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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穷”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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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玉罕·上海知名评论人

警惕 “哭穷背后的隐忧

与“炫富贴”引来的一片声讨不同,公众对“哭穷贴”的态度多少有点欲说还休的意味,引为知己者有之,嗤之以鼻者有之,隔岸观火者亦有之。关注“哭穷贴”泛滥产生的负面效应没错,但到底社会本就存在的负面、不正常现象导致了“哭穷”产生,还是“哭穷”泛滥产生社会负面效应?笔者以为,警惕“哭穷贴”背后的隐忧更应该是有关部门关注的问题。

有时候哭穷,并不代表真穷。近年来,“哭穷贴”之所以不断泛滥,甚至演化成一种社会现象,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据观察,哭穷者往往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穷人,相反的是大多有着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这样的人哭穷或许有一定撒娇、矫情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认,当前物价飞涨、贫富差距急剧增大的社会现实,让这些人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些年轻人靠着自己的努力在陌生的城市里站稳了脚跟,但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又往往无奈陷入社会的夹心层,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内心压力让他们找不到对社会的归属感,只能以“哭穷”的方式发泄出来。

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于身份归属感的丧失。他们虽然有着体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但却要独自应对油价高、菜价贵、房价涨、看病难等一系列的问题。况且,面对网上大款的炫富和自得,甚至部分既得利益者的不劳而获,更多的人也不得不哀叹“挣得再多也只能是穷人”,这种内心的挫败感可能远胜于成就感,哭穷也就成了必然。

当然,实际上那些平时不怎么哭穷的普通人生活要比这些喜欢哭穷的精英阶层难得多。但这显然不能成为我们忽视甚至是反对哭穷者的理由。社会要关注真正穷人的生活,也要关注这些“伪穷人”的内心诉求。其实,他们哭穷的初衷也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物质意义上的财富,而只是要表达精神层面的“收入差距加大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的不公平感、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力感”等消极情绪,进而重新找到社会和身份上的归属感。

因此,有关部门必须辩证看待非穷人的哭穷问题,既不能板起面孔一味打压,又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要认真分析,彻底解决存在的问题。而根本的措施还在于社会政策要真正关心和考虑这些人的精神需求和现实困难,让其真正融入社会和生活。

当然,哭穷者也不能太离谱,过于矫情,适当调整自己的心态也是必需的。

王夏迎·法院系统人士

“哭穷”源自不满足

网络是社会的缩影,正如网上有众多网民发帖“哭穷”一样,我们在现实中也不免经常听到此类声音。于是,生活中常常上演类似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求见王熙凤的场景,凤姐儿一张口便是家道艰难,刘姥姥则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您老拔根汗毛比我的腰还粗呢。当然,有时我们扮演的角色,也在凤姐儿和刘姥姥之间来回转换。

推究“哭穷”的动因,是因为对当下生活的不满足。只不过“哭穷”者忽略了一点,薪资水平远低于他们的“劳苦大众”有着更强烈的不满和诉求。但是,值得我们推敲的恰恰是,为何原本应该生活优越且相对稳定的中产阶级会有如此普遍的不满足心理。

生存压力的普遍存在。换个位置思考,“哭穷”者也有其情有可原之处。算笔囫囵账,“哭穷”者中年薪二三十万的阶层,要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靠自身工资购买一套能容纳三口之家的房屋,恐怕也是很吃力的,如若不巧他还有父母双亲需要养老,再不巧一点,有些不可纳入医保范围的慢性疾病,那么他说自己穷,我想也不是不能理解的。住房保障体系、医疗保障体系、社会福利制度等方面的缺失,客观上造成了如今所谓中产阶级的生存压力。他们的主动“哭穷”,是想晒一晒自己生活的“艰难”,以引起广大网友的共鸣,获取心理上的些许安慰。而这种生存压力,其实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具有广泛的普遍性。这些原本应该被共同面对与探讨的问题,却因整个社会的心理失衡而成为阶级之间指摘的廉价筹码,最终沦为一场轻薄的闹剧。“哭穷”,作为中产阶级对于自身生存压力的陈述,也自然被理解成了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

物质攀比的浮躁心理。俗话说,富有富的活法,穷有穷的活法。在这个仍旧以物质进行阶级评判的社会,正如穷人盼望小康一样,中产阶级孜孜以求的是更高的生活品质。然而,近年来,随着“少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社会确实滋生了一股物质攀比的畸形风气。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精神上的缺乏,导致了人们的心理失衡,在行动上则表现为对于财富的极度渴望与不当追求,利而轻义、爱财而无道的现象时有发生。孔子曾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当金钱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至上标准时,人们向前看、向钱看,走得太急太快,一不小心就丢了原则,丢了悲悯之心。“哭穷”,将人们进行物质攀比之后的失落心情跃然纸上。这时候,中产阶级会考虑的是为什么人家开着法拉利而我只能开奥拓,而不是社会上还有多少贫困家庭尚待帮扶。

缺乏足够的改变途径。“哭穷”,作为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居然得以广泛蔓延,反映出的是一个缺乏途径改变自身状况的社会现实。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架构下,人们有所不满,则可通过多种渠道去追求生活或心灵上的改变。当下,我们的社会正面临艰巨的转型,正如大学生就业难、读书已经不再是改变命运的途径一样,中产阶级也承受着类似的痛苦压力,努力奋斗并不必然带来财富的增长,而许多投机渔利的传说让他们心痒难耐却难以捉摸。他们曾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进入“白领”的岗位,做着看似光鲜的工作,然而长久以来,他们的薪资及其所带来的生活水准往往几近停滞,且生活方式也呈现出单一固定的态势。在普遍的改变不能状态下,抱怨成为了排遣沮丧和郁闷的唯一渠道。话说回来,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郭文婧

应倾听“哭穷的”,更应关注“沉默的”

“哭穷”,是中国的“国粹”,很多小说都有这样的描写,借钱人还没张开嘴,有钱的人就说“穷的揭不开锅了”。真正的穷人,因为穷,似乎已经习惯穷了,反倒不怎么哭穷了;而那些喜欢“哭穷”的,往往并非真正的穷人,至少还没到该“哭”的地步,他们之所以“哭穷”,有的是真的“哭穷”,有的是怕“济贫”而“装穷”堵嘴,有的是趁机起哄上演“假戏”掩富。这次全国的调查,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有三类人最爱“哭穷”:矫情的中产小资、嫌贫爱富的人和不想也不会踏实奋斗的人。

对待那些“哭穷”,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同样爱“哭穷”的,当做志同道合的娱乐;真正光明磊落致富的,很不屑于这些道貌岸然者;那些真正的穷人,则对此种“为富不仁”充满了痛恨。调查显示,86.3%的受访者很反感“哭穷”,似乎也证明了,穷人真是多。世界上,富人穷人往往是二八定律,说20%的富人掌握了80%的社会财富;而中国更具特色,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曾引用一份权威部门的报告说“中国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时代周报》2009年6月25日)。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86.3%的受访者为什么很反感“哭穷”了。

矫情的中产小资、嫌贫爱富的人和不想也不会踏实奋斗的人“哭穷”,虽然讨人厌,但我们还是得学会倾听。在国际上,中产阶级往往被认为是幸福度较高的人群;但在中国,则另有一番特色,他们收入相对不低、支出相对较高、生活压力较大、最缺乏安全感(《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11月15日)。在激烈竞争的社会,还想拥有更好的未来,更担心失去已经拥有的,他们不“哭穷”怎么办呢?

中产阶级爱“哭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但是,正因为中产阶级不该哭穷,所以他们的“哭穷”还能够得到社会的关注,引起更多穷人的反感。但是,还有86.3%的穷人不是不愿意“哭穷”,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太卑微,他们的生存状态太可怜,社会大众对他们的关注太不够,所以即使他们哭穷,也没有人愿意听,也难以产生新闻效应,久而久之,他们知道哭穷也是白搭,“哭了也没有奶吃”,不如阿Q一下,懒得哭穷了,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一个社会,超过半数的人在“哭穷”,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还能够哭出声来的中产阶级,他们实质上是在“哭”社会的不公。但相形于矫情的中产小资、嫌贫爱富的人和不想也不会踏实奋斗的人“哭穷”,我们社会各界是不是更应该关心一下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打捞一下那些沉没的声音呢?

一个社会,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无论是中产阶级的“哭穷”,还是那些大多数的“沉默”,都是一种现实的批评。或许,“哭穷”泛滥确实会产生一系列社会负面效应,但我们不得不承受这种代价。

一个理性的社会,需要倾听“哭穷的”,更需要关注“沉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