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理性的历史演变看追寻智慧的终极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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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感性与理性是一对哲学范畴。在西方理性是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开启了人类的智慧之门，追问世界存在的根源，并超越感性世界探索神秘的未知世界主宰可知世界，创造崭新的有序世界，积极寻求人类自身的终极答案，理性在人类生活的每一时代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关键词：理性；非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交往理性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033-02

理性的最初萌芽，是对自然界最初物质的追问，是关于宇宙起源的学说，譬如空气、火都是神话观点理性化的表现。从古希腊早期泰勒斯将水作为万物的始基，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追寻万物的本源，到赫拉克利特以逻格斯，即道理、理性考虑、规则等含义为生生不息、变化不居的现象世界找到永恒存在的根据；再从巴门尼德发现没有自然事物是永恒不变的，真正不变的是“存在”这一真理，到苏格拉底把善作为认识世界的本源，以人的德性就是知识为基点追问认识的目的是什么，再到亚里士多德追寻作为存在的存在即实体，隐藏在事物背后的东西是什么。总之古希腊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们以自己朴素理性的抽象思维，对大宇宙和小宇宙的奥秘进行了探索，为后人奠定了以感性认识为前提最终以理性认识为终结抓住事物的内在本质的哲学思维。

中世纪――理性渐渐被基督教的神学学说即上帝理念论所替代。奥古斯丁把上帝作为真理的本体论根源在其看来绝对真理就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这种学说否定了人的理性的存在。托马斯认为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由于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变化，但最终都将回到永恒不变的本原，它们借助上帝获得自己的存在，唯有上帝是凭借自己而存在，所以上帝的存在与它的本质是一致的，这些神学理论学说整整统治了欧洲几个世纪。在压抑了束缚了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曲解了理性的真正内涵。

随后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一反对中世纪的神学学说的崇拜，重新恢复了自然与人的地位。“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提出，不仅超越了存在论，也标志着西方传统哲学的变革，从存在论转向了认识论的研究。我思故我在，以“自我”为研究对象，以“自我”为中心确立了自我的地位和实体。我在思考谁也不能否认我在思考这件事是假的。“当我们怀疑一切的时候，唯有思想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当我们否定所有的事物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存在时，正是‘我’在怀疑或思想所以我仍然是存在着的；如果我停止了思想，我就不存在了。因此只有一种属性属于他，与他不可分，这就是思想。”[1]黑格尔评价笛卡尔为彻头彻尾以头立地重建哲学的英雄人物。笛卡尔通过怀疑否定将思维与思维对象的内容相分开，树立起了主体的独立地位。他不仅确立了理性的世界观，而且对人类自身领域的认识界限做出了贡献。

进入18世纪先后出现了一大批进步的思想家，以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伏尔泰的《风俗论》、《自然神论》和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等等为代表的著作和理论的出现，唤醒了人类的精神，他们开始关注起自身的命运。启蒙运动以其自由至上的思想，反对宗教迷信和专制根除泛灵论，推崇科学和知识，将人从神秘自然界的恐惧压抑中拯救出来，并最终成为控制自然、利用自然的主人。至此人类的理性主义精神达到了高峰。

德国古典时期理性被康德进一步细化。康德认为在对事物下判断之前，首先要分析我们自己的认识能力，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我们不能认识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希望做什么？康德将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批判。理论理性是对知识的认识解答，而实践理性是对道德知识的实践即我们应该怎样去做的问题的解答。理论理性为自然立法，实践理性为理性自身立法。无论理论理性、实践理性还是判断力批判都表明了，人以自身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人的本质是理性、人是理性存在物。康德的这一学说影响深远，打开了自我意识的理性大门，不仅为后来学者主体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也抛给后人亟待解决的难题。与以往哲学家不同黑格尔没有直白的使用理性，而是用了精神这一概念，每当人们提起理性、意识或主体时，往往都是指主观领域，但黑格尔的精神不仅仅指主观领域也指主观领域以外的外在客观世界，并与主观领域世界保持同一性。在黑格尔看来精神在超越自己的过程时，也完成了它自己的过程并成为绝对精神。“人类精神的漫长认识活动过程，从对现象认识到对本质认识的过程，其实就是精神的生成史。”[1]自我意识的存在要靠他者的承认而存在，即一个自我意识与另一个自我意识彼此在斗争中相互承认确立自己的存在，这一心理转变和认识的过程就使自我意识发展到了理性的阶段。理性既不是主观态度，也不是客观态度，在黑格尔看来二者是统一的。理性意识就是它自己，是一切实在的过程，当理性意识到它自身就是它的世界时理性就变成了精神。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成是理性，是思维与存在，是主客体的统一，从一个潜在的统一分化到展开最后又重新回到自身的统一这一发展过程中。犹如黑格尔称赞拿破仑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一样，精神是绝对的统治体，是统一体是实体即主体。黑格尔将绝对精神作为理性，其哲学体系彻底终结了在这一时刻使后人无法超越。

继黑格尔之后理性曾一度有过暗淡陷入非理性的泥潭中。此时出现了叔本华的反理性主义，以人的意志代替理性的观点学说，其中尼采的影响最为强烈，尼采认为理性就是埋葬生命的危险武器。他对历史上先哲们所追寻的绝对知识，美德、幸福以及人的行为是可以认识的等一切理性主义支配下的思想和文化，表示抵触。在其看来它限制并扼杀了每个人身上的非理性即生命的本能。对于先哲们界定的主体、实体、真理等认为是虚构的产物。更不能把他们用来左右人的命运，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对西方传统理性发出了攻击。认为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消灭了人的本能属性，也是希腊走向灭亡的工具。为了让人的生活和道德具有价值就必须摧毁理性，以人的本能主义这个观念，反对逻各斯，以人的肉体崇拜取代精神崇拜，并把他们当作人的意识和行为的出发点的新概念。

与非理性主义大谈人性本能的本体论不同，19世纪实证主义和实证科学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以孔德、斯宾塞和穆勒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和科学家。在人类理性日益趋于成熟的条件下，历史上的神学体系和空洞的虚拟的思辨学说也不再被认为是合理的。在孔德看来，除了以观察事实为依据的知识外，其余都是没有真知的。人类只能获得对象的相对知识，而不能获得现象背后的那个存在和实体知识。孔德认为哲学只有通过科学的实证下并对知识加以综合才能把握一切自然规律。即以实证主义来把握人类的理性思维，而不是靠单纯的思维的思维。至此理性进入到了实证化的阶段。

到了20世纪理性发展成为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一是在摆脱了19世纪历史哲学进化理论的前提下，在科学的土壤中韦伯吸收了其中的知识，韦伯接受合理化集中研究了目的理的道德实践基础，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不能对合理化的力量生产关系产生束缚，相反是目的理的亚系统造成的。在这些亚系统中西方理性走向了正统。社会合理化的过程就是目的理在亚系统中渗透的过程，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和机关管理上，韦伯发现这种合理性的组织模式，“无论是官僚和企业还是工人都要从目的理出发。具体的生产手段越来越集中，以致到了善于合理计算的企业和官僚。”[2]同时他发现规训无处不在只是形式不同，工具理性开始分裂并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和领域，在其看来在社会内部使这种工具理性无法消失。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理性的初衷是唤醒沉睡的主体揭开自然界的神秘面纱，使人类思想得以进步，但当人类的理性意识普遍化并主宰世界时，自大、贪婪和对同类的麻木统治也伴随而来。人类在自大的情绪中在每一次对自然的挖掘中都陷入了更痛苦的报复中。

二是马尔库塞认为启蒙理性走向了技术理性，而且这种理性已经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现代人的幸福意识就是相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它反映了一种顺从主义，这种新的顺从主义合理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工人和老板享受一样的电视节目，开着一样牌子的汽车，穿着一样的面料服饰，住着一样的高楼大厦，吃着一样的肯德基，在前发达工业社会这是有一定差别的，在这里已没有了绝对的阶级差异对于在制度上拥有着相同的满足和需要的人来说。技术理性操控着社会的节奏并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客观世界的秩序性是技术理性统治的结果同样统治也产生了更高的合理性，人类以更加合理性的思维方式展开对自然的利用，劳动的管理和分工的科学化大大提高了经济、文化和政治事业的生产率。其结果使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与此标准相同这一科学的模式成为思维和行为的范式，人们再一次失去了自由和辨别方向的理性能力。

至此理性走向了一种令人担忧和质疑的道路，何去何从是坚持走下去还是另辟蹊径，诸多学者为此争论不休，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认为理性过于集权地控制了人自身，压抑了人的创造性，破坏了人的主体性，所以应摒弃人单一的理性思维，发展人的多元性。而捍卫理性的现代主义者哈贝马斯则主张坚持理性化的道路，在主体与主体之间、在多元声音中寻求理性的同一性――交往理性。

无论人类最初是出于对自然界的神秘好奇而开启理性认识的萌芽，还是转身关注起主体自身世界的理性认识，无论质疑理性还是捍卫理性，无论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张力如何，都表明了人类对问题的不断追问和探索，对真善美和真理的不断追寻，对智慧的不断寻求这是哲学永远不能说清和完成的任务也是哲学永远不能停止的脚步，因为人类永远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哲学去思索寻找，这是科学和宗教以及任何其他领域所不能解答的关于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1]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