述的正是导演自己的故事,是已过而立之年的他写给青春、写给当年的初恋沈佳宜的一封情书。每个人都有青春,都有那些难以忘记的美好回忆,借助“自拍电影”的方式重温美好,引发众人共鸣,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方式。

《少年班》(2015)

对肖洋而言,如果有机会拍一部电影,必须先拍自己最想拍的东西。而他最想拍的,便是属于他的那份青春。应运而生的《少年班》,讲述了一群天才少年成长的故事,肖洋自然是这群少年当中的一员。不同于其他青春电影,《少年班》的题材显得十分新颖。将这样一个不太为人知的故事呈现在大银幕上,的确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自拍”。

《岁月神偷》(2010)

《岁月神偷》的剧本,导演罗启锐早在2000年就完成了。在看尽世间百态后,越发感慨时间流逝的罗启锐毅然决定将《岁月神偷》搬上银幕,要借此片唤起他们这代人的青春记忆,并借机向香港电影百年致敬。影片是罗启锐根据自身童年经历而创作的,任达华、吴君如在片中饰演的那对处在社会底层的夫妻,其人物原型便是罗启锐的父母。没错,发生在罗启锐身上的故事,同时也发生在那一代香港人的身上。将那些逝去的时光定格到电影中,每个细节都值得细细品读。

《三城记》(2015)

突然有一天,成龙找到张婉婷,问她要不要拍摄一部关于自己父母爱情故事的电影。于是,这段浪漫的爱情便成了电影《三城记》。《三城记》虽不是导演张婉婷个人经历最直白的反映,却是发生在自己周围,关于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张婉婷的作品总是充满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她最擅长用细节刻画爱情,用细节反映世事的沧桑。

《解救吾先生》(2015)

相比之下,《解救吾先生》这部“自拍”电影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也许是因为影人经历的特殊性。2004年,演员吴若甫被绑架的案件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吴若甫也因此受到巨大创伤,甚至一度息影。导演丁晟早在当年便想将绑架案拍成电影,终于等到合适的时机。在他的三顾茅庐下,吴若甫最终被他的诚意打动,同意了改编计划,并答应亲自出演。因为亲身经历的缘故,吴若甫可以将那些易被忽略的细节更好地融合到影片中,最大程度地发挥“自拍功效”,力争重现当年惊心动魄的场景。

而在西方,“自拍”的范围则更为广泛。已然成为经典的《八部半》《里斯本的故事》《尤里西斯的凝视》《雨果的冒险》《艺术家》等影片就是最好的例子,它们所表现的基本上都是导演对自身职业的求索和反省,体现出自我追问的哲思意味,更倾向于作者化与人文化的表达。

《八部半》(1963)

《八部半》是费里尼之前所有电影的集中,也是他之后所有电影的源头。它通过一个隐喻性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电影导演的创作危机和生活危机。这些危机便是费里尼的电影的动机。故事讲述电影导演古依多在完成了一部影片之后感到疲倦,他来到一处疗养地休息,构思下一部电影。但他受到恶梦的困扰,灵感也陷入停滞,幻觉不断侵入他的现实生活……

《里斯本的故事》(1995)

收音师菲利普收到导演弗里德里希发来的一张明信片,原来这位导演拍着拍着发现自己歇了菜、断了篇,向他的御用收音师发出求救信号。菲利普来到里斯本,发现了导演留下的一堆默片素材。收音师马上投入了工作,四处采集和素材相匹配的声音。片子处格外温馨,导演用他的手摇摄影机在街头拍摄,而他的收音师朋友则在一旁协助他收音,他们用心之至。这大概能代表电影人的陶渊明式的田园梦想:远离商业利益,只为自己发自内心的热爱去拍电影。

《尤里西斯的凝视》(1995)

希腊导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电影作品却深受文艺青年的推崇。《尤里西斯的凝视》讲述的是一位已移居美国的希腊人重返故里,这是安哲罗普洛斯的自我写照。主人公为了寻找三卷胶片。这些胶片记录的是希腊第一部电影作品――反映巴尔干半岛纺织女工生活的默片。寻找电影胶片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主人公回到经历战争洗礼的故乡,心情格外感慨而伤感。片中大量冷静而又充满诗意的长镜头让人不由得联想起电影诗人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雨果的冒险》(2011)

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拍摄的这个故事和世界电影先驱乔治・梅里爱有关。梅里爱是电影艺术真正的奠基者,他创造的电影让后世惊叹:原来一百年前第一代的电影特效可以达到这样的奇幻效果!《月球旅行记》是科幻电影的开山之作,梅里爱的电影几乎没有一部和魔幻脱得了关系,他的电影对于他所处的时代而言,就是《阿凡达》或者《地心引力》。可是梅里爱的晚景颇为凄凉,由于战争的缘故,他结束了电影事业。据说他后来只能以推销赛璐珞玩具为生。

《雨果的冒险》基本是以晚年的梅里爱为原型,这位电影先驱的前世今生首次出现在3D银幕中。老年梅里爱隐姓埋名,郁郁寡欢,对充满好奇心的小男孩雨果总是板着一张脸,凶神恶煞让他滚开。其实在这个充满灵气的机械迷小孩身上,他仿若看到了过去的自己,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

《艺术家》(2011)

一位是1927年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当红默片巨星乔治・瓦伦丁,一位是初出茅庐却跃跃欲试的女演员佩皮・米勒。原本两人的地位悬殊,直到因缘际会下的一次合作才相识。在乔治・瓦伦丁的提携之下,佩皮・米勒终由籍籍无名的小配角摇身一变成为影坛新星,冉冉升起。而最为戏剧化的转变则在于:默片时代遭遇有声技术的极大挑战。资深大影星坚信默片是正途,一如历史上持同样观念的卓别林等默片明星,他不愿意接受改变。而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女影星则抓住了时代转型的机遇,仰仗有声技术一举攀上了事业的高峰。但是故事毫无狗血的情节桥段,而是充满了脉脉温情。女演员佩皮・米勒纵然实现了人生的大逆袭,也没有忘记当年提携过自己,却落魄不已的前辈乔治・瓦伦丁,努力助他东山再起。

20世纪30年代关于有声技术的争论确有其事。片中所讲述的影坛故事虽属虚构,但却有据可查。当年站在有声片对立面的电影人个个都是声名显赫的影坛大人物。人们不仅要问:他们怎么就不懂得与时俱进呢?有时候道理就是此一时彼一时。想一想,你有没有抱怨过3D电影的虚假浮华?你在“晕”3D的时候,电影前辈们也“晕”有声片,不是么?这就是历史。看历史故事,讲的就是一个将心比心。

“自拍”的各种玩法

其实,电影人“自拍”的现象在电影圈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在了解了一些典型的“自拍”电影后,相信我们都对这种有趣的方式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自拍”的电影多了,当中的规律便会逐渐地显现出来,便会自然演变成一种有迹可循的艺术方式。那么电影人究竟是如何定义一部“自拍”电影的,这类型电影又有着什么样的玩法,不妨一起来探讨一番。

借个好题材,纯粹商业化

众所周知,几乎所有为人称赞的电影都离不开一个新颖独特的题材。既然生活中存在着一些具有趣味性的事情,何不将它们搬上银幕,进而与众多观众一同分享。像是肖洋执导的《少年班》,便讲述了少年班的天才少年们一起成长的故事,同时也揭开了饱受争议的少年班的神秘面纱。又好比丁晟执导的动作电影《解救吾先生》,根据轰动一时的吴若甫绑架案改编而成。再比如查宁・塔图姆担任制片人的喜剧电影《魔力麦克》,便根据他19岁时曾做过舞男的经历所改编。同样,这也是别人所没有的特殊经历。

在确定了电影的大体内容之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将其呈现。最简单也是最迎合市场的做法,便是对内容进行商业化的包装,将故事变得更加精彩,更具看点。于是,《少年班》中的角色被赋予了更具戏剧张力的故事,用来突显人物个性;《解救吾先生》将当年真实的现场片段加入到官方预告片中,借此营造紧张的气氛;《魔力麦克》则选取了查宁・塔图姆、马特・波莫等炙手可热的好莱坞人气演员,并让男神们在片中大秀身材,赚足了眼球……凡此种种,都是从商业角度进行整体包装的策略。

将好题材变为好电影,走商业化道路,应该算是“自拍”电影中最常见的套路了。

“第一次”,总得留点纪念

无论是演而优则导的演员们,还是半路出家的外行人,既然跨行做了导演,总想拍点有意义的东西献给初执导筒的自己。那么,对他们来讲,什么样的东西才是有意义的呢?新导演们通常会选择讲述一段自己的经历,或是发生在自己周围,对自己有着莫大影响的事情。因此,周星驰将他的境遇写进了《喜剧之王》,你能从影片的任何一个细节里发现周星驰的影子。大鹏将他的梦想放到《煎饼侠》中,每个镜头都暗藏着他在追梦道路上的坎坷与无奈。但新导演们并不是单纯的平铺直叙,而是在电影中糅杂了各种各样的元素,以一种自我调侃的方式描绘生动的故事。拍自己想拍的东西,喜欢的东西,给自己留点纪念,这也是很多电影人“自拍”的目的所在。

用艺术展现内心所感

作为一位艺术工作者,电影人们喜欢用艺术来记录周围的一切。罗启锐与张婉婷这对知名的夫妻导演便是典型代表,夫妻俩大部分的作品灵感都来源于自身经历,他们被影迷们称为“岁月的讲述者”。两人一起合作的爱情电影《秋天的童话》,是根据张婉婷在美国读书时的生活经历所创作的,《玻璃之城》则是改编自罗启锐与张婉婷20世纪70年代在香港大学的求学经历,正在热映的《三城记》描绘的则是两人的好友成龙的父母的爱情故事。就像张婉婷说的那样,电影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能让自己有所触动的那部分,才能打动观众。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电影人,他们喜欢将影片中的主角设置成导演、编剧、演员等与自己相关的职业,例如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执导的《艺术家》,马克・劳伦斯执导的《编剧情缘》。虽然这类型电影并不能完全算是“自拍”电影,影片中虚构的成分比例较大,但却充满了电影人对生活的感慨,对艺术的执著,在根本意义上与“自拍”电影的差别不大。前苏联著名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曾经说过:“导演工作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将它定义为雕刻时光。”没错,电影是记录时光的绝佳方式,而它来自生活,也终将回归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