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病,天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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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危机结束的时候往往是人类反思的时候。

全世界经济的复苏可能减少人们对全球化危机的担忧，也可能加剧理论和政策上的分歧。在高失业率、债务危机的重重压力下，关于全球化的辩论再一次在西方展开。

有人说全球化进程会成为一项孤立无援的事业；也有人说它会暂时停顿，但在未来几千年里将重新得到广泛接纳，并给东西方带来互补的益处；还有人说这一进程不可逆转，选择退出“游戏”的国家须风险自负。

曾任欧盟贸易委商的彼得・曼德尔森是乐观的，但他乐观的论据除了信息技术传播日益迅捷之外，都是有条件的――如果贸易保护主义继续得到遏制，如果G20的全球治理能取得实质进展，如果多哈回合能在2011年结束……太多的“如果”使他的结论听起来不那么令人信服。毕竟人们眼睛里看到的是一波又一波反移民的浪潮和“全球货币战争”的叫嚣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荡。

和以往一样，这场辩论是不会有结论的，但可以确定的是西方社会反全球化的情绪会进一步增长。因为人们辩论的主题是存在微妙差别的――是讨论全球化进程本身，还是对这一进程中自身收益的重新计算?美国人和欧洲人肯定更多关注的是自己在正在进步形成的新秩序中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实际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来就不是平衡的，只不过在过去几十年里掌握着绝大部分国际话语权的西方国家，通过傲慢与偏见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抱怨和诉求显得无足轻重。当新兴国家经济恢复的速度超过西方的时候，他们自身经济上和心理上的不平衡日益凸显，并通过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表现出来，而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从收益的角度观察，全球化原有的种种弊端和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性、不对称性远远没有得到纠正，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利益的分享只是处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充满着不稳定、不确定，挑战与风险。

如果存在着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那它就不是单凭人力更不是哪一个国家可以左右或者逆转的，人类只能顺应它，最多可以通过协调和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趋利避害。各国参与全球化进程和在全球治理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会通过世界性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摆在眼前无可争议，分歧在于如何对症下药避免重蹈覆辙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有人认为只有协同复苏，即所有大国经济同时强劲增长，全球化才能继续蓬勃发展；有人则认为零和游戏的逻辑依然存在，一个大国的发展，以另外一个大国的损失为条件。无论如何，应当承认，对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演变的规律而言，人类的认识和共识是非常有限的。

想起张元《贺新郎》词里的一句，“天意从来高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