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词分立”和“语典学”的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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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语典”是从“词典”中析出的概念，“语典学”是从“词典学”中独立出来的术语。它们的析出和独立是“语词分立”“语汇学”倡立的产物。然而，一个学科能否从原有学科中析出而独立，并不应仅看其是否另起炉灶有了一套新的术语，而要看其是否具备学科独立存在的学术基础。“语典”和“语典学”若想独立，不但须有与“词典”“词典学”分开的切实的语料基础和事实依据，还需要作为其理论张本的“语词分立说”成立才行。

关键词 语词分立 语汇学 语典 语典学 三分

自2000年温端政先生提出“语词分立”，倡导建立汉语语汇学学科后，汉语学界对熟语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和争论即一直持续。近来，温先生（2014）又于《论字典、词典、语典三分》（以下简称《三分》）一文里深入论述了他所提出的语文辞书应将字典、词典、语典三分的主张，提出了“语典学”的概念，指出：“‘语词分立’是‘三分’的理论依据。语典的大量编纂和出版，为‘三分’奠定了事实基础。‘三分’的主要意义是： 有利于语文辞书编纂的分工，使字典、词典、语典各司其职；有利于语典编纂的研究和语典学的建立；有利于汉语语汇研究和语汇学的建立和完善。”他认为：“语典理论的研究滞后与‘语典’未能从‘词典’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品种有关。实行字典、词典、语典三分，建立与字典学、词典学并行的语典学便势在必行。”

在《三分》一文里，温先生不但表示出他希望将“语典”从“词典”中分立出来并独立为与“词典学”平行的“语典学”学科的愿望，而且对笔者2011年对其观点的不同意见也表示了质疑。本文就“语典学”的理论依据及其建立的可能性试做一探讨，同时也对温先生的质疑做一回应。

一

“语典学”概念的提出，是以“字典、词典、语典”的三分为前提的。“字典、词典、语典”三分的主张虽在《三分》一文里被力倡，但其最早提出是在温先生2007年的《语典的兴起及其对文化传承的贡献》一文里。不过，若进一步追溯，则其“先声”或可上溯至2002年的《论语词分立》一文。该文中温先生在力述语词分立、倡导建立语汇学学科之余，也涉及对《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收录熟语条目做法的评议。他指出：“《现汉》在熟语词目的选择和释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 （1） 所收的‘语’不够平衡，存在残缺不全的问题；（2） 所收的‘语’，缺乏明确的标准，带有某种程度的任意性；（3） 所收的‘语’在释义上有的缺乏准确性。”他认为，应实行“语词分立”，让词典集中收词，全力做好词的释义工作，解释好每个词汇单位的意义，使词典真正成为词汇研究的成果。“熟语”的收集和整理，让给“语典”去做，让“语典”成为语汇研究的成果，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上述问题。（温端政 2002）这一观点和意见[1]，交代了温先生将“语典”析出于“词典”的因由。2006年，温先生主编的《汉语语汇学教程》出版，该书首次力辟“语典”章节，简要介绍了语典的性质、功能、类型、结构等。2014年，全面阐述语典的性质、功能、兴起原因、影响，语汇研究对语典编纂的指导作用，以及方言语典编纂等内容的《语典编纂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正式出版，同时于《三分》一文中对辞书三分的主张深入阐发并首次提出“语典学”这一概念，可谓桴鼓相应，相辅相成。

对于《语典编纂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有专家曾表示：“语典理论研究为建立语典学做了有益的探索。作者虽然没有打出‘语典学’的旗号，但是研究语典编纂的理论，实际上是在探索语典学的理论问题。”（温端政 2014： 357―358）那么，这个与“词典学”平行的“语典学”现在或将来到底应不应该、有没有必要建立？问题似乎还是得先回到“语词分立”这个本源理论问题上。因为，不论是词汇学和语汇学的关系，还是词典学和语典学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语”“词”应不应该、要不要分立的问题。

二

温先生提出“语词分立”，理由主要有如下几点： 1. 认为“熟语”的指称不合适；2. 认为“语”的研究重要且有益，而现状薄弱需加强；3. 认为“语”和“词”的本质不同。关于熟语的指称问题，包括晁继周、李小平和笔者在内的不少人都做过说明，这些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值得温先生参考。毕竟语言学术语的改变应该谨慎对待，倘原有术语并无大的不妥，似不必另起炉灶或另赋新义，否则既不经济，也不易为人接受。至于温先生所谈的第2点，则是学界共同的认识和感受。只是，虽然词汇学体系内熟语研究较之词的研究的确有些不及，但客观来讲，近些年已有不少研究成果。

我们主要分析第3点，它是语词分立的基点。第3点是否合乎事实，符合逻辑，直接关涉到语词分立理论能否为公众接受，能否最终成立。

温先生曾多次列出并阐述“语”“词”之间的差异，并认为这些差异是带有原则性的。我们知道，特点因比较而显，没有比较就没有特点。（熙 1985： 2）温先生既然拿“语”跟“词”比较，来说明“语”与“词”是不同性质的单位，那么他所列出的“语”的特点就该是仅为“语”所有，而为“词”所无的性质――即“语”这类单位之所以区别于“词”这类单位的“个性”[2]。然而，温先生所举语词之差异，是否确为“语”区别于“词”的“个性”，能否堪称语词间的本质差异，或还有待考究。如：

1. “‘语’只是语汇单位，不是语法单位”

李红印（2005）曾指出“语词分立”主张论证中的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其中就有“语”究竟是不是语法单位的问题。温先生后来也坦言：“在论述‘语’不是词的等价物的时候，有些提法还需要斟酌，如说‘语只有语汇意义而没有语法意义’，是否欠妥，有待继续探讨。”（温端政，温朔彬 2006： 271）我们疑惑，句子中的一切音义结合体，都是语法单位，“语”（不论是温先生界定的“语汇”，还是学界惯常所指的“熟语”）毫无疑问具有语法单位的资格，为何温先生不能完全认可“语”的语法单位资格？

2. “‘语’由词和词组合而成的，是大于‘词’的语言单位”

温先生如此认为，不是不可以，但“语”“词”能否因此分立？恐不必然。组成“语”的单位是否都能够称为“词”可先不论[3]，“词组”（无论是固定词组还是自由词组）也由词和词组合而成，而且比起“语”来，词组由词和词组合而成的特征恐怕更为明显，是否也应将“词组”和“词”分立另立“词组学”？倘因词组和词关系密切而不能分立，熟语与词不是亦不疏远？熟语中的成语尤是。

3. “语有成句功能”

温先生在论述语词差异时提到“语具有成句的功能”，似在暗示“词”不具成句功能。实际上，“词”具有成句功能，语言符号的序列能够成为句子的本质在于它有语调，而不在其形制的长短。温先生（2005： 15）自己也曾说，“‘词’有时也可以单独成句，叫做‘独词句’”，只是他认为“独词句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句式，有许多限制。而‘语’成句则是一种常见现象”。

但是，单位的形制越长，其成句就越感自然，这是功能的“有限”与否，和功能的“有无”有着原则性区别。吕叔湘先生（1979： 24）早已指出：“即使只是一个短语或一个词，只要用某种语调说出来，就是句子，听的人就知道这句话完了；即使已经具备主语和谓语，只要用另一种语调说出来，就不是句子，听的人就等着你说下去。”词（包括由语素直接升级来的词）和语只要作为句法输出单位使用，就都可形成句子，二者之间的差异至多在数量层面，而非性质层面。

4. “语有被拆开使用、分别充当不同成分的功能”

温先生提出上述观点，并认为这是“语”和“词”的一项原则性差异。此话可是可非。可以认为对，是因为一般说词是“最小的自由活动的语言片段”，最小的，是不能拆分的；而语不是最小的，所以语是能拆分的。但是，还应看到： （1） 离合词也可以拆分，它是词不是语。（2） 即便退一步认为离合词是词中的例外，认为温先生之说是仅就“词”的定义而言的，也仍有疑问：“语”内的成员就都能被“拆开使用、并分别充当不同成分”吗？比如相当一部分成语（如“胸有成竹”“胸无点墨”“艰苦朴素”“金科玉律”“千钧一发”等）如何拆开使用？或许它们中有的可被人为拆分而勉强使用，却已不再是其原来之意（也谈不上“分别充当不同成分”）。何况，如此拆法，很多复合词都可以做到，又怎能称之为语之“个性”？[4]（3） 或可再退一步认为“语”只是有个别的在习惯上不拆分，而不是结构上不能拆分。如“胸有成竹”可以说成“胸中有成竹”也能说成“成竹在胸”等，意思完全或基本相同。但这是就其凝固性强弱而言的，与笼而统之的“拆分不拆分”实质不尽相同。凝固性的“强弱”同“有无”是不同的，可以说词和语的凝固性强弱不同，但这不同亦非二者的原则性区别。

5. “实词的词义（词汇意义）的基本特征是概念性；而语义（‘语’的意义）的特征是它的叙述性”

温端政、温朔彬（2006： 272）概括这一观点时更为明确地表示：“概念性是实词词义的基本特征，而语义（‘语’的意义）则没有这个特征，语义的特征是它的叙述性。”概念性和叙述性是否是语词间的本质差异，能否从根本上影响单位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使用，可暂不论。实词词义的基本特征是否是概念性，语义是否不具概念性，至少学界存有争议，如辛菊（2013）曾表示：“语既有概念型的，也有判断、推理型的。”王德春（1983： 9）亦早指出： 熟语（主要是成语）也表示一个概念。王先生是熟语学的倡立者，辛先生是语词分立的支持者，二人皆认为熟语（至少是部分熟语）具有概念性。这应该不是偶然。

“词”和“语”有不同，这是客观事实。只是，“不同”并不必然导致分立或应该分立，分不分立，关键是要看积累多少个“大同小异”才会形成一个“大不一样”。

三

温先生提出“语词分立”后，一度引起了学界的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在2010年5月至2011年3月不到一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科学报》就刊发了四篇有关该理论的讨论文章： 即周荐的《中国词汇学发展需明晰定位》、郑述谱的《从词汇学的辖域说开去――读周荐文章所想到的》、孙毕的《词汇学―语汇学―词语学： 语汇学史的螺旋线》、黄忠廉的《创立语汇学有学理支撑》。其中，周文反对态度明确，郑文、孙文、黄文持发展眼光。这里多谈一点郑文观点到底为何，以及能否以郑说反驳周说的问题。

温先生（2013）在表示“周荐先生的这个看法，很快就遭到质疑”时，是以郑文的观点为例来说明的。温先生说“该文（郑文）认为，熟语研究实际上已经从词汇学中‘切割’出来，并‘使之独立’，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这与周文的观点迥异”。实际上，研读郑文，似并不能得出温先生的结论――是对周文的质疑，是对汉语语汇学独立的肯定。郑文中确存在温先生引来支持其观点的一段话，即：“随着一些著名语言学家对熟语的分类等理论观点的提出，熟语研究逐渐从词汇学中分立出来，上升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但那是郑文对“苏联熟语学”的描述，而非对“汉语语汇学”的表态。郑文原文是这样的：“熟语学在苏联发展成为语言学之下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这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但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更早。熟语学研究熟语的性质及其范畴特征，并揭示它们在言语中的使用功能规律。据说，在英国和美国语言学中，并没有这样一个学科。那么，词汇研究是怎样与熟语研究搭界的呢？原来，词汇学研究的不仅是词，还包括与词的功能接近的词汇单位（лексическаяединца），它们往往以固定词组的形式出现，广义的固定词组也可以包括熟语，于是，对词汇的研究自然就涉及熟语。随着一些著名语言学家对熟语的分类等理论观点的提出，熟语研究逐渐从词汇学中分离出来，上升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

当然，郑文也提到了“汉语熟语学”，却是这样说的：“如果拿学科独立存在的条件来看，熟语与术语一样，也是有成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潜在可能的。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看，极有可能还缺乏对研究对象的实际阐释，还没有提出对该领域内的现象作出解释与预见的理论，还没有找到本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还没有创建出本学科自己的术语系统。也许有一天，随着研究的不断突破，成果的不断积累，汉语熟语学能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这也未可知。”

不难看出，至少在文章发表的当时，郑先生对汉语熟语学能否成立是持发展的眼光和态度的。郑先生谈到的汉语熟语学与温先生力倡的汉语语汇学存在区别，郑先生的观点也与温先生转述时略微不同。[5]

2011年，笔者有《也谈“语词分立”》（以下简称《也谈》）一文，对温先生的“语词分立说”做了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考察，认为温先生强调重视“语”的研究有积极意义，但是将“语”“词”绝对分立，未为妥当；将“语”独立出“词汇学”研究的范围而自立门户建立一门与“词汇学”完全平行的新学科的做法有待商榷。温先生2013年的《论语汇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和2014年的《论字典、词典、语典三分》两篇文章对《也谈》表示了质疑，认为《也谈》“故意缩小语词之间的区别”（温端政 2013）；“把语、词之间的‘差异’说成是‘细微’的，说承认语、词之间的‘差异’是为了‘掩饰’语汇内部成员间的‘差异’，是站不住脚的”（温端政 2014）；“‘语’和‘词’的性质的区别是带有原则性的，‘细微’论经不起语言事实的检验”（温端政 2014）。

由于笔者当时未做详细说明，温先生有质疑实很自然。只是有些质疑可能是源于先生的误解。首先，笔者无故意缩小“语”“词”差异之意。笔者曾表示，客观世界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有其特殊性，任何单位也都存在着与其他单位的同异两性。“语”和“词”自然有着它们的差异（比如温先生从结构、凝固性强弱等方面列出的差异），问题在于： 是“大同小异”还是“小同大异”？笔者认为，二者间的“差异”与其都作为语言建筑材料这一本质特点上的“大同”比较，不足以称为“原则”上的差异，实乃“大同小异”。其次，笔者也未表示过“承认语、词之间的‘差异’是为了‘掩饰’语汇内部成员间的‘差异’”，只是见温先生反复论述“语”“词”不同，笔者联想到： 词内、语内成员不是亦不无差异甚至差异更大的吗？为何先生却主要关注“语”“词”之差异而只将“语”“词”分立？为何先生不将那些不同类词、不同类语亦专门独立出来？在此不解之下，有了这样的感慨：“不可因为语和词之间一小部分的‘异’而过分夸大二者的区别，忽略它们大部分的‘同’，更忽略甚至掩饰‘语’内成员间的区别，否则，将有悖常理。”（刘静静 2011）事实上，我们可以对词内、语内各小类进行专门研究以利于学科整体的发展，但不能把每一个小类都专门独立出来建立一门学科。在语言实际中没有两个词、两个语的特点或分布会是完全一样的。倘不断地细分，结果只能是一词一类、一语一类。

四

字典、词典、语典三分及“语典学”的建立，是以“语词分立”为理论依据的。“语词分立，必然导致‘语汇’和‘词汇’分立”，“‘语汇’和‘词汇’分立，自然而然要求‘语典’和‘词典’分立”，“‘语典’和‘词典’分立，使语文辞书呈现字典、词典、语典三分的格局，这是语文辞书的现状，也是语文辞书发展的必然趋势。”温先生（2014）如是说。

假若当前的研究确如温先生所言，假如“语典”“语典学”分立的理论依据自始无可挑剔，其最终成立或可认为是理固宜然。但“语词分立”理论自出至今，学界对其的争议几乎涵盖了理论相关的方方面面――“语”的名称、性质问题，“语汇”的性质、范围问题，“语汇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手段问题，“语”的分类系统、分类原则问题，等等。虽说不能苛求新的理论和主张在提出时即尽善尽美，但学界的善意提醒可能也非偶然。

关于语典和语典学分立的事实基础问题，温先生（2014）做了大篇幅的介绍，笔者并无否定学界成果之意，只是提出一点：“语词分立”之前的熟语类著述，以及后来一些以“语典”命名的熟语类工具书，同温先生的“语典”无论是在理论依据还是分类系统上都有原则性区别，怕不能为“事实基础”的一部分。

那么，所谓的事实基础是否如先生所言的那般牢固？以下仅举语典实践中的一两例问题。

问题之一： 温先生所批评的以往熟语词典中的一些问题在他主编的语典中也仍存在，如收条重复问题。温先生（2007）曾表示，以往的熟语词典中所出现的条目混收现象“是同理论上没有解决语的分类问题分不开的”。然而，也曾有人考察温先生主编的部分语典，列举了一些各类语划分不清、收入多部辞典的情况，这如何解释？[6]再如义项设立问题。以温先生（2007）提到的“摇头不算点头算”为例，先生认为过去该条目释义为“摇头表示不同意，点头表示同意”是不对的，当修改为“摇头（表示不同意）不算数，点头（表示同意）才算数”。他给出的例证是刘绍棠《京门脸子》里第二章三中的一处例句。是再无其他例证？还是未过多列举？当然不能断然认定温先生再没找到别的证据，但为一个仅有一两个文献佐证的意义设立义项似乎不够谨慎，毕竟概括性才是设立义项的基本原则，例句中作者的临时运用不足以提炼为义项。倘若温先生在提出该说时便顺道告诉我们他所做的定量工作，或许会更有说服力一些。

问题之二： 术语的设立问题。在建立语汇学科体系时，温先生或另起炉灶，或比照词汇学，或为原有术语赋予新义而造出了系列术语（如“语素”“语义”“语步”“语节”等），而今的“语典学”似也存在类似问题。举“语性”术语一例。温先生在其书文中多次提到“语性”并时而与“语类”交互使用，如《语典编纂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第21页在谈到《汉语常用语词典》（温端政主编）时，说该词典“首次在语目后面标注语类（成语标‘成’，谚语标‘谚’，惯用语标‘惯’，歇后语标‘歇’，格言标‘格’）”。同书第97―98页又称：“语性，专语语典不注，也没有必要注；综合性语典，有的注有的不注。上述的《中国俗语大辞典》，没有注明语性，而《汉语常用语词典》则注明语性，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分别用简称‘成’、‘谚’、‘惯’、‘歇’注明。”

“语性”和“语类”的提法，大抵仿“词性”“词类”而来，但性质却很不相同――“词类”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的分类，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等，而温先生的“语类”“语性”却指的是“成语、惯用语”等称之为“语形/型”更合适的东西，这是为何？

《三分》一文中温先生的一段话似可帮助找到答案：“‘语性’和‘词性’的划分是如此不同，再次表明语和词的性质有很大区别。”这是否可以推理为： 倘为“语”标注“名词性语”“谓词性语”等名副其实的“语性”，便会更加凸显出“语”“词”的相同？

对于学界的不同意见，温先生是看到并重视了的，他曾表示：“语汇的范围是否应包括名言、格言；语汇与‘熟语’的关系；如何区别‘表述语’与‘描述语’；把成语定义为‘二二相承的表述语和描述语’是否妥当，等等，都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温端政，温朔彬 2006： 272）他还提出，要在“语词分立”基础上实现“语词合一”（温端政 2010）。然而时隔多年，在上述问题尚未辨明、如何“合一”仍未说明的今天，温先生又沿着分立的路子倡导起了辞书的分立，表示出了要将“语典”独立为一门学科的想法，不免使人产生疑惑：“分立”，是学术研究的手段还是目的？“合一”，是将来的目标还是一时的权宜？

近些年的熟语研究，出现了较之先前而言的繁荣局面，自然与温先生在这方面的推动密不可分。温先生一生致力于熟语词典的编纂，由其主编、修订的熟语类工具书虽非不计其数，但也不是常人所能企及的。[7]其中的甘苦，旁人不能想象。但是，称之为“学”的学问，需要有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特定的研究对象、专门的术语和经过严密逻辑思维的理论架构。“语典”最终能否从“词典学”中析出并独立为一门学科，要看它是否已经具备学科独立存在的学术基础。当然，温先生在论述其说时提到的以往熟语研究的不足，是值得未来的词汇学科注意研究的。

附 注

[1]《三分》一文中温先生对此说做了补充说明：“我们主张只收词，让语典去收语，这是从收条的科学性着眼的。辞书编纂还要考虑实用性。从实用性的角度考虑，词典适当收语无可厚非，有其可取之处，不宜一概否定。”

[2]这里说的“个性”是跟“词”这类单位对比时说的，对“语”这类单位来说，其“个性”也还应该是其“共性”。

[3]如“前怕狼，后怕虎”“你一言，我一语”中的“虎”“言”是何性质的单位？是无条件地承认它们是能单用的语素，还是一般的词？倘若如此，至少吕叔湘先生（1979： 16）认为“那抹杀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这些语素在一般场合是不能单用的”。

[4]当然，上述论断或许是表述之失，也许温先生本亦认为该性质仅为部分“语”所有。倘若如此，则要加上限制性成分――“部分语”才算比较严密。但这样也仍有问题： 部分“语”具有该功能，部分“词”也具有；部分“语”不具该功能，部分“词”也不具有，这不恰是“语”“词”的一处相同？倘温先生以上述理由将具有该功能的“语”和不具该功能的“词”分立，亦应该平等地将具有该功能的“语”和不具该功能的“语”分立才是。

[5]当然，郑文的确存在与周文部分观点的不同意见，不过其不同意见在于： 郑文是就周文在表达不同意语词分立时提到的“无论是作为句子成分还是作为词汇单位，熟语和词均无显著区别”的理由而言的。郑文认为周文的理由是仅站在词汇学辖域范围内看问题。这和温先生的解读有些不同。

[6]当然，该问题可能是因编纂者工作粗疏所致，但也可能与语类划分标准本身有关，乃理论本身的笼统或矛盾之处在实践中的暴露。

[7]笔者曾在上海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中查检，发现仅上海图书馆所藏温先生主编的工具书就有90余部（包括历次修订本）。

参考文献

1. 刘静静.也谈“语词分立”.辞书研究，2011（6）.

2.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

3. 温端政.论语词分立.辞书研究，2002（6）.

4. 温端政.汉语语汇学教程.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

5. 温端政.语汇研究与语典编纂.语文研究，2007（4）.

6. 温端政.语典的兴起及其对文化的传承.辞书研究，2007（6）.

7. 温端政.再论语词分立.辞书研究，2010（3）.

8. 温端政.论语汇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第四届全国汉语语汇学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3.

9. 温端政.语典编纂的理论与实践.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

10. 温端政.论字典、词典、语典三分.辞书研究，2014（2）.

11. 温端政，温朔彬.汉语语汇研究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

12. 王德春.词汇学研究.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

13. 辛菊.汉语成语的语言逻辑结构探析.∥第四届全国汉语语汇学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3.

14. 杨蓉蓉.实践・研究・总结.∥第四届全国汉语语汇学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3.

15. 郑述谱.从词汇学的辖域说开去――读周荐文章所想到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713.

16. 周荐.词语分合问题引发的若干思考.世界汉语教学，2014（4）.

17. 熙.语法答问.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5.

（南开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