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庆笙和第一座战时血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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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樊庆笙曾被誉为“中国的青霉素之父”，他在抗日烽火中，利用从美国带回的盘尼西林菌种，试制成功中国第一批盘尼西林试剂，并定中国学名为“青霉素”，作为自然科学家，能为国家作出这样的奉献，他感到非常光荣。当年父亲辗转越过重洋，返回战火中的祖国，参加中国第一座血库的创建，制造血浆，救治腾冲前线伤员。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谨将父亲和同事们的这一经历记述成文以示纪念。

1943年5月，父亲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时，正逢盘尼西林在美国研制成功，并投入生产和临床使用，挽救了二战中成千上万伤病员的生命。自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上交通基本阻断，归国无路。他滞留美国期间，在南方路易斯维尔市的西格兰姆研究所获得了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但父亲始终想着的是，中国人民正在艰苦抗战，前方将士天天在流血，中国太需要盘尼西林了，当务之急要设法搞到菌种，回国应用他的专业知识，研制出盘尼西林，救治抗日军民。

皇天不负有心人。一天他收到威斯康星大学转来的美国医药助华会的一封信，这封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美国医药助华会”是由美国生物化学家范斯莱克（Van Slyke）和血库专家斯卡德（John scrudder）及许多医学专家发起组织的民间医药援华团体，他们决定捐赠一座输血救伤的血库给中国，并帮助培训到血库工作的医务人员，以此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来信告知，血库的筹建得到纽约华人和美国民众的倾力援助，进展顺利，1943年6月7日“华人血库”已在纽约揭幕，目前尚缺细菌学方面的检验人才，希望樊庆笙能参加。对父亲来说，这是一个能回国参加抗日工作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辞去西格兰姆研究所的工作，去纽约应聘。他向医药助华会会长范斯莱克坦陈了自己的想法：在回国后承担血库工作的同时，他想进行盘尼西林的研制，这一想法得到范斯莱克的理解和大力支持。范斯莱克帮他采购了研制盘尼西林所需的仪器、设备、试剂等，还帮他搞到两支盘尼西林菌种，后来威斯康星大学闻讯又赠送一支（这就是中国青霉素研制最早的三支菌种）。同时医药助华会向樊庆笙留学前任教的金陵大学提出借用他一年，取得金大复电同意后，父亲于1943年11月正式到纽约“华人血库”工作，任检验主任，并到纽约医院血库学习血液和血浆的细菌学检验技术。“华人血库”在纽约试运行半年内，中国留学生、华侨及美国友好人士竞相献血，共献血1157瓶，这些捐血制成干血浆57瓶，后来全部运回国内，用于抗战前线。

1944年2月，血库工作人员由易见龙主任和樊庆笙带队，携带200多箱共20余吨血库设备，连同医药助华会准备的足够两年使用的各种消耗材料，总共67吨，搭乘美军的一艘运输船启程，从太平洋返回中国，随行的有招聘的医务人员：秘书林如斯（林语堂之女）、技师雷滋法、提炼陈秀英、助理伍葆春、护士长刘覃志云、护士窦路德，共8人。太平洋已经不太平，为躲避日本潜艇攻击，运输船绕道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南部海域，兜了个大圈子进入印度洋，海上艰辛，一言难尽。到达印度孟买，再乘火车经加尔各答到达里杜，最后乘美国的运输机，沿着当时最危险的“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终于在1944年6月到达昆明。

仪器设备很快安装完毕，1944年7月12日，血库在昆明昆华医院举行开幕典礼。血库原拟名“中华血库”，后应史迪威将军建议，直接为中国远征军驻滇部队服务，归军医署管理，称为“军医署血库”。这座血库是中国第一座血库，从输血到提炼血浆，干馏至检验，其设备在当时属先进，后应易见龙主任要求，再增加一套制造干血浆的设备，而美国刚刚开发出来这种最先进的设备。易见龙曾回忆批复上有“助华会援华心切，均一律照准”的字句。二战时，美国医药助华会将当时最新血库设备和干血浆制作技术，及时而无保留地赠送给中国，这对在极其困难条件下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是莫大的支持，应当世代铭记。

樊庆笙在血库的工作是检验血液，制造血浆。初到昆明时，因中国人受迷信观念影响，献血的人不多。血库除了在各大报纸上加强宣传呼吁献血救治伤员外，还成立流动献血队，工作人员到昆明附近的部队、学校、工厂向群众宣传义务献血知识，之后主动献血的人渐多，特别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许多人献血不止一次。

在战时困难的条件下，血库的工作只能因地制宜，土洋结合。没有自来水，自制蓄水箱用人力汲水;没有柴油，就用木炭作高压蒸馏锅的燃料。经过培训的血库工作人员能相当熟练地掌握采血技术，到达采血地点后10分钟就布置好场地，开始工作，每小时采血30人。但在连自来水都没有的地方，要保持“无菌”，难度极大。血库工作人员没有畏难，设备简陋，但责任心强，他们通过最严格的操作，达到“无菌”标准。只要看他们消毒工作就能说明这一点：每天用的200多个采血瓶，每只冲洗5遍，过肥皂水，再冲洗5遍，硫酸浸洗后，再冲5遍，再过蒸馏水5遍;几百英尺长的胶管每天要一段段洗过，在蒸馏水里煮沸。面对繁重的工作，他们毫无怨言，乐于承担，这些人在美国有优越的工作环境和舒适的生活，应聘到血库工作，回到炮火连天的祖国，就是为了抗日救国。

制成的血浆用飞机直接运往滇西前线，救治伤员。1944年秋，一名军医从鏖战最烈的腾冲前线报告：“在战地急救中，接受过血浆输注的伤兵只有百分之一不治而亡，凡经血浆救治的伤兵，无一不颂血浆之伟大。”史迪威将军在归国前，给助华会会长范斯莱克写信赞扬说：“血库给Y部队英勇顽强的中国士兵提供了极好的服务。你们可以确信，你们机构的优秀工作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Y部队”即中国远征军第一批30个师的代号。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战时血库完成了历史使命。父亲回成都金陵大学任教，易见龙回湖南湘雅医学院任教。血库在昆明虽然只运行一年余，采血总量超过300万毫升，捐血者一万余人，救治了大批伤员，同时还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掌握现代血库知识的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父亲和他的同事，冒着生命危险回国抗日的义举及他们把所学的科学知识服务于祖国的抗日战争，值得我们追忆和纪念。

时值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认为，该为这座“中国第一座血库”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贡献正名了，因为那不仅是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抗战长城的记录，也是中国科学家为祖国所作的奉献。

为写这篇文章，核清事实，经申请批准，有关方面同意我查看父亲樊庆笙的档案，包括自传和“历史交代”。后来看到《科学与文化》刊登的《军医署血库》文章，知道医药助华会是美国医学界友好人士的民间组织，就是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而成立的。《军医署血库》一文中提及，医疗队的人都授了军衔，易见龙、樊庆笙是少校，其余6人为尉官。樊庆笙的“交代”中这样说明，因为人员和物资要通过美军运输船返回中国，根据战时相关规定，临时给了军衔，并发了军装才能上船，说到昆明后正式授衔，到昆明后就不了了之，没提授衔的事。父亲生前也没有对我们说过授军衔的事。

本文中提到的人大多作古了，就是在世，我也无法找到他们，不过，在遥远的上世纪40年代，那批知识分子所做的事值得人们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