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古牌坊:公共雕塑艺术中的不朽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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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灵山秀水中的一府六县之徽州大地，有着数不胜数的极为珍贵的古代文化遗存：古村落、古祠堂、古民居、古牌坊、古园林，古三雕等等，真是栉比鳞次、美轮美奂，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最能吸引人注目和最能引发探其究竟的是那一座座的徽州古牌坊。它们看似建筑，有的单一而立，有的成组横列，而有的前后比肩而去地坐落在村口或道路桥梁的入口处。它们有着极具审美意味的整体造型，无论或大或小，其精美的雕刻艺术，建筑般的架构，众多的数量规模，都无不分明地承载着无数徽州人的精神寄托。以其独特的风采，一种迥然有别于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国许多地方的古牌坊，显示出独有的艺术个性。被称为徽州古建筑“三绝”之一的古牌坊，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似乎已被定性为一种古代建筑形式，但笔者认以为，徽州的古牌坊，就其艺术的空间造型、人文精神的承载与纪念和审美功能的纯粹性等方面的独特艺术属性而言，和以实用功能为目的的古建筑形式的定性是根本不同的。它早已不是一种单纯的古代建筑形式，它其实早就成为一座座美丽而神秘的立体雕塑，一座座耸立于徽州大地上的极为独特的公共艺术作品，更已成为徽文化的一种重要象征物，一种博大精深的徽州人文精神的重要承载体和公共艺术环境中象征千百年的中华文明、人文精神的不朽的纪念碑。
雕塑和建筑都是人工制作的、占有立体空间和有形的由不同物质组成的物体，而二者不同的是，建筑强调的是遮风避雨、居住、集会等实用功能。随着文明进程的发展而注入其更多的美学概念，将艺术的造型功能如雕刻、绘画等运用并装饰其中，但是实用性依然是建筑的最本质的功能。而雕塑所要表达的则是精神层面的更具有象征和审美意义的艺术造型。在远古的石器时代，人们在古人类群居的遗址中发现的具有一定造型的实用工具，如石刀、石斧等，其造型虽已有了最初的审美和雕塑的空间感，但因其造型的目的仍然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功能上，因而这些工具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的艺术雕塑。但实物功能的变化，其自身属性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古人将这些实用工具的简单制作变成装饰用的配饰创作时，就转变成具有审美意义的雕塑艺术品了。而将这些装饰物转变成具有象征意义和精神信仰的物体时，或将其放大并置于公共空间用来作为震慑或朝拜的象征物时，同样的造型，因其功能和体量空间的转变，这些装饰物自然地变为纪念碑式的公共雕塑艺术。
这里说到古代实用性的泛雕塑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雕塑的历史进程，目的正在于从雕塑艺术发展规律角度来探讨作为古代建筑代表之一的牌坊，特别是徽州牌坊的艺术学定位定性，个人认为徽州牌坊早已不仅是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建筑样式而存在，它们在历经千百年的历史和文化演变中早已逐渐从实用功能产物转变成一种具有强烈象征性和艺术审美意义的雕塑作品，一种古人精神领域中的信仰与崇拜的公共纪念碑；而这种由实用功能转变为承载人文精神的极有意味和纯粹性的公共纪念雕塑，更进而演变成一种极具强烈人文精神和崇高艺术价值的公共艺术作品。所以古徽牌坊不仅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而且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而崇高的地位。它实在是徽州人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是徽文化中古代封建宗法制和程朱理学在人们精神文化中所起到的至高无上所独有的文化现象。
众所周知，徽州的牌坊传承于北方的牌楼，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街坊和村落中的“门”，被称为“衡门”，它前身可能是由望柱等造型象征物演变而来。特别是汉代阙，在中国建筑史中被称为奇特的“门”，而这种阙是遥遥矗立在宫殿、城池或陵寝的入口或孑然独立于其他建筑之外，静而威严地立于远古的大地上。此时的阙，已从院落中剥离而来，建筑的实用性不再重要，象征意义和雕塑符号化的意义则是其成为公共艺术标志。由于中国建筑是以木质结构为核心，高大的木质阙早已不复存在，我们可从众多的陵墓遗存中找到石质阙，如四川雅安高颐墓阙，它有着深厚而庄严的立体空间，雕刻精湛，从整体上看，门的实用性已经消失，更多的是其庄重、威严和静穆的永恒性，是一种精神上的象征物和典型的标志性纪念雕塑，而阙矗立在公共空间中，自然成为公共环境中的艺术品则是不争的事实了。
由于这些阙或门楼的设计，并不是针对历史上的大事件或历朝重大战争战役等而进行专门设计和雕刻的（陵墓除外），虽然标志性强，但个性化纪念性不足。到了隋唐时期，这种门楼又演变成新式的牌坊，被称为乌头门或棂星门，“棂星”取自古代天文学上的“文星”，意为天下文人学士集学于此。中国的夫子庙（文庙）与曲阜孔庙中的第一道大门都叫棂星门，既然是文人学士集学之地，也是用来祭祀天地的门的造型，这时的门已从汉唐时的标志性通用建筑到开始赋予其某种特定的象征意义，但依然没有真正作为象征意义纪念碑的象征意义而存在。那时的牌坊的设立有严格的的等级制度。按《唐六典》规定，六品以上官员府邸，才允许建立“乌头门”。宋代时称其为“阀阅”，已有了旌表门第的意思。这表明，要想建立这样的标志物，是有门槛的，这种标志物已成为一种达官贵人用来彰显门第的一种公共标志物，这与汉代阙用在城池宫殿、陵墓的入口处时的意义已有了很大的不同，汉时的阙不仅是汉代城池、宫廷及皇陵的标志物，也是大汉的威严与皇权的象征，个人是没有权利享用的。唐之后的牌坊，由于赋予了其更多的象征意义，随着社会制度及文化的变化发展，牌坊不再只是皇权的唯一象征标志，也可以是具有一定门第规定中的官宦人家和商贾儒士的特定象征性标志物。此时牌坊的“公共性”，已因更多的人们参与其中而得到加强，为明清时期的牌坊的发展兴盛奠定了基础。我们知道，牌坊的原型是门，唐代城池的特定建筑布局“里坊”，组成了众多的“坊门”，门的实用性又再次加强，至宋代，由于坊不再适合城市生活的需要，被逐渐废除，而坊门的建筑形式却遗留下来。到了明清时期，牌楼成了不可或缺的城市街景。同时门的功能性已经消失，而在象征性、标志性上得到了加强，造型上则更加多样，同时形成了南北差异。北方牌楼高大、简约，注重油彩的描绘，南方牌坊则更加灵秀、精致，特别是徽州牌坊在造型、立体空间的组合、雕刻上更注重艺术性、象征性，演变成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象征意义和雕塑艺术意义的公共艺术纪念碑。