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女性悲剧命运文化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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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白鹿原》作为一部张扬传统文化的作品，女性自然不是它所着力表现的对象，但作者涉笔之处，女性普遍的悲剧生命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以田小娥悲惨宿命最为明显，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传统文化的某些印痕，同时也可看出在她们的身上包蕴着女性不幸的根源。所以对她悲剧命运的反思能更好地认识到传统文化与生命本能的冲突。

关键词 田小娥；悲剧；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316-（2014）06-0001-1

《白鹿原》是一部描写乡村题材的力作。在这个自足的世界里，生活着许多生动的、性格各异的女人，她们与其中的男人们共同构建了一个极具传统家族文化内涵的关中世界。作为男权中心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妇女承受“神权、族权、父权、夫权”的压迫，被当作男子的附属品和生儿育女的工具。她们一般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因而造成了无数的悲剧。因此，红颜薄命成了旧社会多数妇女的普遍遭遇。本文试图从田小娥的悲剧分析入手，探讨造成女性悲惨命运的文化原因。

一、作为小妾，她注定不被当作真正的女人看待

田小娥出生在一个读书人的家庭，年轻且颇有几分姿色。由于家贫和父亲的虚荣，她是被迫作为年纪已过七十的郭举人的小妾身份而存在的。自从踏进郭举人家的门槛后，她即被当成每天洒扫庭院、侍侯下人饭食的女仆，并在郭举人正妻的严厉监管下，成为郭举人偶尔享用一下的“性”工具。因此作为封建家庭中的小妾，对于这种生理上的玩弄和情感上的侮辱，田小娥毫无身份、地位和尊严可言。

二、作为追求的叛逆者终为世俗所毁灭

她的顺从只是表面上的顺从，在心底里却有着对正常人生活的渴盼。因此，当她一旦有机会接触到富有生命活力的黑娃，就急切开始追求理想中的幸福生活。作品第九回描述：“我看咱俩偷空跑了……哪怕讨吃要喝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在一搭”、“我能跟你相好这几回，死了也值了。”可以看出田小娥与黑娃的结合在性的满足之后，自然而然要面对自身的出路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当时不可能想到要通过“爱情”来解放自己这一层上。所以他们的行为总是这样偷偷摸摸、见不得人；而他们的反抗（想出走）也就成了如此地犹豫不决了。至于田小娥和黑娃的后来被郭举人发现后，黑娃为此差点送掉性命，田小娥被休回娘家。她迂腐的秀才父亲怕侮辱了门风便把女儿扫地出门。费尽周折的黑娃这才意外的捡了个“大便宜”，他们回到了白鹿村。然而，他们不光彩的结合不能被族人所接纳，进不得家族祠堂：一个“偷汉犯淫”被休的女人是极不干净的，她不管走到哪里，就是跳入黄河也洗不清。在族长和父亲鹿三的各种劝说失效后，黑娃便带着小娥搬到村外一孔破窑洞里住下。他们并没有被世俗的力量压倒，始终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小说第十回描述：他们第一次睡到已经烘干的温热的火炕上，又一次激动得哭了。黑娃说：“再瞎再烂总是咱自个的家了。”小娥呜咽着说：“我不嫌瞎不嫌烂，只要有你……我吃糠咽菜都情愿。”这一段短暂的破窑生活，成了他们充满苦难一生中最闪光、最值得回忆的片段。然而不幸却又接二连三的走进了他们的生活。黑娃参加农会失败后逃亡，这给田小娥带来了更为残酷的灾难。为了救黑娃，她不仅沦为鹿子霖的隶，还堕入家族矛盾的旋涡。随着灾难的进一步深重，人们的冷漠无情使得她的心理变得扭曲了。如果说与黑娃在贫苦中不畏重压、相依为命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抗，对命运的抗争，那她与白孝文“在饥谨压迫着的白鹿原上“吃饱了抽大烟，抽过了就在炕上玩开心”，以致白孝文最终走上乞食的道路并差点被野狗吃掉。因此，在原上所有人的眼中，田小娥是导致白孝文堕落的直接原因。所以，鹿三（这位公认为白鹿原上最好的长工）为报白嘉轩昔日的恩典，不得不去“杀一个，去除一个祸害！”她终于被鹿三杀死了，她死在了她一直尊敬却从未承认她为儿媳的公公手里。小娥悲惨的一生结束了，连同肉体和灵魂。她反抗过，她呐喊过，然而她的抗争和呐喊是如此的微弱和苍白，无论生，亦或是死，她都是这出悲剧彻头彻尾的主角。

三、田小娥悲剧命运解析：触犯男权社会两性秩序及文化禁忌的牺牲品

在文本的塑造中，传统文化与道德造就了一个冷酷的环境――白鹿原，田小娥始终作为被排挤、摧残的对象而生活在白鹿原的边缘。事实上，从一开始，她的悲剧命运就注定了的，代表着传统与男权的小娥的父亲、族长白嘉轩、甚至是鹿子霖、鹿三，都对她起到过主宰的作用。她有着对美好爱情、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但传统道德不允许一个女子自主寻找爱情生活，更不用说是人们谈之色变的“性”了。一方面，她大胆表露爱情及生命本能；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和道德又过于强大，绝不允许女子这样露骨地表达情感并追求生命本能。所以传统文化和道德对敢于超越底线的田小娥进行了残酷的迫害。究其原因，就是传统文化对于人的原始生命本能的压抑――她对于自我意识、生命本能的执着追求，违反了千百年来白鹿原上的道德准则，她被视为丑恶肮脏的象征。仔细阅读文本，我们不难得出田小娥更主要的是作为白嘉轩的对立形象出现的。白嘉轩所受到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来自本阶级内部的男性的鹿子霖和出自本阶级之外的女性的田小娥，如果肯定了田小娥的悲剧，就等于否定了白嘉轩为维护传统文化和道德所作的种种努力。作者在激发起读者对田小娥极度的同情心的同时，又以极其凛然的笔调叙述白嘉轩用刺刷严厉惩戒田小娥和白孝文，放火焚烧象征小娥冤魂的飞蛾，修塔镇压小娥的尸身“， 让她永世不得翻身”。尤其是小说后半部分的叙述，黑娃浪子回头、幡然悔悟，决心“学为好人”，他的第二次结婚心理的描述，彻底否定了黑娃的前半生，即彻底否定了他与小娥的生死恋情以及由此而踏上的叛逆的人生之途。

综上所述， “男女两性被规范为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体系：男――文化生活的参与者，家庭的主人，生活的主宰者；女――被摒弃于社会生活之外，家庭的奴仆，生活的依附者，她们成为种族繁衍的工具或象征秩序中的一个空洞的符号” 。实对传统文化的负面价值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传统文化的很多观念甚至成为了戕杀人性的武器。因此，她们是男人的镜子，有那种不可思议、奇妙的力量能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来的两倍大，她们也是男人作品中的审美对象，反映着男人的审美理想，她们是男人的财产，标示着男人的贫乏或富有……总之，她们作为种种物品，确证着男人作为主体的存在和地位，她们隶属于男人，屈从于夫权和父权，从不被允许有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正是凭借这种策略，父权制的社会才得以维持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