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儒家诗教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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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诗教是随着北宋初起复古运动的蓬勃展开和产生的重大影响并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下得以重新确立的，经过周敦颐、二程等诸儒的努力逐步走向完善，而朱熹的文论主张则标志着儒家诗教原则的成熟。宋学家的目标非常明确：复兴儒学，弘扬理义，维护纲常伦理。因此，与之前的儒家诗教以及同时期的其他派别的文论观相比，宋代儒家诗教原则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兼容性。关于宋代新儒学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代表说法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是通过三教互黜，较量得失，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加以熔铸改造，达到三教合流。这就是吸取佛、老思想营养而建立起来的，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为核心内容，以精巧的哲学思辨为理论基础的唯心主义道学。”宋代儒家诗教在继承传统儒家诗教衣钵的同时，也批判地吸收佛道两教的思想甚至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兼容性特点。周敦颐曾写过一首评论韩愈排佛的诗：“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题大颠壁》）表明自己不赞成一味反佛，认为佛教也有可取之处的态度。邵雍提倡“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伊川击壤集序》），“以物观物”的说法来源于道家“观物之乐”，忘情人世、物我齐一的老庄思想，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诗歌存善恶的批评标准，对现实采取的是一种超脱的态度，流露出道、佛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色彩。涵泳及悟入的方法既是理学家提倡的创作方法论，也是理学家坚持阅读经典的研究方法，朱熹在这方面的思想最为丰富，对宋代诗学的影响也最大，《诗人玉屑》引录较多：“诗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方有所益”、 “看诗不须着意去里面分解，但是平平地涵泳自好。”在理学家看来，涵泳首先是“玩味”、“咀嚼”，正是由于通过“涵泳”、“咀嚼”，才能品味出文章的味道和妙处，从而使读者喜欢文章，以便更快、更好地悟出义理和更仔细地体味其义理，这种涵泳自得的方法比老师的直接教诲传授更有实际效果，也更便于学道。这种由涵泳而省悟的思维形式，明显地统合着佛家“顿悟真如”的心性学说与道家“自然为真”的艺术思想。宋代儒家诗教是坚持儒学伦理本位、道德中心的基本原则，对异质文化采取了积极的开放兼容态度，将儒学的伦理与佛道的哲理融为一体，从而使宋代儒家诗教达到一个新的哲学高度。
其二，具有浓重的封建说教色彩。宋代儒家诗教共性之一就是重道轻文，重视文章所承载、表达的思想内容。既然“道”的内涵直指封建的伦理纲常，那么宋代儒家诗教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具有浓重的说教色彩。石介认为，诗赋、碑颂等各类文章，“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把教化仁义、礼乐刑政看作“文”之根本，只要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文学作品都是他批判、攻击的对象，所以他说“今之为文，其主者不过句读妍巧，对偶得当而已；极美者不过事实繁多，声律调谐而已。雕锼篆刻伤其本，浮华缘饰丧其真，于教化仁义礼乐刑政，则缺然无仿佛者。”(《上赵先生书》)邵雍在《观诗吟》中说“无《雅》岂明王教化，有《风》方识国兴衰”，明确地提出自己评诗论文的教化视角；在《诗史吟》认为诗的功能是“可以移风俗，可以厚人伦，可以美教化，可以和亲疏，可以正夫妇，可以明君臣”，是典型的儒家诗教观的体现。周敦颐在《周子通书》中说：“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太和，万物成若，乃作乐以宣时风之气，以平天下之情”，虽然评论的是音乐，但体现了周敦颐的文论观，作文应宣扬封建的三纲礼法，以教化百姓，使天下太平。二程更是把文章教化的作用推向极致，他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说：“词赋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学以取科第，积日累久，至于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岂尝知之？”（《二程集》）朱熹时代社会风气极其推崇苏文“孝宗最重大苏之文，御制序赞，太学翕然诵读，所谓‘人传元之学, 家有眉山之书，盖纪实也’。 ”（《宋诗话全编》）朱熹虽然很喜欢苏轼诗文，但由于苏轼出入百家，道其所道，并非一尊儒术，所以他大加贬斥苏学“害天理，乱人心，妨道术，败风教”。（《答汪尚书》）此时朱熹在批判苏轼时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惟一的价值尺度，却绝口不提苏轼“文辞伟丽”的好处，可见注重封建的伦理道德的说教在朱熹思想中乃至整个理学体系所居的中心位置。
其三，强烈的理性化倾向。宋元儒家诗教重道轻文的文学观，决定了在处理文学中的情与理的关系时采取以理抑情的态度，用理性控制个人情感的抒发。邵雍反对诗歌中抒情，他提出了“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观物外篇•皇极经世绪言》）排斥文中个人情感的抒发。邵雍在理与情的关系上是以理代情，在理与文的关系上则主张“以论理为本，以修词为末”即理本文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击壤集提要》）二程甚至把人的感望看作伦理纲常的对立物：“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二程遗书》)。周敦颐认为无论是作乐还是著文都是为了教化百姓，所以文应当“平天下之情”，以理抑情，使人心归于淡泊最终达到忘情的境界。朱熹虽然赞同“诗以道性情之正”，但却强调在抒发郁悒情怀的诗作也要有节制,“既有可怨之事，亦须还他有怨的意思，终不成只如平时，却与土木相似……喜怒哀乐，但发之不过其则耳，亦岂可无？圣贤处忧患，只要不失其正”（《朱子语类》），这里所说的“正”是指合乎儒家礼仪规范，显然朱熹是将情纳入“理”、“道”的范畴之中，受着理的制约和束缚。朱熹甚至认为：“诗本言志，则宜其宣畅湮郁，优柔平中，而其流乃几至于丧志。”（《南岳游山后记》）显然，在朱熹看来，任感情肆意奔流即纵情会“丧志”。朱熹重理轻情的文学观进一步发展，便是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就连《诗经》中表现男女正常情爱的作品也被贬为“淫诗”。“郑、卫诗多是淫奔之诗。郑诗如《将仲子》以下，皆鄙俚之言，只是一时男女淫奔相诱之语”。（《朱子语类》）不仅如此，二程的生活态度也变得十分刻板，缺乏情趣。程颐曾经为宋哲宗讲学，“一日，讲罢未退，上忽起凭槛，戏折柳枝。先生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上不悦。”（《二程集》）皇上一时春兴大发，稍有怡情之举，却招致程颐一本正经的说教，可见理学家的理念意识不仅在其思想灵魂深处根深蒂固，而且还支配着他们言行的方方面面。理学家儒家诗教的尚理性，为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提供了精致的理论基础，使儒家人生哲学进一步系统化、更加哲理化，但重理轻情的诗教观也隔开了文学与作者情感体验、生命体验的联系，使文学逐渐沦为道德教化的图解。
总之，儒家诗教发展到宋代，在整合本土资源和吸收异质资源的基础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既体现了宋代儒家诗教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促使新的儒学理论体系的日臻博大和严密，同时又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使文学更具自身的现实取向性和人文理性。
赵 华：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