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视域下的土司遗产:以海龙囤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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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文明，曾有力推进了我国多元一体国家的形成。鉴于其于证史资治的特殊意义，它的研究向来备受学界关注，且成绩斐然。但以往的研究主要从史学、文学和人类学等角度展开，考古学的介入较少。近年来，随湖南永顺老司城、遵义海龙囤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并先后荣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使这一情况有了很大改观。
考古发掘所揭示的历史现场，可使研究者身临其境地观察微观世界，极大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在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的研究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始建于宋宝v五年（1257年），而毁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土司城堡海龙囤，就为我们从考古的角度观察土司制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如何从考古学的角度开展土司制度的研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以聚落考古的视角厘清各类遗存的时空分布，通过格局来把握土司制度。就海龙囤而言，这是一座名符其实的城，古代城市廓、核、架、轴、群诸要素在海龙囤上均有充分体现。
一、廓：城墙、关隘、瓮城与敌台
城墙、关隘、瓮城与敌楼等，构成海龙囤的轮廓，是其成为城的关键。
1.城墙
环囤有墙，长约5.6公里，其所围合的面积近0.4平方公里（图一）。可分为城墙（编号Q1）、新王宫院墙（编号Q2）等。分述如下。
Q1，为海龙囤城墙。总长为约5605米，根据砌筑方式的不同，可分4段。Q1-1：位于后关两侧，长约568米，宽0.9～1.3、高0.3～1.2米。城墙用页岩石片竖砌，整体依山势而筑，如平缓的地方是垂直竖砌，有坡度的地方则是带有一定的倾斜度，以防在修筑时垮塌，未发现使用任何黏合剂的痕迹。石片厚0.05～0.1米，大小不一，风化严重，保存较差。Q1-2：可分为两段，一段是飞凤关至飞龙关和飞龙关以下的城墙，另一段是西关两侧至万安关两侧。第一段长约1240、宽约0.5～4、高0～7.1米，第二段长约376米，宽0.6～2.6、高1.9～8.9米。城墙分外皮、里皮和填馅，城墙里皮和外皮均采用大小不一、石质为泥灰岩的方条石错缝平铺，城墙缝隙处用页岩石片填充，里皮与外皮宽0.3～0.7米，方条石上有明显的錾痕，并用石灰浆勾缝，填馅用大小不一的页岩石片竖砌，部分混有泥土。里皮保存较差，只有局部残存。从一些残存的痕迹可以看出，在高出城墙平面的外皮上方用长约0.8、厚0.12、宽0.4米的页岩石板错缝平铺筑成墙体，残高0～0.8米，但由于保存较差，暂不清楚其原来的高度和筑成的形状。Q1-3：位于万安关与金银库之间，长172米，宽2.5～4、高0.5～2米，两侧及顶部几乎全是泥土覆盖，结构不明，从局部断面观察到有用页岩石板平铺和竖砌的现象，需进一步调查与解剖。Q1-4：分南北两段，北段从飞龙关至万安关右侧（敌台）处，约长1645米。南段从飞凤关至左侧（敌台）处，约长1604米。城墙主体高0.6～4.3、宽0.5～2米，由里皮、外皮和填馅组成，外皮采用页岩石板错缝平铺的方法筑成，里皮则采用页岩石板平铺和竖砌混合砌筑，普遍为长0.7～1.65、宽0.4～0.7、厚0.05～0.2米的页岩石板，有明显加工的痕迹。
Q2，为环绕新王宫的院墙。2012年发掘时发现，状如桃子，西南小而东北大，以新王宫大门向左右延伸后圆角转弯向后依山而建。除西城墙坍塌埋于表土之下，其余各面城墙大部分暴露于地表。城墙总长度为504米。
大门两侧的城墙为石砌城墙，长约为90米，最高处为3.25米，厚度最窄处为1、最厚为6.3米，大门两侧的城墙系建筑基础。其余三面为石片与黄土夯筑而成。西城墙挖取四条探沟以了解西城墙大体情况，分别为残高0.45、厚1.1米；残高0.60、厚1.9米；残高0.70、厚1.9米；残厚0.70米。暴露于地表的城墙因依山而建，地表所能见残高在0.4～2.40米间，所能见残厚在0.45～1.70米。F9旁边探方已发掘出城墙为石片与黄土夯筑而成，残高0.30、厚1.9～2.4米。
2.关隘
现存关隘九道，囤前六关，囤后三关。
囤前六关由下而上分别为铜柱关、铁柱关、飞虎关、飞龙关、朝天关、飞凤关（图二）。屡述如次。
铜柱关。位于囤东山腰南侧，是目前由东南人囤的第一道关隘。方向165°。单孔半圆形拱券顶，用青石错缝砌筑而成，石灰填缝。城门基础残高6.75、面阔10、城门洞进深5.75、宽2.75米。关顶残存柱顶石1个，铺地石1块。
铁柱关。位于囤东山腰北侧，是目前由东北入囤的第一道关隘。方向8°。单孔半圆形券拱顶，用青石砌筑而成，石灰填缝。城门基础残高8、面阔10、门洞进深6.35、宽2.9米。关顶南面垮塌，残存柱顶石1个。门洞高出其前地面2.2米，拱门左右角柱上凿对称圆孔4个，表明其为吊桥关。
飞虎关。位于囤东一凸兀的绝岩上，方向50°。单孔半圆形券拱顶，前半部分用青石错缝砌筑而成，石灰填缝；后半部之两壁则系开凿自然山石而成。城门基础残高6.1、面阔10.4、门洞进深6、宽3.35米。关内踏步及其墙壁，均在石崖上直接开凿而成，錾痕清晰可辨。关前有深约8米的沟壑，前接“三十六步”，系沿山势修筑的三十六级踏步，既陡且高，宛若“天梯”。关顶大部早年坍毁，现已修复完整。
飞龙关。位于囤顶东北角向外凸出的绝壁上，为东路进入内城的第一道关隘。方向7°，与鸡公山遥相呼应。用青石错缝砌筑而成，十字交叉的券拱顶，石灰填缝。形制较为复杂，平面略呈“+”形，残存券拱石门四道。正前（北）为正门，后（南）端为石窗，上嵌一块整石雕成的硕大窗花；左右系一条垂直于前后的通道，各设券拱门，左（西）临深渊，墙体垮塌较甚，结构不详；右（东）侧为人囤通道，设门二重。城门基础残高7.8、面阔12、进深8.9米。门顶中央石质榜额保存完好，榜额之右自上而下书小字三列：“唐太师守播三十代孙“钦赐飞鱼品服”敕封骠骑将军杨应龙书立。”中央自右向左书“飞龙关”三个大字。左侧竖书小字二列：“皇明万历丙申岁夹月]未日重建。”万历丙申岁为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夹锺月为二月。
朝天关。位于囤前东侧沟谷尽头处，前临深沟，筑两级转角露台，前接飞龙关，后连飞凤关。方向75°，与尖峰顶遥相呼应。单孔半圆形拱券顶，用青石错缝砌筑，石灰填缝。城门基础高7.5、面阔10.2、门洞进深6、宽3.2米。榜额保存较好，其右自上而下书小字三列，内容与飞龙关同。中央自右向左书“朝天关”三个大字。左侧落款为：“皇明万历乙未岁仲吕月乙]卯日吉旦重建。”万历乙未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中吕月即四月。
飞凤关。民间称“楼子”或“五凤楼”。位于朝天关南25米，建于一缓坡上，方向340°与大竹坝后山遥相呼应。是目前自东面入囤的最后一道关隘。平面略呈“目”字形，后（南）端为单孔券拱顶正门，用青石错缝砌筑而成，石灰填缝。城门基础残高6.9、面阔17.7、门洞进深9.5、宽3.3米。其南端两侧设对称十五级踏步，由此登临关顶。关顶残存柱顶石5个（原应有8个，居中4个偏大），及局部砖墁地面。此为飞凤关正楼。正楼之前（北）左右两侧砌筑对称石墙，围合成两进长方形两进院落，通进深17.7、宽13米。中设五级踏步上下。正前开门二道，居右（东）者径通城墙顶，居左（西）者前设七级踏步，为进关通道。天井内原立有《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为末代土司杨应龙手书，对上下囤作了严格的制度性规定。
囤后自外而里依次有后关、西关和万安关，两两围合成的瓮城，分别称土城和月城。
后关。位于海龙囤最西端，是西路入囤的第一道关口。方向305°，与站坑顶顶遥相呼应。用青石错缝砌筑而成，单孔半圆形拱券顶。城门单薄，基础残高4.1、面阔11.8、门洞进深仅2.25、宽2.2米。门内残存柱顶石3个。两侧连接土质城墙，颓圮较甚，现仅存残段。或因此故，后关与西关之间的空间被称为土城。
西关。位于后关与万安关之间，筑在两山相接的狭窄通道上。方向300°，与站坑顶遥相呼应。为西路入囤的第二道关隘。用青石错缝砌筑而成，石灰填缝。在门道中部两侧各设一券拱顶耳室，形成十字交叉的券拱顶门洞。城门基础残高5.6、面阔23、门洞进深8.4、宽3、左右耳室各进深3.55、宽2.45米。门洞高出其前地面1.5米，其前地面铺凿有圆孔的条石，加以拱门左右角柱上对称的4个圆孔，均表明其为吊桥关。关顶残存方形柱顶石5个，木构箭楼已毁。
万安关。位于西关以东，是西路入囤的最后一道关隘。方向235°，与土地垭遥相呼应。其与西关围合成的空间称月城。单孔半圆形券拱顶，用青石错缝砌筑而成，石灰填缝。城门基础残高5.3、面阔9.6、门洞进深5.7、宽3.2米。关前残存石踏步三级，可能存在的壕沟已被淤土填埋。为吊桥关。关顶残存墁地砖一方及部分压面石。风化的榜额上“安关”的字迹依稀可辨。
3.土城与月城
《平播全书・叙功疏》：“刘、李总兵合哨，分左右信地。刘总兵攻土城门以左，李总兵攻土城门以右。”六月初五日黎明，“贼兵奔溃，退走土城内”，明军“登时攻倒土城，一面拆卸，一面打开土城内排栅敌楼。贼据月城”。后又将“月城拆倒，将土城、月城楼同刘总兵即时放火烧毁，贼奔人大城死敌”。《大报捷音疏》：六月初五日辰时，“攻破头道土城，贼兵抵敌不住，退至二城。又行攻打至巳时，又将二道石城攻破，贼退至三城死拒，当因兵疲住攻。当夜，刘、李二总兵即扎营三道城下拒守。”这里的“城”指的实际是“墙”，所以称之为“头道城”（土城）、“二道城”（月城）、“三道城”。其间关隘便可称土城门（或头道关）、月城门（或二道关）、万安关（三道关）。万安关以里，称“大城”或“内城”。而墙体所围合的空间亦称城，所以土城也指头道关与二道关围合的空间，二道关与三道关围合的空间则称月城。
月城是中国古代城市防御体系中固有的防御设施。《辞海》“月城”条：“城外用来屏蔽城门的半月形小城。”《旧唐书》卷110已有“于河阳南筑月城，掘壕以拒（李）光弼”的记载。《宋史》卷262：“河中叛，归庄宗攻华州甚急，城中危惧，咸请筑月城以自固。”文献中又有“偃月城”、“却月城”的记载，偃月与却月均为半月之意，所以偃月城即却月城。《水经注》卷35：“沔左有却月城，亦曰偃月垒”可证。盖因其城如半月之形故名。而月城亦指半月形小城，则却月城即月城。月城的防御功能，宋・陈规《守城录》卷2：“于城内靠城脚急开里壕，垠上更筑月城，两边栽立排叉木，大城上又起木棚，置人于棚上。又于欲来路上多设R刺，使能登城亦不能入城，或能人城亦不能过里壕，纵过里壕决不能过月城。”
海龙囤的月城，形近半月状。关隘（月城门，即今西关）与城墙俱用近方形泥灰岩石块错缝砌筑而成，以石灰填缝，浑然一体，故前揭文献又称其为“二道石城”，与“头道土城”对举。弧形城墙长395米，其与万安关及其两侧城墙围合的面积达5855平方米。
土城主要以土筑成，故名。《平播全书・六报捷音疏》：六月初五日，后山三路官兵“已夺三山，攻破土墙二层”。事实上，土城的城墙是用薄小的页岩顺山势层层斜置筑成的，间填以泥土，墙体和关隘（用近方形泥灰岩砌筑）泾渭分明。其墙长571米，与月城门及其两侧城墙围合的面积达10442平方米，呈不规则形。
土城和月城实际上是筑于大城西侧的两重瓮城。《武经总要前集・守城》：“其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两城之墙随山势蜿蜒，正是“视地形为之”的结果。
4.敌台
敌台又称马面，海龙囤城墙拐角处往往设有石砌敌台，今尚存四处，平面均略呈长方形，其中万安关两侧的二处地表遗有瓦砾，表明墩台之上原有建筑。
绣花楼，系囤南一道逸出的山脊，其顶平整，面积达81.8平方米。这里三面悬崖，一面与大城相接，下临腰带岩，地势险要。相传是杨家小姐绣花谈情之地，故名绣花楼。囤上许多凄艳的爱情故事与之有关，但多应系后期附会。大城南面城墙专为此山开一口子，表明当时确有小道通向绣花楼；崖顶地面遗有瓦砾，表明此处早年确实有建筑。上年纪的当地村民回忆，早年此处尚遗有柱础石。
至于该建筑的性质，未必系谈情说爱的绣花楼。从地形看，逸出的山脊实际构成大城的天然马面，其上建筑便应是观察敌情的敌楼。宋陈规《守城机要》：“马面，旧制六十步一座，跳出城外不减二丈，阔狭随地利不定，两边直觑城脚，其上皆有楼子”。而这里无疑也是囤上听溪观景的最佳去处，于此举目远眺，层峦叠嶂，莽岭奔腾，其西、南两侧各有水帘摇曳于翠屏之间，深谷里溪水潺潺，令人心旷神怡。因此，和平时期，这里可能也作观景之用。
二、核：新王宫与老王宫
新王宫与老王宫是囤内两组最大的建筑群，构成了海龙囤的双核心。
1.新王宫
“新王宫”是近年考古工作的重点区域（图三）。由于大量遗存于地表，工作中我们采用了调查、勘探、试掘与发掘相结合的办法，基本厘清了它的总体格局。环“新王宫”城墙的发现，是此次发掘最大的收获之一，它框定了“新王宫”的范围，使厘清格局成为可能。城墙土石混筑，长504、宽近2米，保存较好处尚高出地表1米许，多处则未在地表留有痕迹，因此长期未被发现。“宫墙”围合的“新王宫”面积达1.8万平方米。其内建筑因山取势，大略分作五级，逐级抬升。其规制：大堂居中（今海潮寺），前有天井，侧有两厢，中为甬道，前为九级踏道，前为大门，两翼有八字石墙，外接“宫墙”，门前复为踏道。正堂后有穿堂，后接建于高台上的后堂（F7），此为正衙，面阔五间，明间设须弥座雕龙石榻，传为杨应龙“宝座”，今座尚存，榻已佚。此一组建筑构成“新王宫”的中轴线，方向为38°，正前有山峦遥遥相对，近有乌鸠堡，为其案山；远有龙坑子，为其朝山。镇于“新王宫”中央的海潮寺始建于平播后不久的1603年，后历经多次重修，现存者建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中轴线两侧由多栋建筑组合而成的数重院落栉比鳞次，不完全对称。后堂之右（背对“宝座”、面向大门之左右，下同），有一方池（C1），中央深陷，今仍为井，与其前一屋（F1）连为一体，池中之水用暗沟经F1底向右引出。F1与后堂问有小道间隔。F1前、正堂之右，为一组两进院落（F10），正房（F10-1）居中，砖墙厚实，设考究石窗，其前两侧有廊，中为天井，前横一屋（F10-2），再前为庭院，有踏道上下；正房内出骨质戥子1件，陶权2件，另有鹿角等；屋内地面经后期扰动较甚，中掘深坑；结合种种，疑其为囤中府库。F8前及其右侧，尚有房屋数组，或破坏较甚，或尚未清理。后堂之左，系一组四合院式建筑（F8），由正房、左右两厢及“前廊”（破坏较甚，结构不明）组成，中央天井深陷，或兼具蓄水防火之功；天井内出石质砚台、青铜象棋子（仕）各1件，结合“严禁碑”中“书房听点题单”句，疑其为书房。以上F1、F7和F8共用一石砌台基，台基高约2米。F8左侧系一高台，因山所建的台基高约4米，民间称“三台星”（F17），实为五台，逐级抬升，中央各设踏道；两侧山墙基用石雕枭混线，颇显精致；台之两侧前端设对称踏道，居左者通往“水牢”，实系一石砌券拱通道（L2）；《平播全书》记杨应龙自缢于“卧房”，明军攻破后，于“后房”得其尸首，知卧房居于新王宫后端；结合种种，疑F17即是土司寝宫。若推论不谬，则新王宫的整体布局遵循了“前堂后寝”的普遍模式。只是处于地形等因素的考量，寝宫未接后堂，而居于其左后方。“水牢”（L2）西邻F9，仅对其东稍间进行了清理，发现青花瓷片上万片，另有铁锅碎片、灶台、水槽等，表明此系一厨房。F9西端紧邻城墙处，有并列二坑，设进水孔和排水孔（排出城墙外），疑系厕所。
“新王宫”内出土的遗物包括作为建筑构件的砖、瓦、瓦当、脊兽、石构件等，以及瓷器（青花、青瓷和酱油瓷器等）、钱币、铠甲片、礓石、铅弹等共计上万件。其中相当部分青花瓷器带有年号款，均不晚于万历，恰是文献所记海龙囤毁弃的年代。对F10铺地砖下堆积的解剖所获少量青花瓷片则表明，“新王宫”的始建年代应不早于明代。而从各组建筑台基的相互叠压、排水系统的严整、道路系统的相互贯通等情况看，“新王宫”很可能是一次规划、一次建成的。这组建筑在《平播全书》及“严禁碑”中被称为“衙”、“衙院”、“衙宇”等，而其结构亦符合衙署的普遍模式，毫无疑问，它是一处土司衙署，是海龙囤后期的中心所在。
2.老王宫
老王宫位于海龙囤中部的山梁上，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范围较广，部分柱础、踏道、堡坎等于地表，瓦砾、青花随处可拾。相传这里曾是白龙太子的居所，其族在此居住十八辈。明曹学俭《蜀中广记》卷20引旧志称：“海龙囤，为杨酋穴垒，在治北三十里，四面斗绝，后有侧径略一线，今居人尚不知通于何所。故老相传，昔白龙太子据此，今为白龙寺。”据考《蜀中广记》成书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则白龙太子据海龙囤的传说至迟在万历时期已经流传。白龙太子何人？民间传说白龙太子是播州大盗，比杨应龙要早。对此，《蜀中广记》卷20引《古迹考》云：“《杨酋家庙碑》：三抚姓赵氏，鄱阳人。乾符初，播有白龙太子之乱，其父当寨团练使偕杨祖平之。”则确有其人，活动于唐乾符年间。如果此说不谬，则海龙囤的年代上限当可上推至唐，而非宋宝祜五年（1257年）。民间老王宫、新王宫的称呼，也暗示出两处“王宫”间的先后关系。
为了确定老王宫年代及与新王宫的相互关系，2012年度曾对老王宫以探沟方式进行试掘。共布5条探沟，一在老王宫新庙，一在磉墩坪，一在于家屋基，茅棚（老王宫踏步处）开二条，共发现有房屋遗迹5座（编号为F1-F5），其中于家屋基者为F1、磉墩坪为F2、茅棚为F3、F4、新庙为F5。除F1只见石块堆砌磉墩外，其余均为条石砌成的房基，所出瓷器，砖，瓦均同新王宫所出相同，年款，花纹，铭文砖等亦无变化。表明老王宫在明万历时期仍在使用，至于其始建于何时，则还需进一步确认。
2013年度，我们对老王宫进行进一步勘查，发现如新王宫一般有城墙存在的线索。墙宽0.8-2.5米，高低不一，保存较好者高约1米。筑法为两侧用石头包砌，中间填黄土及石片。整个城墙呈葫芦状，上大下小，最高处为采石场，大部分地方依自然坎而建，现发现只有采石场与校场坝之间建在平地上。采石场两侧有城墙，而采石场山上未见城墙，推测或为采石料时被破坏。目前所见的城墙只有少部分暴露在地表，且大多只看到外侧包石。东部及东南部仍在调查中。因此，这些墙体能否连为一体，是否为同时期遗迹等，还有待接下来的工作中予以确认。
三、轴：山水格局与王宫中轴线
轴的意象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城市的布局，其在海龙囤主要反映在山水格局和局部中轴线上。
1.山水格局
海龙囤筑于白沙水与腰带岩交汇处的半岛形绝岩上，两溪会合后，复潺潺东南流，过今遵义城区而称湘江，最终注入乌江，属长江水系。两溪夹送中，龙岩山绵延西来，至此骤止，古囤就建在其顶平阔、三面陡绝的龙岩山巅。山巅高出河谷近400米，南北险绝，仅东西各有仄径可供上下。“龙”、“砂”、“水”、“穴”地理四科中，其来龙宏远，水势迂回，尽得风水意蕴。在“砂”与“穴”的意象上则较多折射了“轴”的影子。
环抱城址的群山称“砂”，“其近而小者，案山也；远而高者，朝山也”，“穴前无山，则一望无际为前空”。“穴”即建筑的落脚点，其前遥相呼应的山峦构成砂的意象。海龙囤现存九关，城门正中远方都有山峰与之相对，成为其朝山，已如前述，详列如下：
飞龙关――鸡公山，朝天关――尖峰顶，飞虎关――阁上，铁柱关――炮台坡，铜柱关――沙林堡，飞凤关――大竹坝后山，万安关――土地垭，西关――站坑顶，后关――站坑顶。
山川与关隘间一条条隐形的直线，决定了关隘的选址与朝向。这些隐形的直线，犹如从大城辐射出的一道道太阳的光芒，使山川与建筑融为一体。某种意义上，它们是海龙囤的局部轴线，自然山川在这些轴线组织下有机辐聚。
2.建筑中轴线
中轴线在新王宫里表现得尤为充分。
整组建筑座西南向东北，顺山势渐次抬升。一圈石墙使其成为一个封闭的空间。其内建筑如大屯土司庄园，呈中设轴线、前后三进、左右三路的格局。中路前端为连续三段十一级、五级和九级的台阶，五级台阶后设大门。大堂居中（今海潮寺），前有天井，侧有两厢，中为甬道，前为九级踏道，前为大门，两翼有八字石墙，外接“宫墙”，门前复为踏道。正堂后有穿堂，后接建于高台上的后堂（F7），此为正衙，面阔五间，明间设须弥座雕龙石榻，传为杨应龙“宝座”，今座尚存，榻已佚。此一组建筑构成“新王宫”的中轴线，方向为38°，正前有山峦遥遥相对，近有乌鸠堡，为其案山；远有龙坑子，为其朝山。
四、架：囤上路网
路网构成囤的骨架，现已经探明的道路有以下几条。
1.囤前登囤大道
第一段（山脚至景区售票处）：一条是从现今龙吟山庄后面上山，到达铜柱关；另一条是大洞河至铁柱关，两条路在景区售票处汇合，详细情况需要进一步调查和解剖。
第二段（景区售票处至天梯）：有用页岩和泥灰岩石板混合平铺砌筑，也有直接依山开凿修筑，形成台阶状和斜坡状，长度约142、宽约0.6～1.5、踏步高0.15～0.3米，破坏严重。
第三段（三十六步）：现代重修过，处龙关至天梯下歇马台之间，采用页岩和泥灰岩混合砌筑，中间为踏步，两侧为护坡。全长38.7、宽4.2米。凡36步台阶，台阶高0.3～0.5、长约2.6、宽0.7～1.45米。
第四段（龙虎大道）：连接飞龙关至飞虎关之间的道路，大部分依山开凿修筑，道路外侧修筑城墙，部分为山险，石料为页岩和泥灰岩，以泥灰岩为主。全长474、宽0.94～5米，踏步高0.25～0.65、宽0.8～1.3米。城墙宽0.5～0.9、残高0～0.5米。保存较好，錾痕明显，路内侧有排水沟。
2.囤上道路
第一段（对窝嘴至万人坑）：残长约130、残宽0.65～2.1米，路面整体用页岩石板平铺，石板大小不一，缝隙用长宽小于15×20厘米石片竖向填补，石板未加工，两侧较整齐。
第二段：新王宫进宫台阶前：路面由南至北约28.55（中间残缺约7.3米），宽约3.8米。由页岩石块、石片、条石、小石片铺设而成，缝隙用小石片竖向填补。
3.环囤马道
目前根据几处地面保存现象判断，在囤上城墙内侧应存在环囤马道。推测南面的道路系沿城墙从飞龙关至朝天关，经过飞凤关，再到绣花楼，最后到土城墙的南端；北面沿城墙从飞龙关至吊嘴，最后到万安关。另外，从西关沿两侧城墙，一直到达万安关两侧角楼下方应有一条道路。
详细情况需进一步调查和解剖。
4.上囤小道
另囤之南北尚有小道可以上下，今尚存二条，其始用年代不详。一条自三十六步西南行，沿坡迂回，至五凤楼南登囤，系今日驮人或运货的骡马主要行走的道路，称马道。为泥路，未经铺砌。另一条在后关（土城门）北侧，沿凤凰嘴山脊而下，抵达山脚名坝塘的村庄。亦为泥路，未经铺砌。当地人称驮马路。
文献记载中，平播时，至少有三条“秘道”可通囤顶。《平播全书・叙功疏》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农历五月二十九日夜，囤后万安关提调舒自清率妻子十一口降明。六月初五日夜，舒自清引郑子龙、马千乘等“从水道上城，约人城举炮为号”。黎明，“兵从水道登梯上城”。《用计破囤》载：“据降民田良玉禀称：‘囤前左边水巷，右边婆婆巷，又宝峰山左侧，各有小路一条，共三处可以攀上，前日玉等由此逃脱”。“顷良玉等既能依附而下，则我兵亦可以攀缘而上”。舒自清引明军自“水道”上囤的小道与田良玉报告的“左边水巷”小路可能为同一条小道。但文献所载的这些小道分别能与今日尚在的哪些小路对应，还需进一步工作。
五、群：不同遗存的空间分布
通过多年的调查和发掘，不同类型的遗存在囤上空间分布情况已大致明了（图一），但不同时期遗存的空间尚需进一步探明。
1.校场坝
校场坝是遗址西南侧一块长约100、宽约40米的狭长形地带，地面平整开阔，民间一直称其为“校场坝”。从地形看，这一场地应能满足囤顶军士结集、操练的需求。但如今地面未见任何实物遗存，因此其是否确为操练兵力的校场坝，还需进一步工作。但这类遗存在地表发现遗迹的可能性不大。
2.军营
系处在新王宫西侧的一组倒“品”字形建筑，民间称“金银库”，认为乃土司杨应龙储存金银的库房。三房中的居后者残破不全；居前两房两两相对，彼此对称，均系面阔三间的两进建筑，平面长方形，通面阔30.2、通进深6.6米。从位置看，该组建筑处在新王宫西侧，万安关以东，与一墙之隔的新王宫内F5、F6相互呼应，控扼西线人新王宫的咽喉，军事性突出，不太可能将储存金银的府库类设施置于此地。《平播全书・破囤塘报》记：明军从囤后攻入，“后兵方拥而入，随将应龙衙舍府库，合兵围之”，“不敢径入宅内，官兵中有从宅后掘墙数孔而入者”。可见，府库应在城墙以里的新王宫内。《平播全书・叙功疏》提到，“海龙囤周围，尚有龙爪、望军、海云等囤”。其中的“望军囤”，地近今海龙水库，该地有村寨，今称“望京”。“京”“军”音近，遂讹传。由此观之，新王宫西侧的“金银库”极有可能系“军营”之讹，其所处位置亦指向该组建筑为驻军守卫新王宫的军营类遗存的可能性。
战时囤上守军大增，该组建筑显然已不能满足驻军之需。关于战时囤上兵力，据《平播全书・再催攻囤》称“播贼上囤，兵不满万”。《克破龙爪等囤五报捷音疏》记：明军合围海龙囤（四月十八日）前在养马城前驻扎时，“贼分三路，每路约二万有奇连来挑战”，其数在6万左右。十余日后撤回海龙囤的兵力不至于仅存数千。《行道、镇破酋狡计》则称明军进播后，“应龙与心腹、庄局、家丁、内亲管，估刻共一万七千人，同上海龙囤据守”。综而观之，囤上播军应有数万人。此时，除各关隘城楼可为暂时军营外，囤上可能还有一些临时性军营，这些遗存还有待进一步确认。
3.粮仓
播军撤回海龙囤前，已经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明・杨寅秋《临皋文集》卷三：“囤之粮可支岁余”。《平播全书・露布疏》亦记：杨应龙“自谓天险可乘，兼有积储足恃”。都表明囤上储粮颇丰。前引《行道、镇破酋狡计》记：“应龙与心腹、庄局、家丁、内亲管，估刻共一万七千人，同上海龙囤据守，本囤实在仓米大小三四千间。”更明确称储存粮食的房间达三四千之间之多。囤上传世的《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中亦提到，囤上驻守人员中有“守仓户”，其所守护的应即粮仓。如果文献所记不谬，粮仓数量确达数千，则新、老王宫内的相当部分房间都可能曾作为储粮之用。
4.转山“玉皇阁”
飞龙关与朝天关间凸起一小山，名转山，海拔1237.2米，是囤前制高点，可于此俯瞰囤前诸关。其上有建筑遗迹一组，民间称“玉皇阁”。该建筑平面呈方形，边长8.3米，四角各置柱础4个，凡16个。柱础呈方座八棱形，座径0.7米。每角础间距1.7米，相连两角础间距4.3米。其平面形状与今日流行于黔东南地区的侗族鼓楼完全相同。鼓楼是侗族一村一寨或同一族姓社会、政治、文化等聚众议事的多种活动中心，是侗族同胞行祭祖、迎宾、娱乐及各种仪式的场所，也是侗族聚落的重要标志。东南沿海的明代抗倭城堡内往往设有庙宇、钟鼓楼等公共设施，往往兼作战时擂鼓或出战及役后举行仪式的地方。转山上的该组建筑功用可能与此相同，是囤前擂鼓指挥和役后祭祀的场所，楼北一片平整的开阔地，或许便是集合之地。其样式可能与锦屏飞山庙相似，为三层的四角攒尖顶楼阁式鼓楼。原因在于，首先，直径达0.7米的柱础，较新王宫内0.45米的柱础要大，表明该建筑应是多层的。据《平播全书・六报捷音疏》明军在攻破铁柱关后，“烧毁三层城楼二座”，知城楼多作三层，此“鼓楼”约与之同。而侗族鼓楼层数均为单数，以单为吉，少则三五层，多则二十一层不等。其次，从侗族鼓楼看，虽阁底平面均作十六础方形，而上部楼身形式却富于变化，有密檐式、门阙式、厅堂式等，但唯有阁楼式鼓楼才便于战时登高眺望与擂鼓指挥。
5.采石场
在“老王宫”西南的地心石，系一泥灰岩石山，海拔1342.8米，地势较“老王宫”和“新王宫”高。民间盛传其为“采石场”，但一直未发现明显采石痕迹。我们对该石山进行了局部清理，发现各类楔眼120余个，较明显者80余个。楔眼长9～85、宽2～21、深5～23厘米，而以长30、宽5、深10厘米左右者为多。楔眼的形状、大小，与“新王宫”部分石材上所遗者可完全对应。
6.窑址
窑址，在“老王宫”东北侧大园子一带，调查发现3座，并对其中一座进行清理（Y1）。椭圆形窑室长5.34、宽3.32、残高1.56米。内出大量砖屑及未经火烧的砖坯。所出砖块尺寸与“新王宫”所见者同，部分有“初一号”和“十六”铭文，知其为明代砖窑。
7.水源
囤顶水源丰富，低洼的冲沟内皆有水源，至今为囤上居民的取水之地，并砌有水井。据当地村民称，这些水井古已有之。但除新王宫内J1外，其余水井均较简易，很难判断时代。这些地点，可能亦是当年囤上守军的取水之地，足供其和平年代的日常所需。
若遇非常时期，如囤内人数暴增至数万，或遇干旱囤内水源不足时，可向后关木瓜沟一带取用。因此，后关以西，是文献所记的“樵汲之路”。《平播全书・六报捷音疏》：明军费尽周折，方得扎营囤后山顶，“营前一土山与左翼曹副将所扎营前一土山，系贼樵汲之路，贼屯劲兵数千据守。”《叙功疏》记：明军攻占三圆山后，“官兵营房离囤城仅二箭之地，而贼汲水樵采之路从此断绝”。攻囤过程中，水西土司安疆臣原负责攻打囤后，后谣言四起，称水西与贼通。此事《平播全书》有载。草创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讲述平播故事的章回小说《征播奏捷传》第四十回“杨应龙祷井求泉，安宣慰乘夜送水”，则明确记载了安杨互通即以水为媒。小说记：一日，“忽军校来报：‘囤上遍井泉干，军民烦渴，无水可济。’”军师孙时泰建议祷井求泉，却无泉出。军师黄七于是建议去与把守“我后门”的“安亲家”说情，“叫他遇晚着军士挑水送来，我兵开关接取”。是晚，安疆臣果然“即着军士二十余人，往古泉井挑水二十余担，直送杨家城下。”虽是小说，却生动演义了囤内可向后关取水的实情。
除此之外，囤之南北还设有密道，亦可往两侧深谷中取水。《平播全书・叙功疏》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农历五月二十九日夜，囤后万安关提调舒自清率妻子十一口降明。六月初五日夜，舒自清引郑子龙、马千乘等“从水道上城，约入城举炮为号”。黎明，“兵从水道登梯上城”。从字面看，此“水道”可有“水上通道”和“取水之道”两种理解。其为前者的可能性较大。《平播全书・用计破囤》：“据降民田良玉禀称：‘囤前左边水巷，右边婆婆巷，又宝峰山左侧，各有小路一条，共三处可以攀上，前日玉等由此逃脱”。“顷良玉等既能依附而下，则我兵亦可以攀缘而上”。此左右，为囤前仰攻者之左右。则所谓“水巷”即今之腰带岩。前引“水道”与此“水巷”，所指应为一事。舒自清引明军“从水道上城”的小道，应即田良玉所称的从“囤前左边水巷”上囤的小路。从地形判断，该“小路”应即万安关东南、“金银库”以南的冲沟（罗家湾）。这里早年曾有小路径通腰带岩，后为草木所掩，约10年前又被砍开过。后关北侧的山脊上，至今有小道通白沙水，当地人称“驮马路”，此或即“宝峰山左侧”小路。吊嘴北侧冲沟里，早年亦有小道，或即由“右边婆婆巷”登囤的小道。这些小道，在城被四面围合，囤上无水时，可秘密上下，供取水之用。
六、结语
第一，发掘揭示，海龙囤遗址是中国西南目前所知的规模最大、规格较高、保存较为完整、延续时间较长的羁縻一土司制度的实物遗存，它是一处集关堡山城与土司衙署于一身，融保卫国家利益与维护土司家族利益于一体的羁縻-土司遗址。
第二，海龙囤遗址见证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制度由唐宋时期的羁縻之治到元明时期土司制度再到明代开始的“改土归流”的完整变迁，它的发掘为从考古学的角度深化中国羁縻-土司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探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囤之格局、建筑规制和部分实物如官窑青花等，反映了土司在意识形态上的国家认同，及其与中央王朝良好的关系。
第三，海龙囤的格局，充分体现了羁縻-土司制度的相对独立性及其与华夏核心的一体性，是我国历史上曾推行的“一国多制”的生动说明。这种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利于多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国家在多元格局下的进一步统一。
第四，杨氏土司从宋代开始即向外宣称为汉人，而学术界对其祖先是夷是汉向有争论。从建筑的格局和出土遗物看，杨氏确实已被高度汉化，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基因在考古遗存上表现得并不明显，且逐步弱化。时至今日，遵义境内具有鲜明特色的少数民族亦已不多。据文献所记，明时播州宣慰司下辖五司七姓，境内有大量苗民，该区域内考古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崖墓、悬棺等葬俗，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因此，杨氏辖下的播州在文化上表现为夷汉并存的二元格局，即作为统治阶层的杨氏已高度汉化，而治下的底层民众还多少保存着民族性的特征。这应该是土司治下的各区域的一个共同特征。据曾昭抡民国28年（1939年）于云南所见，当时的芒市（潞西芒市安抚使司）和遮放的土司（遮放宣抚副使司）是傣族土司，但其家谱均自称为“南京人”。他们俨然已是“夷族”中的贵族，与“庶民”大有界限，他们吃着汉式菜肴，喝着德国布勒门（Bremen）制的啤酒，老牌的威士忌和咖啡，开着进口的汽车，用哥伦比亚牌留声机听梅兰芳的旧戏和王人美的新调，穿西服、打领带，其日常起居非但汉化，而且西化。可是，他们对“夷人”说话时却又自称“我们摆夷”（曾昭抡《缅边日记》）。古今一理，这个例子因此可以作为播州土司文化格局的生动注脚。这是不同文化作用于作为边地“贵族”的土司身上的结果。由于身份特殊，使得其有机会接触不同文化，特别是汉文化，因此边地的汉化是从统领一地的“土司”开始的，是由上而下的。这是包括播州在内的土司治下的边疆民族地区在文化上表现为夷汉并存的二元格局的深层次原因，也是土司遗存里本土文化基因不甚彰显的根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