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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上学时,母亲经常说:“你们这些人,赶上了好时代,在学校不用跪着背书,也不需挨老师的打了。”母亲说,解放前,我们这个地方还非常落后,还没有政府办的公立学校,1958年,我们乡才有了第一所小学。那时候,全乡就只有几家私塾学堂。几户人家,合伙请一个先生,自己解决场所,桌凳以及老师的工资等。说是工资,也只不过“月米”、“月钱”而已。就是几户人家合起来给老师发工资与口粮。老师(那时称“先生”)呢,就是本地的几个读了一些古书的老人。母亲说,那时的老师十分的严厉,动辄骂人、打人,特别喜欢打人。那时,流传着“不打不成器”的说法,仿佛只有“打”才能让孩子成材。那时候的老师,虽然贫穷,但地位还是比较高的。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上,人们对老师都十分地尊重。在老师面前,学生只有必恭必敬,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力。老师的话,就是圣旨,就是绝对的命令,也绝对的正确。母亲还告诉我,那个时候,跪在老师面前背诵当天所学内容,是每一天雷打不动的规矩。一旦背诵错误或者老师不满意,就得打屁股或者打手板。教鞭是用竹子或其它材料做的,打起来还真有那么疼。
还有听来更加可怕的体罚方式——拧眼皮。据说,在老师面前书背不了,或者背诵出错,老师就会使劲拧眼皮,直到你背诵流利,或者回答老师的问题都正确。
其实,学生即便是准备得再充分,背诵得再流利,一到了那么威严的老师面前,也会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挨打、挨骂就是必然的。
学生所背诵的,不仅仅是书本,还有老师的讲解。好在那个时候的老师,对课文的讲解并不多,如果像今天这样,那还了得。再加上科目也少,相对而言,学生所受的惩罚就稍微轻一些。
父母亲都是文盲,从来也没有上过学。那一些,都是从村子里那些上过学的同辈人那里听到的。听了母亲给我讲述的那些事情,我当时真有一种幸运感,总是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感受到自己的幸福。
到了我上学的年代,教育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1971年春季入学,进入了本村小学念书。那个时候,教我们的老师都比较和蔼,很少生气,也很少发火。体罚学生的,我还没有见过。只是记得在一年级时,不知什么原因,班上的一位男生,惹得老师生了气,也发了火。但老师也没有体罚他。只是骂了他几句,并将他的书包丢到了教师外面而已。
初中阶段,是在本地的学校上学的,学制两年,1976年进来,两年后毕业。初中两年,老师也比较和蔼,也很少看到有教师责骂和体罚学生。尽管那个时候,有的同学也比较顽皮,特别喜欢欺负比自己低一年级的同学。老师也仅仅是批评几句而已,但体育课除外。因为那时,学校有一位在我们看来,是最为严厉和负责任老师。在我10年的中小学求学历程中,我一直以为,那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也是最为负责的体育教师。
那位老师,在那个时代,在我们这样的乡村中学,居然那么认真,那么负责地上好每一堂体育课,也真是难能可贵。
学校缺乏体育器材,那位老师就自己动手制作。上课时,也十分严格。完全按照国家规定的体育课的上课程序进行操作。或者更直接地说,是完全按照部队里操练的那一套规程上课。他非常严肃,也非常容易生气发火。一生气,一发火,有时就“骂”字当头,而且一骂就是“死鱼脑”三个字。有时,还动不动就踢上一脚。我就挨过一次他的踢。
那是一次翻单杠练习,练了几次,我还没进入角色。老师便走过来,“死鱼脑”三个字刚出口,一脚就踢过来了。这事,我现在还记得。
当然,挨他的骂,被他踢的,还不止我一个,但也不是很多。有一位比我高一级的男同学,由于在正步走的时候,手的摆动与脚的迈出同时进行。老师把他狠狠骂了一顿,被踢了好几脚。还被单独“请”出队列,当作全班同学的面进行练习。恰好,又正是下课的时候,便让全校师生集体观摩,甚是狼狈。用一句当时流行的话语形容,就叫做“军阀作风”。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到上体育课时,其实都有点胆战心惊,非常害怕。好在,这样的老师特别少,我仅遇到那么一位。
这是我在中小学阶段遇到了唯一的一位以严厉著称的老师。
今天呢,我自己也已经早就身为人师了。在我们这里,今天的学生,虽然在学习上,比过去紧张得多,但其地位也高得多。在我们这些老师面前,学生再也不必像解放前那样,没有任何尊严可言;也不必像我们那个时代,偶尔也得挨踢。(虽然我们也偶尔可以从报纸上看到有教师体罚学生的事情,但那毕竟只是个例),缺乏普遍性。
今天的学生,他们中尽管也存在着很多顽皮者,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过去的学生顽皮得多。但他们不但不用担心受体罚,而且,还不用担心会被开除,除非他们犯了法。
因此,即便是在我们这样的山区学校,现在,学生见了老师,也远远地就在与老师打招呼。那招呼虽然不像城里人那么文明,但一句“老师”,就足以让人感到温暖了。
抬头挺胸,平等做人,已然成为当今学生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