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疯”骨,清谈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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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中，正儿八经的儒家文化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官方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君主们都想把治下小民培养成“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仁人君子。（那是最高目标，其实最低目标是只要他们不捣乱就行。）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有这么一个时期，有这么一群人物，是游离于儒学之外的，他们做起事来特立独行、怪异不羁，谈起话来滔滔不绝、酣放恣肆，这就是后世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魏晋风骨，名士风流。
翻开魏晋的史书，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人物的列传里都有“容仪伟丽”、“不修小节”、“才藻美赡”、“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善言玄理”、“风神秀异”之类的评语，给人的感觉仿佛是那时期发生了大规模的基因突变，然后造就出了一堆一堆不可胜数的帅哥俊男。那些身世高贵的美男子们除了给当时女性的眼球造成了无与伦比的震撼力之外，在他们身上，还有两个突出的特征，那就是另类和清谈。
所谓另类，就是当时的名士们用自己独创的怪异行为，去阐述“我走我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句话的哲学含义，这方面“竹林七贤”是开一代之风的伟大先驱。七贤之一的阮籍“傲然独得，任性不羁”，他曾经与其美貌的嫂子出双入对，有人指指点点，阮籍一翻白眼说：“世俗的礼教岂能管到我？”更能表现他另类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他听说一户人家的女儿不幸去世，虽然并不认识她的家人，但还是径直闯到人家家里大哭。
长江后浪推前浪，晋朝建立后，名士们像是受到了刺激，变得愈加另类起来。“日食万钱”的宰相何曾特别尊重其妻子，每次与她相见时，都要先穿上正式的衣服，然后拿酒进屋，碰杯祝愿。至于相见的频率嘛，是一年之中不超过三次。何曾见一次老婆，搞得像拜见丈母娘一样，放到今天会被人看成精神病，然而当时的人们却都称赞他的行为是“君子之仪表”。
西晋灭亡后，司马家族的残余力量在东南撑起了半边天，虽然这时候汉人差不多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但是贵族们摆谱胡闹的传统还是“幸运”传承了下来并被很好地发扬光大。东晋建立后，乐安人光逸南下去投奔安东将军胡毋辅之，他到了胡毋家的豪宅后，守门人不放他进去，因为主人和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等一帮志同道合的大臣披头喝了好几天的酒了。光逸一听就急了，酒瘾大发，连忙钻到狗洞里向里大叫：“我要喝酒！”胡毋辅之听出了他的声音，于是把他拉进来，众人喝酒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八个酒晕子被时人称之为“八伯”。）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的王忱则更为厉害，按说作为一员军队统帅，应该“披挂操练，日夜勤勉”才是，不过我们这位王大将军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经常趾高气扬地“而游，三日不止”。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名士都以另类而出名，所以尚有羞耻心的人必须掌握另一门高深的学问：清谈。清谈是魏晋时期贵族子弟的必修课，类似于现在的辩论会。清谈是采取一对一单挑的方式，大家坐在胡床上手拿麈尾（和拂尘差不多）娓娓而谈。取胜的标准是：看谁能谈得滔滔不绝，海阔天空，震慑世俗。谈的内容主要是玄学，什么宇宙银河、天空大地、人生阴阳的都可以谈，唯独不能谈具体的事务，因为那是“俗不可耐”的鄙陋之事。清谈从社会功用方面来看，更像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屠龙之技”，因为它“上不用于国，下无益于民”，就是一种高雅的胡说八道而已。
西晋的太尉王衍是清谈事业中的领军人物。王衍“盛才美貌，明悟若神”，清谈起来，“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这副唬人的长相就能先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三分；再加上他的口才也达到了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高深造诣，号称“口中雌黄”，所以历次辩论都是无往而不利。擅长开大型清谈会的王衍是当时世家大族的偶像级人物，“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很多人受到了他的感召和启发，从此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清谈事业中去，至于国计民生这类俗务，那就是爱谁谁管了。
永嘉之乱和五胡乱华后，幸存下来的中原贵族们搬迁到了江南，清谈也随之在东晋扎根，并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东晋的首都建康就是清谈重地。当时的名士如王导、王羲之、谢安等，无不是雅量非凡、妙善玄言的大家。在东晋，一个贵族要是不会清谈，简直就和现在不会说英语、用电脑一样，一辈子也别想在清流名士中混出个名堂来了。
两晋时期名士们的另类和清谈其实是那时社会风气的一个缩影，虽然魏晋风骨看起来令人向往和陶醉，但在那光鲜的表面下，更多的是贵族政治的极端腐败、思想理论的空洞无物、人格品质的扭曲堕落和人民群众的悲惨困顿。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王朝的精英阶层都以哗众取宠、聚众胡吹为能事，全然不顾施政爱民，保家卫国，那么这个国家的下场可想而知。所以西晋有五胡乱华，“将相王侯连颈以受戮，后嫔妃主虏辱于戎卒”；东晋时内讧频仍，“不思进取、主昏臣乱”。当然，在末世之中，直接受害者还是下层的劳苦大众。西晋末年，长安、洛阳等名城大邑“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东晋时期，全国人口仅仅是汉朝全盛时期的四分之一。“民风国势如此”，魏晋“疯”骨下的名士们若泉下有知，不知会做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