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国家优势为企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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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种需要引起注意的现象：发达国家企业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的乖离倾向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随着世界经济资本大规模地跨国界流动，企业的发展正在打破国家的界限，作为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反映国际间国家竞争力的进出口贸易指标已经不能够真正反映一国的企业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国家竞争力概念开始变得模糊了，出现了一国的企业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日渐乖离的倾向。根据美国NAS(Natlonal Academy Sciences)的统计，1991年美国境内的经常项目收支为180亿美元赤字，而美国资本的企业与外国资本企业音的贸易纯收入（销项—进项）却是1640亿美元的黑字，这种现象已持续多年。NAS据此提出了“基于企业的贸易”概念。日本三和银行按照NAS的方法对1986-1995年日本企业的贸易收支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从 1988年开始，日本基于企业的贸易收支和基于国境的贸易收支出现了乖离现象，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乖离倾向更加突出，如1994年，日本基于国境的贸易收支为1176亿美元的赤字，而基于企业的贸易收支却达到5146亿美元的黑字（注：李南.发达国家企业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的乖离倾向[J].世界经济研究.2000(5).）。

毫无疑问，发达国家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借助的是其企业强大的竞争力，多少年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霸主地位就是依靠跨国公司“企业帝国”的优势实现和维护的，因此曾几何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扶持其发展的双重政策：在国内限制其垄断却向国外鼓励其垄断。其实，跨国公司以其强大的势力早已引起了各国的关注，联合国《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就曾指出：“跨国生产已成为世界经济结构中的主要特征。”

与此相呼应，WTO的产生确立了国际经济规则的基本格局，这不仅表现在规则涵盖的范围扩大、约束的程度加强，而且表现在规则对一国政府行为的规制和对企业行为的重视，可以说国际经济规则给民族国家政府行为留下的空间越来越小，却相应地给企业行为留下的空间越来越大。传统意义上民族国家政府为加强国际竞争力而采取的各种政策手段正在不断地被“侵夺”；相应地，企业活动的空间却在增大，它们可能在“母国”会被反垄断，却在国际市场上不受反垄断。这种变化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国际经济竞争的重心正在从国家层次转向企业层次，因此，如何扩大本国企业的市场力量(market power)，已成为民族国家政府提高其国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课题。的确，“竞争实际上不是在国家之间，而是在公司之间进行的”，“任何国家在其宏观经济方面的成功，实际上是其各个企业所获成就的综合体现”（注：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陈小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128.）。

但是，随着这种乖离倾向的日益加深，同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跨国公司与母国利益的背离甚至矛盾冲突，尤其随着近年来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调整，即从一般性对外直接投资转向在全球范围对企业经营进行一体化部署，从全球利益目标出发，把“世界市场战略”、”产品多样化战略”和“技术转让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把多国的特殊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特殊优势，用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取代传统的国家间分工。这样一来，“本地化”有可能取代“本国化”；产业转移可能会导致“母国”的“产业空心化”；借助“国际战略联盟”，跨国公司可能会游离出母国国界而变成“无国籍公司”，并且由“交易内部化”形成自成一体的市场。因此，曾任美国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提醒政府：“美国经济的核心”（指跨国公司）正在发生着变化，“资金、工厂、信息和设备连同公司的标识一起是可以到处转移的”，“政府的决策人应该少关心帮助美资公司利用新技术赚大钱，而多关心帮助美国人在技术上领先，强调政府要致力于“流不走”（人才培养）和“搬不动”（基础设施）的投资（注：罗伯特·赖克（美）.国家的作用[M].（中文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这首先说明这种乖离倾向及其企业竞争方式的变化已引起了发达国家政府的注意，同时说明他们正在新的形势下进行着积极地调整。目前这种调整的确还不确定，但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协调转化将会是今后调整的主题。

二、国际贸易理论发展演变的启示：企业主体地位的上升趋势

现实中国际贸易的这些变化自然引起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回应，事实上，贸易理论就是在响应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中发展演变的。我们从企业主体的角度看待国际贸易理论，可将国际贸易理论分为三个阶段的演进：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其显著的特点是无视企业主体的存在，以国家主体定义国际贸易，即国家间的贸易，以国家的差异来解释贸易的动因，致力于探寻的是“国家的”比较优势，并且将这一优势定型化为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产业优势，以此顺应国际分工的趋势，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折衷贸易理论，既看到民族国家存在条件下贸易的原因，又看到企业在其间的重要角色，而且还深入的挖掘来自于企业的贸易利益（规模经济），只是企业规模经济及其公司内部化市场与市场竞争均衡还难以相容，理论上还存在缺陷；现代新贸易理论，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努力将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分工的水平等内生化，对企业组织以相当的关注，着力于探讨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市场的相容性问题，最后通过专业化经济解释了相容性，实现了对既往贸易理论的整合。（注：王玉海.从国际贸易理论的演变看企业主体地位上升[J].国际经贸探索.2001(1).）

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探究贸易利益的产生及其分配。贸易利益的具体表现是同一商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价差，何以存在价差，先是发现商品生产的相对成本有差异（斯密）继而发现商品生产的绝对成本有差异（李嘉图）。尔后更进一步地发现生产商品的要素禀赋有差异（赫克歇尔—俄林）。于是，便主张各国按各自的要素禀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发展优势产业，以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随后而生的“里昂惕夫之谜”揭示了其与国际贸易现实的差距，由此而引发了对贸易利益之源的广泛探讨。于是探究投入要素与出口成功的关系一直是传统贸易理论的重要命题。同时，产业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特征也引 起人们的重视，指出“财富本身远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重要”，提出要“保护本国的幼小产业”以发展本国生产力（注：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商务印书馆，1961.）（李斯特）。至此，我们可以这样归结传统国际贸易理论：(1)传统国际贸易内在地假定以国家为界，以国家为主体进行，以国家的差异来解释贸易的动因，致力于探寻的是“国家的”比较优势，并且将这一优势定型化为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产业优势，以此顺应国际分工的趋势，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得出自由贸易有益的政策建议；(2)企业是现成的，其主要的任务是提高投入—产出比例，因此企业的组织结构、规模大小、市场竞争地位及其相应的市场结构都对贸易的模式、成因、结构、得益等没有影响；(3)其生产函数的分析也只表明一种投入产出纯技术关系，忽视了社会经济组织演进与生产率的互动关系，根本上说，是没有把企业看作贸易的主体，其企业理论充其量是一种生产理论；(4)它分析的逻辑是：国家的贸易利益商品的生产成本差异生产投入的要素秉赋差异建立具有要素秉赋优势的产业以期顺应国际分工趋势在国际完全市场竞争中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其分析是在商品—要素—产业—国家的框架下探求贸易利益的存在和取得。显然，国家竞争力借助的是建立在一国要素禀赋基础上、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产品出口竞争力，而企业却是无关紧要的，其要素禀赋优势与产品出口竞争力及其一国比较优势是等价的，却不管产品是国家组织生产的还是由企业组织生产的。因此，为谋取一国比较优势，探究投入要素与出口成功的关系、产业优势与一国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其两大政策命题。但却因为忽视了企业的主体地位，总是难以将要素禀赋和要素投入转化为一国比较优势。

其实，企业不仅是发挥要素禀赋优势的中坚，而且它还会创造新的贸易利益。围绕对“里昂惕夫之谜”的求解，“技术”的差异引起人们的重视，它不仅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且还可以内在地影响其他要素、改变其要素比例关系（如劳动／资本）。在此基础上弗农(R·Vernen)针对二战后出口优势转变的过程，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品的生命周期将经历三个阶段：新产品、成熟产品、标准化产品，具体由发达国家移向发展中国家。他把新产品在研制、生产和销售等不同阶段上要素密集形式的变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相对优势和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的作用有机结合在一起，不但把俄林的理论动态化，还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制成品贸易的途径。值得指出的是他的分析虽然是在要素—商品—产业—国家的框架下考虑贸易利益，但他注意到了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的重要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企业之于技术的重要性。此后，随二战后国际贸易结构和流向的变化（以发达国家间行业内贸易为大宗），生产技术、规模经济、收入变化及跨国公司的作用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规模经济、尤其是公司水平的规模经济成为贸易利益的又一大源泉。正因为它的持续存在，就不可避免地与竞争均衡发生矛盾，因而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干预贸易，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就是政府扶助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以获得占领市场的战略性优势，或者分享外国垄断企业的利润（如著名的美欧间波音公司与空中客车公司的竞争案例）。其政策意义在于选定保护的行业、企业及保护的期限，克鲁格曼(Panl·R·Krugman)借用吉文斯(Givens 1982)的说法，将其称之为“狭窄的、移动的保护带”(the Narrow Moving Band)（注：海闻.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J].经济研究.1995(12).）。同时，跨国公司内贸易发展迅猛，根据有关的研究报告估计，目前大约60%-70%的世界贸易与跨国公司有关，2/5的国际贸易在公司内部进行。为何公司内贸易有如此大规模的发展？原因有如下几方面：(1)在不完全的市场上，大公司为了获取垄断超额利润，要利用他们的市场力量，实行歧视性定价战略或转移定价战略，一方面通过转移价格来逃税，以提高利润水平，另一方面通过转移价格巩固大公司的市场地位，以便击败对手，占有市场。(2)由于外部市场并非“免费的午餐”，存在交易费用，具体包括管理在市场交换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运输、佣金、谈判、信息搜集以及各种税收等费用，这样企业便有一种节约交易费用、回避外部市场，使交易内部化的动机。(3)企业为确保自己的“商业秘密”，也不愿利用外部市场，而宁愿在内部化进行，这在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Elhanan Helpman & Panl·R·Krugman)来看，是指公司的“特定投入品”，它是公司一体化和产生规模报酬递增的关键，它联系于企业家单位，包括管理分配和产品特有的研究、开发能力。”（注：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 anHelpman，以）、保罗·R·克鲁格曼(Panl·R·krngman.美）.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公司内贸易与产品的性质、市场结构、产品的知识密集程度以及它所处的生命周期有关。规模经济和公司内贸易的出现无疑是对正统的以市场均衡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的重大挑战，相应地把企业的主体地位推到了极端—公司可以用行政机构性的方法取代市场来调节资源配置，这里企业不仅是市场的主体，而且还会超然于市场之上，与市场互替互补。至此，企业主体地位的确立是毫无疑问的，但却与市场竞争均衡相去甚远。规模经济贸易说在传统的要素—国家分析框架中纳入规模经济，将规模经济列为获取贸易利益的又一新要素，虽然难以与市场竞争均衡相融合，但这毕竟将人们关注的视角引向企业本身，因为企业水平的内部规模经济以企业为载体。对企业内部规模经济的揭示，论证了市场垄断竞争结构的客观现实，这无疑使理论更加接近现实。

截止目前，我们已注意到影响国际贸易的诸多方面或因素，（从国家的角度）大致包括资源秉赋、产业优势、市场环境和企业效益等方面，尽管这几方面从理论上还难以融为一体，但并不影响任何一个国家对这几个方面的重视，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 1990)“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提出便是这一综合的体现。从波特的“菱形图”可以看出，贸易利益所赖以存在的主要因素或渊源都被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且以一个精巧的图形来表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既全面又精巧，但实际上，什么都说了，什么却都没说透。因为从理论的统一性上考察，它最后归结到“国家的”竞争优势上，把各种贸易利益统一到传统的国家市场的一般均衡分析之中。却没有揭示出这些因素转化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内在机制，反倒把公司内贸易所揭示的市场内部化与竞争均衡的矛盾，通过综合而掩盖了起来。因此，与其说它是一种贸易理论，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国家战略，有价值的地方是他对各种要素综合的努力。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解决各种要素的统一基础，这种综合也便只能以一种“拉郎配”的战略来表现，由于并没有从理论上解决现实的切入点，故而其理论便徒具精巧的“钻石”结构形式而已。难怪有人说它的独创性不足，操作性不强。

从如上我们归纳的折衷贸易理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不管是规模经济说，还是贸易内部化理论，还是所谓经验归纳法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虽然都强调了企业这一经济组织的重要性，但它们却只是相对独立地作为一些流派或多重均衡存在，没能纳入主流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也难以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相融合。因此给人一 种自弹自唱的感觉，留下了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缺口”，如何弥补这一“缺口”，预示着贸易理论努力的方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新增长贸易理论”、“制度创新理论”和“以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

“新增长贸易理论”关注的是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技术进步作用是其核心，主要围绕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产业组织之间的关系，将国际贸易与技术变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按理论的渊源可将其分为二派：一派是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这一派可以说只是在新古典理论要素分析的基础上添加了技术要素，其分析的框架仍是以国家市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现实的指导意义是确定投入量与一国出口成功的关系，或者确定技术变动与一国比较优势的关系，对此巴格渥蒂(Bhagwati 1964)曾就李嘉图模型、赫—俄模型指出：测度投入量以及决定出口成功的其他因素可能很不容易。这意味着，虽然我们推崇技术，但技术何以能够提高，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作用于一国的比较优势仍是一个谜。另一派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变动怎样影响贸易和增长，同时把技术发展作为科研、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其理论是在放弃总量生产函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可以说是反传统增长理论的，其特点是建立以微观生产过程为基础的增长模型，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将技术内生化，是沿着狄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77年关于规模经济的研究而发展的，1979年克鲁格曼(Krugman)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国际贸易，将国际贸易商品数目内生化，但问题在于生产者活动和产出数目无法内生化，因此技术内生化仍不够彻底。技术内生化分两条途径：一条是从经济行为中学习而获得技术进步(Learning by doing)，这又可分为“技术外溢”和“干中学”两方面，“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包括国际间、国内以及行业间和同行业内部技术外溢，这种技术进步引致的是外部性收益递增；另一条是技术创新(Innovation)，它是投资、开发和研究(R&D)的结果，这里强调了企业家有意识改进产品的创新活动，克鲁格曼采用熊彼特模型的技术内生化理论，探求企业家内生R&D的激励机制，指出创新的激励来自于创新者对其创新的暂时垄断利润的期望，这从表面上看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冲突，即静态的效率要求消除垄断，而垄断却可以为技术变迁提供激励，这一推论的政策含义是鼓励垄断，这便偏离了自由贸易理论，也与一般均衡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不相容，但却找到了技术创新的微观基础即企业。

“制度创新理论”的代表人物诺斯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考察了制度对贸易的作用：欧洲长距离贸易发展是由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联系发展所启动的(Douglas·North,1990)。大量的证据表明存在比较扰势的国家不一定有发达的贸易，而没有李嘉图意义比较优势的国家，往往却有发达的贸易产生，究其缘由是因为国家制度的变迁、法律的制定、意识形态的变化形成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这一经济组织首先包含具有企业家特性的人力资本，它和一般意义上作为要素投入的人力资本不同，企业家特性的人力资本具有更积极、更活跃的特性，国际贸易不确定性的特点更依赖于企业家所掌握的信息、对交易对手的判断以及他的成事能力；其次需要有一个激励创新的机制，技术创新最终归结为产权制度对技术创新激励的结果：“取决于一个驱动模型和激励结构的存在”，要对技术的创新提供企业组织的制度保障，因此拉坦(Ruttan,1989)认为美国工业的规模经济更多的是制度创新的产物，而不是技术变迁的结果。诺斯也就此提出贸易由制度“启动”的命题，可见企业的规模经济其实有赖于外部制度环境保障，这种规模报酬递增实际是制度的报酬递增，我们尝试用下面的线索概括制度启动贸易命题的逻辑：制度创新产权制度创新企业组织结构创新技术创新规模经济企业优势的贸易利益。至此，我们能够看出企业制度创新之于贸易利益的重要性。

“以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值得一提的代表人物是澳籍华人杨小凯，他将被新古典学家遗弃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高深经济思想形式化，发展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给定经济组织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制问题转向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的研究。它认为国际贸易的动因在于由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而其存在与否又取决于人们对专业化方向和程度的选择决策，即专业化经济的内生比较优势。分工的演进扩大了市场的容量，也加速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从而形成经济实体之间相互依赖的内生化的比较利益，所有这些又进一步刺激分工向深度发展，正是在这种分工循环演进的过程中，人均收入和产出数量与品种增加，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在这里，分工是一种经济组织，它的演变体现为一种分工分层结构，而市场、企业以及企业内部管理层系的各个层次正是分工分层结构的各个层面，市场中的组织与企业内部的组织本质相同。贸易是分工的结果，而决定分工演进速度的是交易效率。因此是分工造成了国际贸易内生化的比较利益，它一方面来源于分工的专业化程度和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交易费用和交易风险也对比较利益发生影响。因此，要促进贸易利益就得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大力促进专业化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以降低交易费用和交易风险。劳动分工是企业出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组织劳动分工有不同的方法，企业的出现不是以非市场机制代替市场机制，而是以劳力市场代替中间品市场。组成企业实际是分工分层结构的一个层次，它除了考虑交易费用成本，还要顾及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人力资本，此外还要考虑附着于企业的特殊因素，如管理知识，因为企业制度可以把一些交易效率极低的活动（如管理知识的生产）卷入分工但却避免这些活动的直接定价和买卖，因此企业家对企业的剩余权起着类似专利制度的作用，它可以间接有效地对企业家不可触摸的知识产权定价，从而促进生产知识产权活动的分工和专业化，产生经济增长。由此可知，企业有其存在的特性，它在一定程度上与市场交换有替代关系。随着分工在迂回生产方式中的发展，市场的可能结构大大增加，市场竞争将用交易效率高的市场组织代替交易效率低的市场组织。如管理知识这种无形资产，直接在市场上买卖其交易费用太高，难以检测使用量和保证精确付费，因此企业制度就代替了管理知识市场。企业主体的内生化比较优势正是基于专业化经济而获得，这样一来就与基于规模经济的企业内生比较优势相区别：专业化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关键看分工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在企业之间发生。这就是说专业化程度提高的企业是有效率的，相反单纯追求规模经济的企业有可能导致垄断。这也就是为何企业的合并在当今世界上表现为允许合并和反对垄断两股潮流的统一。以往的模型描述的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一旦引入报酬递增，就意味着要么不存在竞争均衡，要么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而分工贸易理论的生产函数描述的是生产率与专业化水平的关系，是技术与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技术本身。其报酬递增是基于分工和专业化而在模型中内生，因而存在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这个竞争均衡不但决定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且决定一个最优经济组织水平。其间自由价格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它不但起着传递信息和遏制损人利己的作用，而且起着诱导人们试验各种可能的经济组织结构以发现最高效的分工结构的作用。如此它重新阐释了比较优势的概念：李嘉图模型的比较优势是外生的技术比较优势，H-0模型的比较优势是外生资源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中的比较优势是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而分工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是内生的专业化经济比较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国际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之中。

从如上我们归纳的新贸易理论中，我们发现技术内生化于企业、规模经济依赖于企业、专业化经济依存于企业，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不仅能够为难以市场化的管理知识定价，还能包容企业家才能，并因此而使企业具有了如生物体一样的有机性。它具有不断创新的功能和激励机制，能动地内化市场以降低交易费用，恰如其分地维护垄断以为创新提供激励。实际上企业的存在正是社会分工合作的一种形式，它具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报酬递增效果。可是我们却仅仅看到的是因企业规模扩大而造成的垄断，以及由垄断而造成的竞争不完全性，以至为帕累托最优不惜削企业之足。通过分工贸易理论，我们知道企业规模并不重要，关键要看其专业化程度的高低，专业化程度提高的企业是有效率的，相反单纯追求规模的企业有可能导致垄断，从而基于专业化经济的报酬递增与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存 在一致性。这个竞争均衡不但决定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且决定一个最优经济组织水平。

综上所述，从企业角度考察贸易理论的演变，我们能够看出企业主体地位的上升趋势：企业一开始是现成的却又是视而不见的，后来由规模经济引起对企业的重视却与竞争均衡难以相容，最后发掘出专业化经济，解释了规模报酬递增与竞争均衡难以相容的矛盾，并且将企业、市场纳入分工分层结构的统一框架之中。可见企业这个“黑匣子”蕴含着丰富的能量，还有待我们去挖掘探索。

三、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国家比较优势向企业竞争优势的转化

从前面我们评介的贸易理论的演变中，我们看到了经济组织——企业主体地位的上升趋势，但国际贸易往往因国家介于期间而引起人们对国家作用的更多关注。的确，应充分重视国家层次上的贸易效应，即外部经济效应。所谓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就在于是否充分挖掘和发挥了外部经济效应，显然贸易动因与贸易效应是不同的，国家通过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干预国际贸易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挥贸易的外部经济效应，却不是着意塑造一国的贸易优势。可是我们往往却从贸易效应出发解释国际贸易，把这种需要实现的优势看作是一国所应具有的比较优势，贸易政策的功能也就往往变成了如何塑造一国的比较优势，而不是去发挥外部经济效应，这的确是本末倒置。我们认为既应看到国际贸易的特殊性，更应看到国际贸易的一般性，应真正把企业作为国际贸易的主体来看待，而且只有借助于企业的主体作用，才能发挥出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的外部经济效应。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MD)也认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国际竞争力是一国竞争力资产和竞争力过程的统一，具体指一国企业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与劳务的能力，其价格和非价格特性比竞争对手更具有市场吸引力。也就是说，实现资产转化、完成竞争过程的主体是企业，而一国竞争力的提高则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因此，一国竞争力的基础是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1、国家层面上的比较优势有赖于企业去实现和发挥。(1)各种要素的秉赋优势只有通过企业有效的组织生产，才能转化成具有成本优势的商品，如果企业组织生产的效率不高，纵然有要素秉赋优势，也不能生产出具有竞争力的商品，反而是要素投入的越多，浪费相应越严重。(2)企业因自身规模扩大会带来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专业化加强，生产效率提高，产品平均成本降低。(3)面对不完全市场竞争结构，市场中企业实力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企业势力（即市场势力范围），企业还能藉此取得一部分垄断利润，因此要适度发展企业的集团化、国际化，这倒不是片面追求垄断，而是因为企业规模经济应以一定的规模为基础。

2、基于企业内部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取决于企业制度创新。(1)企业制度可以把一些交易效率极低的活动（如管理知识的生产）卷入分工但却避免这些活动的直接定价和买卖；(2)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人力资本一般是附着于企业的，离开企业，企业家创新精神将难以依从，所谓熊彼特模型的创新机制也就不复存在。企业家对企业的剩余权起着类似专利制度的作用，它可以间接有效地对企业家不可触摸的知识产权定价，从而促进生产知识产权活动的分工和专业化，产生经济增长；(3)当然，企业需要有一个激励创新的机制，技术创新最终归结为产权制度对技术创新激励的结果：“取决于一个驱动模型和激励结构的存在”，因此要对技术的创新提供企业组织的制度保障。(4)值得指出的是企业组织规模随产业分工的变化而变化，在工业经济阶段，注重数量的规模经济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其技术水平建立在单元技术流水线作业的基础上，集中化大型化是其显明的特征，因此市场巨头多是资产雄厚、规模宏大的寡头公司。可是到了知识经济阶段，规模经济已不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而注重服务的多元个性经济的“知识管理”则成为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其技术水平建立在系统集成技术、信息远程控制和并行工程的基础上，协同集成化的个性化生产是其鲜明特征，因而小型化、灵活型、创新型的风险公司是主要的企业组织。

3、国家层面上的外部经济效应以企业组织效率为中介。(1)我们都已注意到技术之于一国的重要性，技术素质是贸易利益的根本，但技术何以能够提高、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作用于一国的比较优势却离不开企业。科学技术先进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其商业化成功，这跟我们选择商业模型极其有关。 (2)行业间所具有的“溢出效应”是真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魅力所在，产业结构无疑是一国竞争力程度的重要特征，的确产业政策是发挥一国后发优势的重要措施，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就在于此。然而，产业结构可以设计，外部经济效应机制却不会应用而生，它们还有待产业组织去协调生成。因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并不就是最优化，而是要看产业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如果一味追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而忽视产业间的协调性，最终将会造成产业结构的扭曲。 (3)其实，决定产业结构及其外部经济效应的往往是分工专业化发展的程度，而这一般由企业内部分工演变为社会分工，此间协调产业的市场组织依赖市场交易效率而由低级向高级演变。因此，正是企业的能动性才赋予产业结构以一定的弹性，如果市场交易范围和效率有限，它可以回避交易费用而使市场内部化。而今我国企业的大而全小而全一定程度上就是市场发展滞后的表现，这启示我们要遵从产业分工由企业分工向社会分工演进的路径。(4)其他如产品层次上的“范围经济”、行业层次上的“聚集经济”和地区层次上的“地区集中化经济”等外部性都与企业直接相关，而从国家层次来看，这些外部经济效应是动态贸易利益的关键所在。

4、恰当界定国家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一国外部经济效应。(1)以制度创新促进企业创新。技术的内生化不仅仅表现为学习效应，而且还是企业家特性使然，因此一种“驱动模型和激励结构的存在”对企业的创新很重要，制度创新（如产权制度、交易制度、企业制度等的创新）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企业创新重要的是组织创新，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试验各种可能的经济组织结构以发现最高效的分工结构，并借此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组织试验意味着不确定性，也即是要允许失败，这就要求社会有一种分担风险的机制，例如资本市场就是全社会帮助企业家分担组织试验风险的制度，因此，国家也要在这些方面进行制度创新。(3)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表明：分工的演进一方面促进了专业化，从而加速了企业人力资本和生产经验的积累，形成经济实体之间相互依赖的内生化的比较利益。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交易的费用和风险，从而交易效率成为制约分工专业化的主要因素。在这里价格制度具有协调分工和交换的重要功能。自然完备的价格制度是不可或缺的，交易效率的提高及其制度创新对经济的起飞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目前还处在市场经济尚欠发展的阶段，市场机制不够健全、市场体系尚待完善。(4)将产业专业化优势转化为企业优势。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结构调整的问题，如何调整，理应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参考跨国公司引导产业梯度转移的经验，应将企业并购作为结构调整的主要手段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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