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土的辽金陶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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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时期是北京地区陶瓷业发展的重要阶段，辽代北京地区开始普遍使用瓷器，上层社会还多以瓷器随葬或用于礼佛。北京地区出土的辽代陶瓷器较为丰富，主要出自墓葬及塔基之中，如丰台区赵德钧墓、石景山韩佚墓、顺义辽净光舍利塔基、房山北郑塔基、丰台辽琅e郡开国侯王泽墓、海淀百万庄辽氏墓、宣武区永外彭庄辽墓、丰台镇辽墓、西城区罗贤胡同辽墓、丰台长辛店辽墓、西城区大玉胡同辽墓、海淀区甘家口辽墓、宣武区海王村辽墓等，在这些墓中仅出土的白瓷器就有101件，且大多产自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此外，在北京地区还发现了另外两座辽代陶瓷窑址，即密云小水峪窑址和房山磁家务窑址。

数量可观的白瓷产品

辽代北京地区使用的瓷器多为白瓷，主要产自龙泉务窑及定窑。龙泉务窑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务村，是北京地区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窑场，在辽代各瓷窑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该窑始烧于辽代初期，至金代停烧。主要生产白瓷，也生产酱釉、黑釉瓷器及辽三彩、琉璃等陶器。所烧制的产品精粗兼备，主要流传于北京及周边地区。北京地区辽代墓葬中出土的龙泉务窑白瓷器占出土白瓷总最的7成左右，这表叫龙泉务窑的产品在北京地区使用十分广泛。龙泉务窑白瓷的制作工艺直接受到临近北京地区的河北定窑的影响。龙泉务窑白瓷主要为门用生活器皿，以盘、碗、碟、钵为主，其次为罐、壶、盂、盒、洗、炉、水丞、枕等。其中的精品从烧造工艺到造型、装饰均仿定窑，不少产品与定窑白瓷十分接近，较难区分。这部分产品胎质洁白坚硬，釉色莹白，微微泛青，呈半透明状，釉厚处鼍青白色，有开片纹，器下部有垂釉痕。其他产品则制作较粗，釉包虽白，但不莹润，胎质稍粗，挂釉也不精，这类产品主要供广大民众使用，在窑址出土的瓷器中所占比重较大。而辽代北京地区墓葬中出土的龙泉务窑白瓷器，多为前述较为精细之作。

龙泉务窑白瓷的造型，除规整的圆形器外，仿金银器捶揲成型的器皿特征十分突出，碗、盘、碟一类器皿多棱、曲。如顺义安辛庄辽墓出土的瓷碗为五瓣形葵口；辽琅e郡开国侯王泽墓出土的白釉莲瓣碗、白釉葵瓣盘，此类仿金银器造型的白瓷在龙泉务窑白瓷中所占比重大于同时期宋代瓷窑。这表明辽代北京地区高品质白瓷的拥有者较为偏爱这类仿金银器造型的瓷器，不排除契丹民族的审美趣味受到了唐代文化的影响。

龙泉务窑白瓷早期作品以素面为主，晚期装饰较繁缛。装饰纹样主要有草叶纹、花鸟纹、蜂纹、蝶纹、水波纹、野芍药纹、莲瓣纹、弦纹等，装饰手法有印花、刻划花、瓷塑等。在窑址中还出土了用于制作方形印花瓷盘的模具，其上刻有缠枝纹。此外，龙泉务窑还制作小型玩具，如瓷质的狮、羊、猴、狗、铃铛等。窑址出土的18件瓷猴造型生动，多为白釉或灰白釉、灰黄釉，釉面光亮。围棋子、象棋子及砚台等文房用具在龙泉务窑也有生产。

事实上，因龙泉务窑白瓷模仿定窑产品，很难将二者严格区分，因而造成在北京地区辽墓出土的部分质量上乘的白瓷器，其具体产地划分存在问题，一部分被视为定窑产品的很可能是产自龙泉务窑；反之也不无可能。笔者认为，对出土于北京地区的产品，无论是否为本地所产，至少反映了辽代北京地区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北京这一时期出土瓷中，有器底刻划有“官”“新官”字款的白瓷，如辽净光舍利塔基出土的白釉“官”字盖罐、辽北平王赵德钧墓出土的白釉碗等，还有从辽净光舍利塔基清理出的童子诵经壶。童子诵经壶以童子形象为壶体，经书为壶流，背后设柄，造型设计巧妙，这些造型典雅的白瓷品质优于一般产品。

精细的青瓷产品

北京地区辽代墓葬中除发现大量白瓷外，也出土了青瓷，包括产自越窑和耀州窑的精品。如北京辽韩佚墓出土的青瓷划花人物纹水注，釉色较为莹润，造型为典型的五代越窑水注样式，曲颈长流，与圆形壶体之间构成和谐的比例关系。此注流口较之唐代水注流口增高，功能上更为合理。器表所饰刻划人物纹较为精细，反映了这一时期越窑青瓷的装饰特点。墓丰人韩佚为辽代汉族官吏，其拥有来自南方吴越国的青瓷器，与其身份地位相关，因自契丹建国之初，吴越国即向其供奉青瓷、丝绸及其他珍玩宝器，其所供瓷器可达数万件之多，这些瓷器也被契丹统治者赏赐臣下，而韩佚作为节度使拥有越窑瓷器是合乎情理的。这些越窑青瓷釉质细腻、润泽，内底刻划团花纹。

在密云冶仙塔塔基中，还出土了一件制作精美的绿釉净瓶，造型与同时期流行的白瓷净瓶样式相近。其器表堆贴璎珞纹，富有装饰效果。注口下方有“杜家”二字铭文，这透露出此瓶为信释弟子专门烧造的佛教供器。这一时期以瓷供佛渐成风尚，不仅流行于中原各地，而且影响到契丹统治地区，至今已发现的净瓶一类陶瓷佛教供器，多出土于宋辽金的塔基之内。

富于契丹特色的辽三彩

辽三彩是辽代陶瓷的重要品种，广泛流传于华北、东北地区。工艺上继承唐三彩，造型、装饰具有鲜明的契丹民族艺术特色。龙泉务窑也烧造辽三彩，在窑址里发现的辽三彩器有碗、炉、碟、佛像、莲座及砖、瓦当、鸱吻等建筑构件，其中的彩绘佛像及三彩菩萨像堪称珍品。1983年龙泉务窑出士的三彩菩萨像，器身线条流畅自然，通体分别施以黄釉、乳黄釉、绿釉，釉色明亮光润；此外，在一件琉璃炉残片的釉下刻有“寿昌五”的楷书铭文，下面残缺部分推测应为“年”字，在残片的外部施有黄、绿、白三彩釉，表面饰以三层装饰，上下为黄色缠枝纹，中间以绿地网纹为主，上有黄色的火焰状贴塑及白色的宝石纹，釉色十分鲜亮。

1976年在清理北京房山区北郑村建于辽重熙二十年(1051年)的辽塔时，发现在一层塔身中间立有一座陶幢，周围有4座彩绘辽塔，在泥质塔身上绘以红、黑、白三色彩绘。1988年在密云冶仙塔塔基出土的30余件陶质彩绘塔形经筒、先农坛辽墓出土的灰陶灯，为辽代重要的陶质佛教供器。前者制作相对精细，器表饰浅色彩绘纹样；后者口部为莲瓣形态，柄部有弦纹，风格相对粗犷。北京地区出土的辽代陶器中，也有造型模仿金属器皿的制品，如昌平陈庄辽墓出土的蓬花纹八角盘和缠枝花卉纹方盘，这两件陶器不仅造型独特，其装饰也较为精细。

北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瓷器中，还包括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器形一鸡冠壶(马镫壶)，它是模仿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壶式样制作的，器型多样，包括扁体单孔、扁体双孔、扁体环梁、圆体环梁、矮身环梁五种。北京顺义安辛庄辽墓、宣武区海王村辽墓、西城区锦什坊街辽墓出土鸡冠壶各一件，均为黄绿色釉，其中两件为扁体双孔，另一为圆体环梁。这3件器物被发现于北京地区的辽墓，充分说明在契丹人统治下的北京地区，深受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在实用生活器皿上也打上了鲜明的印记。尽管这3件器物尚不能确认其产地，但这一时期鸡冠壶在北京地区流传是不争的事实。

辽代北京地区陶瓷器的面貌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辽代北京地区陶瓷器的面貌十 分丰富，产品种类繁多、数目可观，与唐五代时期陶瓷器相比有了明显变化。唐墓中瓷器仅有零星发现，而辽墓出土的瓷器数量蔚为壮观，与此前形成鲜明对比。仅从这一点便可作出推断，唐代北京地区瓷器的使用尚未普及，更未见生产瓷器的瓷窑。而辽代瓷器的使用十分普遍，并且出现了专门生产瓷器的龙泉务窑。可以说，北京地区在辽代才真正进入瓷器时代，这较之江南地区和中原地区晚数个世纪。但是北京地区在进入瓷器时代之初，陶瓷工艺即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从龙泉务窑的仿定窑的高品质白瓷上可以得到证实。不仅如此，在北京地区流传的其他地区生产的瓷器也较为丰富，包括契丹人统治下的其他地方窑的产品，甚至还有其境外产自越窑和耀州窑的精品。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北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陶瓷产品种类多样，南北方瓷器汇集于北京地区，汉文化与契丹文化的相互交融在陶瓷产品上得到生动的体现。

金代瓷器在北京地区的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显著。北京地区出土的金代陶瓷器，主要是来自定窑、磁州窑、耀州窑等名窑的制品。辽代北京地区的重要窑场龙泉务窑在金初已停烧，这表明北京地区的瓷器已不再依赖本地窑场烧造，而主要靠其他地区的窑场供给。当女真人征服原北宋的领土之后，占据定窑、磁州窑、钧窑、耀州窑等众多名窑，将这些高质量的名窑产品向金代统治下的各个地区供应，以致女真人不再满足于使用龙泉务窑的产品，使得该窑失去与其他名窑的竞争力，直至停烧。

在北京地区出土的各类金代陶瓷器中，定窑白瓷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均是首屈一指的品种。在北京先农坛、海淀区南辛庄、通县城关、门头沟永定镇等地金墓中，均出土了各种类型的定窑白瓷，包括碗、盘、碟、洗、盆、罐、瓶、注了、盒等。也有不少器物的造型仿自金属器皿，如海淀区南辛庄金墓出土的白瓷瓜棱注子、菊瓣划花白瓷盘等。北京出土的定窑白瓷中，有的器物素面无纹饰，如通县城关金墓出土的碗、碟等；有的带有精致的刻划花纹，如先农坛金墓出土的花草纹刻花洗、花革纹刻花碟、六出莲瓣豌，通县城关金墓出土的葵瓣刻花碗、刻莲花纹盘等。

北京地区金墓出土的定窑白瓷，主要继承宋代瓷器的造型特征，同时也受到少数民族器物造型的影响如通县城关金墓和丰台王佐门头沟永定镇金墓均出土了鸡腿瓶。鸡腿瓶形体修长，表而有凸棱，便于捆扎，适应游牧迁徙生活的需要，是金代陶瓷中具有女真族特色的产品。

除大量的定窑白瓷外，北京地区的金代墓葬中还出土了其他品种的瓷器，包括黑瓷、青瓷、影青、绿釉划花瓷器等，为金代统治下的不少知名窑系的瓷器。如通县城关金墓出土的耀州窑单耳洗，先农坛金墓出上的黑釉碗、青釉罐，海淀南辛庄金墓出土的黑褐釉瓷托盏、绿釉划花瓷枕，丰台工佐金墓出土的影青瓷盘。其中绿釉划花瓷枕体现磁州窑系瓷枕的作风，制作较为精细，枕面呈如意头形，其上刻划缠枝莲花纹，胎为黄白色，饰绿色釉。影青瓷盘为尖唇曲腹矮圈足式，口沿一周无釉，内底印花，盘心为莲花纹，外绕折枝花草两组，此盘造型装饰及烧造工艺均具有宋代景德镇窑系影青瓷的典型特征。

上述金墓中出土的瓷器，虽然无法完全反映金代北京地区瓷器使用的真实情况，但仍能透露出有关当时北京地区所流传名窑瓷器的品种、数量等基本信息，这应与其作为金中都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直接相关。北京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各类工艺品云集该地，尽管绝大部分今已无存，但从出土的金代瓷器可见一斑。

北京地区金代墓葬出土各类瓷器的同时，也发现不少陶器，这表明陶器在当时人们生活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出土的大部分金代陶器制作粗劣，多为泥质灰陶。联系此前各个时期北京出土的陶器判断，金墓中出土的陶器应为本地所产。在通县城关金墓中还出土了一批陶制明器，包括陶鼎、陶釜等。海淀区南辛庄金墓出土了陶砚，砚呈长方形，用陶片磨制，底部有细绳纹，应为当时普通文人使用的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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